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向著作引诗看刘向的《诗》学观

刘向在其所著的《列女传》、《说苑》、《新序》中,保存了大量对《诗经》的解释性的文字,其义与鲁韩间有异同。而关于刘向《诗经》学在齐、鲁、韩三家中属于哪一家的问题已聚讼千年。本文从《列女传》、《说苑》、《新序》三部著作出发,将其中引诗全面整理,通过其与齐、鲁、韩三家诗的比较,究其不同;通过对其引诗的分类,发掘、还原刘向对于《诗经》的理解,从而述出刘向的《诗》学观。     

清代学者三家《诗》研究之师法、家法考

汉代经说遵守师法、家法,但又是"有弹性"的。认识到汉儒在三家《诗》的传承过程中遵守师法、家法,是清代学者进行三家《诗》辑佚研究的基础。实际上,清代学者辑佚三家《诗》,在依照师法、家法进行归属时,又产生了一些分歧。这一方面是由于三家《诗》本身亡佚已久的特点造成的,另一方面,辑佚者的辑佚思想和论述倾向不同,也影响了他们对于三家《诗》的认定。清代学者在进行三家归属时,也存在着诸多的纠结与无奈,他们既要必须贯穿师法、家法进行三家《诗》的辑佚,但有时又不是很彻底,甚至是前后矛盾的。     

《说苑》引《诗》略考

西汉刘向《说苑》为历史材科的合集，其中引《诗》处甚多。刘向作为资科的收集在引用诗句时，或照而引，或就语境改之，颇能反映出刘向对所引诗句的个人见解，本从这一角度出发，力求通过分类说明，将刘向的理解做一定层次上的阐释，以作为注解《诗经》的旁证。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班固《诗》学渊源试论

班固在汉代《诗》学存在今古之争,同时官方学术又重视家法的情况下,并不为一家一派之说所拘囿,对三家诗和《毛诗》博览通习、兼收并蓄。班固《诗》学的这一特点,与汉代学术的一些发展趋势密切相关,既是对日见蠹坏的汉代官方今文经学的反动,同时亦与当日颇为兴盛的"通人"之学相呼应。     

刘向《新序》著作性质考辨

关于西汉著名学者刘向《新序》的著作性质 ,自古以来许多学者认为其出于旧有之书 ,而非刘向所自造。《汉书·艺文志》著录《新序》为“刘向所序”,但从“序”的含义、刘向校书情况及其对材料的运用情况三个方面来分析、考证该书的著作性质 ,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刘向《荀书序录》考释

研究荀子事迹,大多依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向的《荀书序录》,然刘向关于荀子的叙述与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相比较,有不合和可疑之处,还有一些增补内容。     

从《凯风》蒙耻看《诗序》流弊

一、《诗经·凯风》篇的本义：是一篇儿子们未能尽力回报母亲养育深恩和期望而自愧自责的亲情诗。本为盛赞母爱的诗歌杰作。二、汉、宋经学的玷污。《诗序》等无端地诬蔑诗中母亲：“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欲去嫁也”。《诗序》流弊很大，一直危害到今。三、《诗序》谬说经久不破的儒家诗教、经学师法、家法等原因。四、《凯风》诗的正确古义，汉晋唐宋人多奉为“千古母仪”，朱熹后来也公开改变观点，对母亲发出“不胜凯风寒泉之思”     

出土先秦《诗》学文献与荀子的《诗》学思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诗经》有关的简帛古籍在楚地大量出现,这些出土《诗》学文献或在荀子时代稍前,或与之同时,或稍后,为我们研究荀子与《诗》的关系又增添了文献上的依据。出土文献和《荀子》中都有一定数量的逸诗,这说明荀子所依据的《诗经》版本与今传《毛诗》的不同,而对《诗经》之外的逸诗进行搜集、整理、研究似是当时学者的共同兴趣。荀子从＂性＂、＂情＂出发,强调《诗经》的道德功能和政治作用,事实上把《诗经》推向了经典的地位。     

