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技术创新：理论源起、整合框架与发展前瞻

新时代,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大国竞争与企业创新战略引发重要关注,系统性探究“颠覆性技术创新”(Disruptive Technovation, DT)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内涵与整合框架对于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国家战略的实现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然而,现有关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研究存在概念模糊、边界不清、框架缺乏整合性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首先以技术导向下的创新理论范式演化为视角,系统回顾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理论源起与边界,构建分析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进而,基于文献归纳与理论推演,研究提出涵盖技术新颖性(Technological Novelty)、技术优越性(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与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的颠覆性技术概念内涵体系,并以之为核心梳理涉及颠覆性技术获得(涌现与搜索)、识别、采纳与扩散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研究议题整合框架;最后,研究分析当前形势下我国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机遇、约束与挑战,展望在复杂国际环境与新发展格局下颠覆性技术创新实践与研究发展的未来大趋势。     

新型基础设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研究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定了总体远景规划,其中新型基础设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如何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科学地协调科技、产业、国家治理和国际战略等多种要素,从而激发出系统性、可持续的创新与发展效能是抓住当前新科技革命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的关键。文章以新型基础设施涉及的若干科技产业发展趋势判断为起点,研究了新型基础设施在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与作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科技、产业与战略的协调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参考。     

国家科技治理体系的理论构架与政策蕴含

健全和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是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方针,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的研究课题。在考察科技治理思想和科技治理问题的基础上,以系统分析为方法,以治理理论、创新理论、科技政策与管理和科学与社会为理论视角,结合国际上科技治理实践和体系建设的实践,阐述了科技治理体系意义及其构成要素,对国家科技治理体系的整体架构做了理论探索。研究得出结论：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多重目标,国家科技治理体系由战略—领域—研究计划—研究活动—结果及影响等几个层面的治理构成,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理论研究表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政策措施要沿着明确治理的方向性、加强宏观战略治理和政策协调、扩大研究机构的自主性和完善主要政策工具等方面加强。     

论科技治理

科技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在科技管理领域的延伸,理论背景包括科学治理、技术治理和府际关系理论。科技治理的特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纵向和横向科技活动的复杂结合,这种结合又分为协同、依赖、导向以及耦合等四种政府间科技治理关系。科技治理对我国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科技资源,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事业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试论颠覆性技术保护空间的协同治理框架

颠覆性技术为后发国家技术突袭和弯道超车提供了抓手,探索其保护空间的协同治理框架对科技强国建设和创新治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颠覆性技术保护空间现有研究中治理框架的不足,在社会-技术系统转型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三螺旋系统和政策干预多级效应,研究了颠覆性技术保护空间的多元治理主体及其互动、多层次治理过程及其政治进程、多情境协同模式及其治理结构,构建了颠覆性技术保护空间的协同治理框架,为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协同应对新兴技术治理挑战提供了思路。     

基于专利挖掘和Gompertz模型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研究

颠覆性技术已经成为推动新一轮技术变革的重要抓手,颠覆性技术的精准识别对于把握技术变革机遇、布局技术创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围绕技术或市场的单一维度特征进行颠覆性技术识别,而对于综合“技术-市场”维度的系统性识别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从颠覆性技术特征出发,构建基于专利挖掘和Gompertz模型的系统性识别方法,并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颠覆性技术具有“技术-市场”双重维度特征,具体可围绕前沿性、独特性、影响力和扩散性四个基本特征进行颠覆性技术“漏斗式”逐层识别;(2)综合专利挖掘和Gompertz模型构建系统性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可实现对颠覆性技术的系统识别;(3)动力锂电池技术的实证研究表明,本文构建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可提升识别过程的效率和识别结果的准确性,有效克服主观判断的局限性。该方法突破了已有识别方法中特征信息获取不全面、识别结果准确性较低的局限性,可以为颠覆性技术的早期识别提供更加科学的方法支持。     

