康乾秉笔写昭君

帝王以诗写昭君者,寥寥无几。清代康熙、乾隆两位大帝共有6首咏昭君诗,二人在诗中都表达了对王昭君的关切和同情,斥责了和亲之策,都谈到治国方策的高下优劣。区别在于:康诗侧重治国理政方略,乾诗更关注昭君的悲苦处境。     

昭君故事解读的另一视角——清代诗人黄恩彤《昭君咏》评析

清代诗人黄恩彤的《昭君咏》是一首角度新颖的诗作。作者从历史事实出发,从人物性格分析着眼,指出昭君出塞不同于西汉前期的"和亲",导致昭君最终被遣的主要原因是汉元帝性格的优柔寡断,这对昭君题材诗歌的主题是一个拓展。此诗实为一篇诗歌形式的史论,是史学与文学联姻的产物。在今天的昭君文化研究中,区分历史的昭君与文学的昭君是必要的,在具体的研究中也应各有侧重,但二者之间很难截然分开,因此我们对历史的昭君与文学的昭君应该同样重视,对相关的资料也应该同样珍惜。     

清代王昭君题咏之转化与创新——以和亲是非之主题为例

试考察昭君故事之五大系统,六朝、唐代诗昭君和亲之主题之叙事情节,多近小说家言,不合史实。宋代变异生新,咏写昭君和亲故事其意在反思与批判,多涉及尊王攘夷之论。清代诗人题咏昭君和亲故事,诠释解读颇有新创可观者:或说画图之妍媸、或论红颜之祸福、或议和亲之是非、或评远嫁之哀乐,较近知性理性之判读。至于开发昭君故事之"遗妍",或点染汉宫之秋恨、或描述出塞之悲喜、或传写琵琶之哀怨、或称扬青冢之流芳,则多设身处地,拟言代言,接近感性抒情之挥洒。笔者选择"和亲之是非"进行讨论。     

识字与文字狱

在《太真遗事和昭君诗》一则中我曾说到:昭君和亲故事与唐明皇杨贵妃故事一样,历来是文人喜爱赋咏的题目。昭君诗多不胜数,其中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意新语工,当时即广为流传,名流如欧阳修、司马光等均有和篇。《明妃曲》意在翻新,许多诗句道出人     

高蝉多远韵诗坛有余音--唐代咏蝉诗概述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顶峰时期，进入诗人艺术视野的意象林林总总，许多生活中的寻常之物成为诗人情感的触发物、寄托对象和载体，这其中就包括蝉。本文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分期对唐代咏蝉诗的概貌和特征进行简要评介，在文本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唐代咏蝉诗托物言志、风格多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理想与现实之间——宋人昭君诗主题的一种解读

昭君出塞是历代诗人吟咏的永恒话题,两宋诗人也概莫能外。他们以昭君诗为载体,寄托了诗人鲜明的个人特色,其诗人既表达着他们以身许国的政治热情,同时又要流露出诸多怀才不遇的现实尴尬。结合宋朝的历史背景,解读宋代昭君诗的主题,可以管窥宋代士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心态及真实处境。     

《史记》对唐代咏侠诗的影响

《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侠客形象,赞颂了他们可贵的侠义精神,唐代诗人深受其影响,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咏侠诗,对《史记》中的形象和精神进行了继承和发扬。本文试从"侠"的形象、"侠"的精神这两点着手,分析《史记》对唐代咏侠诗的影响,并对李白的咏侠诗进行个案研究,从中解读《史记》和唐代咏侠诗的关系。     

近二十年来唐代咏妓诗研究综述

唐代咏妓诗作为唐诗中一种类型,早为学界所关注。近二十年来,唐代咏妓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咏妓诗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自身的特点和文献学意义这几个方面。唐代咏妓诗具有明显的学术研究价值,但研究相对冷清,成果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意义尚显不足。     

历代“昭君村”“昭君墓”诗歌解读

历代"昭君村""昭君墓"的诗歌,是构成昭君出塞和亲文化核心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们以特殊的视角写就的诗作,有着特殊的意义和韵味。分析探讨诗歌中的意向、审美、主题,是我们更好地了解昭君出塞和亲的时代风貌与文化道德的一面镜子;亦是我们深入挖掘昭君精神本质风采,感受昭君多元形象的特殊基石。     

论元代诗人的昭君诗

昭君出塞的故事对后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梳理了昭君故事发生发展的历程的同时，着重对元代诗人的昭君诗的丰富内容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元代的昭君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借古讽今，借昭君胸怀，浇自己的块垒，正是元代歌咏昭君诗歌独到、创新之处。     

唐代边塞诗主题例谈

受唐代边境战争性质不同认识的影响,人们历来对唐代边塞诗的主题价值有不同的评论.由于边塞诗是特定社会现实下产生的抒情诗,所以把唐代边塞诗的主题倾向定位于诗人们对国事的关心、对现实和自身命运的关注不无意义.     