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     

《诗·邶风·柏舟》主旨辨议

《诗·邶风·柏舟》的主旨,历来见智见仁,概为三说：一为仁人不遇说,二为弃妇之诗说,三为妇人自誓之诗说。从《孟子》、《左传》的记载中可以考见,先秦时期人们已确认此为仁人不遇之诗。而此诗最后一章中＂如匪瀚衣＂句,＂匪＂当为＂篚＂,＂瀚衣＂即＂翰音＂,此句喻己＂如笼中之鸡＂。故本文认为此诗主旨当以《诗序》＂仁人不遇＂说为是。     

两汉君臣用《诗》考

《诗》自先秦传人两汉,在两汉历朝君臣的下诏和上奏中都大量引用到《诗》,它们分别以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为中心,俨然形成两个用《诗》集团。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和不同历史时段社会政治、经济与学术思想发展的差异,这两个用《诗》集团在引用《诗》之“风”、“雅”、“颂”的数量和在诏奏中征引时所呈现出的应用特征,又有不同;而在此中则反映出了《诗》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流变和时代特征,显示了《诗》之经典性与历史性融通的进行和完成,是春秋时期政治用《诗》和战国时期文本用《诗》的完美融合和发展。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探微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一书的内容,历来被认为只是辨＂淫诗＂、＂笙诗＂二端,且持论多有偏颇,因而本书的内容和价值一直未能受到人们的重视。实际上,毛氏此书在论辩＂淫诗＂、＂笙诗＂的过程中,涉及到中国《诗》学史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并多有创见,其中有些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两汉君臣用《诗》考

《诗》自先秦传入两汉,在两汉历朝君臣的下诏和上奏中都大量引用到《诗》,它们分别以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为中心,俨然形成两个用《诗》集团。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和不同历史时段社会政治、经济与学术思想发展的差异,这两个用《诗》集团在引用《诗》之"风"、"雅"、"颂"的数量和在诏奏中征引时所呈现出的应用特征,又有不同;而在此中则反映出了《诗》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流变和时代特征,显示了《诗》之经典性与历史性融通的进行和完成,是春秋时期政治用《诗》和战国时期文本用《诗》的完美融合和发展。     

刘向与《列子书录》

今传本《列子书录》与刘向的关系历来存有争议。许多研究者认为，今传本《列子书录》乃后世伪作，与刘向没有关系。文章辩驳考论后认为，今天流传的《列子书录》出自刘向之手，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列子》也是刘向所校定的《列子》。     

汉代今文《诗》学兴衰探微

有汉一代,今文经《诗》学昌盛,齐、鲁、韩三家均立博士。时代的需要及三家《诗》学自身的特点是其兴盛的主要原因。然而,官办经学繁荣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学术危机,日益繁琐的师法家法严重束缚了其自身的发展,《鲁诗》的抱残守缺、《齐诗》的阴阳灾异、《韩诗》的“引《诗》证事”“微言大义”是三家《诗》衰微的深层原因。     

《列女传》中《诗》本事与小说元素

《列女传》是刘向编纂的一部旨在讽谏后宫、"以戒天子"官方文献。《列女传》采取了大量先秦、西汉文献,同时有刘向本人的加工和改造。《列女传》中有不少故事与《诗经》本事相关联,对这些故事进行考察,既能考见当时的鲁诗文献,也能考察《诗》本事编纂中的小说元素。《列女传》中的《诗》本事是《诗经》本事故事向诗本事小说的过渡。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不仅使杂传体得以形成，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不仅是杂传之“始作”，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论先秦诗学的“《诗》学”特征

先秦诗学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发端,虽有很多文献资料都有对＂诗＂的议论,但先秦诗学具有显著的文献之＂《诗》＂的特点,而非我们现在理论强调的文体之＂诗＂学。     

《尔雅》郭璞注引《诗》考

东晋郭璞的《尔雅注》是清代以前各种注本中最著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尔雅》＂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郭璞为其作注引经据典,博采众长,且以《诗经》为最多,其有引《诗》达一百七十例。我们就《尔雅》郭注引《诗》情况与传世《毛诗》进行比较,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引自《毛诗》,参照有关文献资料,我们推测郭璞可能引用的是《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