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研究——第S70次香山科学会议学术综述

文章对以“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研究”为主题的第S70次香山科学会议的报告和发言进行系统性总结,梳理会议共识为3个方面：（1）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在智慧法治、网络治理、数据治理、应急管理4个典型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成就;（2）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3）需要从顶层设计上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进一步促进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历程与展望

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出台为标志,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拉开了系统性全面建设的新帷幕。本文回顾现代科技伦理议题的兴起发展与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历程,对新时代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方针与主要原则进行解读,结合当前方向展望未来科技伦理治理图景。     

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的组织实施与管理——基于DARPA的分析

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的组织实施与管理是目前各国政府、学术界以及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通过回顾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概念内涵,基于科学、技术与产业的演变关系提出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生成机制;考察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在项目生成、过程管理与评审评价等方面的经验实践以及资助项目的论文产出特征,提炼总结了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的关键路径与实施机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情境下发展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条件和挑战,最后从如何激发、识别与评估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给相关科技管理部门提出了政策建议。     

科技治理框架下国家科技重大任务形成机制探讨

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是科技战略引导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抓手,将其纳入相对确定的形成决策机制,是保持其重要功能定位,有效支撑科技、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方面。梳理治理理论的起源与发展,综合分析我国语境下公共治理的内涵,总结提炼科技治理体系建设的重点方面,并基于公共治理理念和科技治理体系视角,探索提出我国重大科技任务形成决策机制框架,主要包括构建科技决策立法与监督体系、确保在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各类参与主体的科技诉求、实现最高决策主体的民主决策、优化决策体系中各环节反馈与协同等方面。期望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重大科技任务管理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科技改革十年回顾与未来走向

文章从科技宏观治理、攻关应急体制机制、科研人员全职业生涯、科研活动全链条、企业全生命周期、创新主体、区域创新和科技创新全生态等方面,系统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改革近10年实践探索与效果;分析了主要创新型国家在科技改革中呈现出的战略统筹加强、政府干预增强、重视颠覆性创新和未来技术、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注重开放科学与科技安全平衡等新动向。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面向未来的科技改革走向,提出了支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改革思路与展望。     

全球科技治理的权力结构、困境及政策含义

全球科技治理是在国际层面上干预、规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和规则体系,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科技创新的新特点和新环境。全球科技治理的内容可分为两方面:科技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和基于全球问题的科技治理。国家政府、市场(跨国公司)和公民社会是全球科技治理中最重要的行动者,它们的行为中渗透着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三类主体在两对冲突中的行为组合,导致当代全球治理中的工具理性和国家主义,并进而导致了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诸多困境。最后就如何提高中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能力,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     

科技社团参与科技评价的角色与路径——基于三重逻辑的理论分析

探索科技社团参与科技评价的理论机理及实现路径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科技评价机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厘定科技社团概念与功能的基础上,从组织逻辑、制度逻辑和行动逻辑论述了科技社团参与科技评价的独特优势,并归纳了科技社团参与科技评价的四种角色,即评价组织者、标准制定者、失信约束者及奖励举荐者。然后,系统阐释了四种角色的内涵、特征及实现基础,建构了科技社团参与科技评价的实践路径。最后提出科技社团更好地参与科技评价的改革举措。     

共同富裕示范区科创高地建设科技伦理反思性高阶“元治理”路径

新兴科技的前沿创新性、动态变化性、多元互动性使其伦理治理存在难度，传统的治理方式难以快速应对。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发展“互联网+”、生命健康和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亟需识别新兴科研领域的伦理风险并加强伦理建制。为此，基于我国重点科技创新领域伦理治理存在相关法律法规文本体量不足、专业审查机制及配套保障不完善、科技伦理教育薄弱、总体伦理素养有待提高、科研伦理创新治理路径有待拓展等现状，系统分析信息科学、生命健康和新材料三大科学领域代表技术的潜在伦理风险和伦理治理现状，提出浙江省反思性高阶伦理“元治理”路径，包括：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伦理治理、完善特色科技伦理制度文本、加强伦理审查制度建设、健全伦理教育科普制度以及数字化赋能高效管理等，以期促进科技理性驱动共同富裕示范区经济社会发展。     