论韩偓诗歌在唐宋时期的传存与接受

韩偓诗歌曾自编为《韩偓诗》和《香奁集》两部分。《香奁集》在当时的影响远大于韩偓其它诗歌。宋以后韩偓诗篇不断增加,诗集的卷数、名称俱无定准,但《韩偓诗》和《香奁集》平行流传的格局不变。《香奁集》在宋代持续发挥广泛影响,尤其受到词人的青睐,且由于与韩偓"唐末完人"的形象严重不符,以致引发真伪之争;也由于《香奁集》在宋代韩诗接受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韩偓诗风逐渐被认定为秀雅婉媚,对后人认识、评价韩偓其人其诗有深远影响。     

李白乐府诗与汉乐府诗的语言风格比对

千古诗仙唯李白,李白在中国诗坛旷古绝今,遗作九百多首,诸体皆备。李白乐府诗是成就最高的重要部分,其一生诗作精华尽付于此。李白的乐府诗和汉乐府颇为不同,朴实而又奢华,飘逸而又瑰丽,通俗而又典雅,豪放飘逸、壮浪雄奇,本文将从唐代乐府对汉乐府的接受和传承入手,重点对李白乐府诗与汉乐府诗的语言风格进行比照,并在此基础上对李白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做简要介绍。     

即事类乐府在宋代的创作与渐变

以＂病时＂与＂即事名篇＂为主要特征,＂忧黎元＂、＂补时阙＂为其核心所在的即事类乐府,不仅为宋代诗人所雅好,而且还使之成为一时之创作风气。宋代的即事类乐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类型上主要分为＂自创新题＂与＂袭用新题＂两种。相对于唐代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以＂为事而作＂的新乐府,宋代的即事类乐府在形式特征方面已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即其诗题大都由原来较为单一的＂汉乐府式标题＂,一变而成为以＂×××歌＂、＂××行＂、＂××吟＂结构的歌行类乐府。而近体诗在这类乐府诗中的出现,则标志着古体诗一统即事类乐府天下的局面,在宋代已为诗人们的艺术实践所打破。     

论宫体诗及其初唐新变

宫体诗又被称为南朝艳歌,它在南朝的文坛上可谓是姹紫嫣红。宫体诗作家们创作了众多作品,其中不乏表现纯情、真情之作。宫体诗在南朝之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人们的继承中不断进行着新变,这一点在初唐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宫体诗从描写的内容、表现的手法,以及作者群都发生了改变。新变后的诗体既符合当时人的审美,也符合大唐一统的气象,为迎接盛唐诗歌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宫体诗也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新变中求得了重生。     

桑乾河中流淌着的唐宋诗

桑乾河发源于山西雁北,经河北西北部,穿越北京,汇入海河,注入渤海。历史上,在桑乾河流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但这条河流进入诗人们的视眼,要远远晚于这里发生的征战。始于北齐,至有唐两宋时期,以桑乾河为主题的诗作才蔚为大观。这些诗歌,大多以战争为题材,也有羁旅行役之作,或朋友间的问候与思念,或讴歌和平。风格多慷慨激昂。从唐朝至有宋,流淌在桑乾河中的诗歌里,其嬗变之迹明显。     

唐诗山水自然生态审美

中国山水诗的发展至唐代可谓已臻登峰造极之胜境。由于唐代诗人对山水自然美的价值所特有的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故而使得唐代山水诗别具“畅神之山水”“感怀之山水”“人化之山水”三种自然生态的审美价值。诗人们凭借山水,或体现个性,或感怀身世,或畅神适性,或抨击黑暗,或避世隐居,或陶冶情操;它们既是诗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又是诗人自由往来的精神家园。唐诗离不开山水,山水孕育了唐诗;山水由唐诗而妩媚,唐诗因山水而生辉。唐诗自然山水的丰富内涵,实即“天人合一”思想在唐代得到最为突出的体现,这对于增进当今人们的环保意识,调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皆不无启迪与教育意义。     

从《国秀集》看盛唐普通诗人

唐人编撰的诗歌选集《国秀集》,因其所选诗人绝大多数是盛唐普通诗人,长期以来,对《国秀集》的研究比较薄弱。论文以《国秀集》为研究对象来探讨盛唐普通诗人及其诗歌。“盛唐普通诗人”,因其是“盛唐的”,故其诗歌具有盛唐诗歌的某些特征;又因其是“普通的”,故其诗歌又具有不同于盛唐著名诗人诗歌的地方而具有自己的一些特征。     

张籍与韩愈、白居易的交流及唱和

中唐诗人张籍与韩愈、白居易，在数十年的交往中，彼此之间写有50余首唱和诗。追溯三位诗的交游历程，解读其唱和之作，有助于感知中唐两大诗歌流派代表人物的精神风貌，并认识诗人彼此相知相交、切磋砥砺的唐诗乃至唐代学繁荣昌盛的原因之一。     

论贬谪的逆境对诗歌天才的玉成

天才诗人的造就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贬谪,这不幸的逆境造就了一代代的天才诗人。从先秦到明清的两千多年,一系列有成就的诗人,无不是因贬谪而创作了水平卓绝的贬谪诗,从而奠定了他们在诗坛的地位。屈原因＂放逐＂而著《离骚》,以香草美人比喻象征,开拓了我国诗歌创作寄情言志的传统;号称唐代＂三大诗人＂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和韩愈,宋代的苏轼以及很多朝代的诗人,他们在逆境中创作的贬谪诗,堪称他们的代表作。贬谪诗写的是个人之遭遇,抒发的却是人间之真情;在艺术上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诗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