科技政策学的理论溯源与内容框架构建

当前科技政策学尚未形成广为认可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通过梳理既往国内外科技政策研究与政策实践的主体内容,总结分析科技政策相关概念与内涵的演变,从科学学、创新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3个学科视角对科技政策学的主体理论进行分类梳理,在我国科技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需求与框架下探索提出科技政策研究的三层级框架,包括宏观层的科技战略研究、中观层的创新系统和政策工具研究以及微观层的政策过程研究,以期为科技政策研究的学科化发展提供支撑。     

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十年发展与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优化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不断优化，已形成多层纵横联动的政策体系。科技人才教育与培养政策不断完备，使用与发展政策逐步改善，评价与激励政策更加丰富，有效保障了我国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不过，现有科技人才政策体系仍存在系统性不足、精准性不高、联动性不强，以及对青年科技人才和基础研究人才（以下简称“青基人才”）支持不够等问题，无法充分满足新时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下对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的迫切需求。在新形势下，要夯实科技人才建设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引领作用，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未来的科技人才政策需强化自主培养、服务国家战略与聚焦产业需求，推进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青年科技人才政策、基础研究人才政策、战略科学家和卓越工程师发展政策落地；深化科教融合，推进面向科技发展需求的科技人才教育、培养和发展的政策体系建设，建立遵循科研活动规律的研究生教育制度；系统思考优化科技人才评价与激励政策体系，推进科技人才生活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多部门协同推进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人才机制，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中国31个省市及重点省域科技创新效率评价研究——基于超效率SBM-Malmquist模型

以2015—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利用SBM-Malmquist模型对我国科技创新效率进行静态与动态测算并选取《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1》中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最高的十大省（区、市）进行重点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整体科技创新效率较低，但有向好趋势，区域间呈现出“西部>东部>中部”的态势；我国科技创新效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拉动作用抵消了技术效率衰退的影响；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最高的上海市和北京市分别出现科技创新投入冗余和技术进步不足的问题。为实现我国科技创新自立自强，需从区域协同、技术进步、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发力。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suggests not only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mands the expans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borders between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industrial companies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but also that science leads as well as follows technology. Medical innovation in particular is very dependent on scientific research, which represents a source of information that impels the productive sector. The latter introduces a series of questions that motivate the researchers in their attempt to understand how the human body reacts to certain products and therapi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attern of S&T interaction for both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NSI) and the health innovation system. The panel data and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s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 The theory about the existence of a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them has been confirmed, which means that science moves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also influence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estimated models, which use data from scientific papers and patents as prox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resent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called NSI, known as a multifaceted and complex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加强数据要素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作用

数据要素治理是数字时代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支撑。通过强化数据要素与国家治理深度融合,能够加快建立数据驱动国家治理的新模式,推动国家治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和高效化。欧美等国不断加强数据要素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应用、协同治理机制和全球治理合作,有效提高了数据要素治理水平,为我国提供了经验借鉴。不过,受数据要素的虚拟性、涉及主体较多、泄露风险较大、技术支撑水平要求较高等特点的影响,目前我国数据要素治理仍面临着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伦理治理机制不完善、人才和技术基础较薄弱等挑战,无法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以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新时代迫切需要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需求和应用场景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数据要素治理体系,树立兼顾公平、效率与安全多方位发展的治理观念,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强化科学、技术与制度多维协同驱动的治理思路,完善人才、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以提高我国数据要素治理水平,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关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的思考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路径。从全球百年科技史来看,伴随着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主要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均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和强化其战略科技力量。文章在深刻认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的重大意义基础上,分别从聚焦国家需求"基本面"、围绕前沿探索"无人区"、面向产业经济"主战场"3个方面论述了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布局的思考,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