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宗被杀”的证据不能成立

考察了“顺宗被杀”说的来龙去脉及其两条证据,着重对两条证据所依据的史料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顺宗被杀”说对两则史料的诠释似是而非,不足为据;两则史料原来都另有所指,“顺宗被杀”说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证据,属于牵强附会。     

评《顺宗实录》

文章考辨了《顺宗实录》的真伪、被修改的真实原因,修改后的《顺宗实录》与今天我们所见之《顺宗实录》的关系,以及它的史料价值和韩愈的史识等。     

韩愈《顺宗实录》考实

从宋代开始，就己经有人怀疑传世的《顺宗实录》出自韩愈手笔。清人沈钦韩则认为韩愈所修的《顺宗实录》即宋人所称的详本早已亡逸，今传本即宋人所称略本为韦处厚所撰。本文根据唐代史料和韩愈本人的文集，详细考察了《顺宗实录》的撰修、删削经过以及后代流传的情况，断定详本为韩愈原修本，略本为路随删削本，详、略二本都是韩愈手笔。并以《通鉴考异》等书为线索，在《册府元龟》中勾稽出已经亡逸的详本佚文若干条，以显示详本的原貌及其被删原因。     

关于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顺宗实录》评价

:1 999年 ,卞孝萱、杨友庭和任晖三位先生 ,分别在《文史知识》和《周口师专学报》上发了关于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对《顺宗实录》评价的文章 ,颇为重要     

韩愈《顺宗实录》的史传文学价值

韩愈兼善史笔,本"实录"之精神修撰《顺宗实录》,记载顺宗朝种种腐败的人和事,既为奸佞暴戾之人,亦为忠勇直谏之士立传;记事书法,必无所苟;一事之叙,必溯原委;一人之见,具详生平。《顺宗实录》虽没有充分展现韩愈的史才,但其史传文学的价值值得肯定。     

新高考历史复习中应加强史料教学“三化”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龆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有句名吾“史学就是史料学”。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提出“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史学工作者总是根据史料来认识和重构历史事实的,通过史料呈现历史事实,认识历史、揭示历史本质。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要求做到“沦从史出,史论结合”。     

“尉剑挺”解释辨正

初中语文课本《陈涉世家》有言:“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对该句中的“剑挺”,课本解释为“剑拔出鞘”,笔者以为不妥。理由有三:①尉“笞广”,即已对广实施了鞭刑,证明他尚未起杀广之心,如果有杀心,何不先拔剑而杀广?②如果剑是被尉拔出鞘的,剑把子应当是被尉攥在手里,赤手空拳的吴广岂能轻易夺到?更何况吴广倘若搏斗夺剑,也一定需要一些时间,另一名尉岂能袖手旁观,坐观同伴被夺剑而杀?③这一解释语法上有问题。“剑挺”释为“剑拔出鞘”,“尉剑挺”则为“尉剑拔出鞘”。“尉剑拔出鞘”到底是“尉的剑”拔出鞘,还是“尉/剑拔出鞘”,即尉是主语,“剑拔出鞘”是谓语?若为前者,“尉剑”是一对直接成分,注释显然破坏了结构层次;若为后者,则不合古汉语句法规则。按古汉语句法应说成“尉以剑挺”之类的句子。由此可见,这一解释是错误的。其解释依据大概出自《说文解字·手部》:“挺,拔也。”《唐睢不辱使命》中“挺剑而起”的“挺”便是“拔”之意。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探析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是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维摩诘经》玄奘译本的注疏。该经疏从头至尾对照玄奘和罗什两个译本，对旧译本的阙误不足以及两译的辞别义同之处均予以了详尽分析。该疏依慈恩宗的判教理论把《维摩诘经》同时判摄于空宗和有宗，批驳了该经唯属于空宗的观点，并以慈恩宗的四重二谛之说结合经文，给出了判摄该经于有宗的理由。《说无垢称经疏》另外一大特色在于窥基依清辨、护法二师的古注，同时以空有二宗的理论并行阐释大部分经文，这对于精研经义、探讨空有二宗的理论异同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各派对《维摩诘经》进行了判教，窥基也对中观唯识二宗义理进行了会通。     

是反叛的英雄,还是任性的妖魔--"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形象再分析

本文通过对《西游记》前七回中“反”字的分析和孙悟空被动性的揭示以及“反叛”说证据的审视，并从作者的态度出发，挖掘出孙悟空更为真实的一面，一个任性的妖魔。     

“唐氏之弃地”试解

韩愈说柳宗元“俊杰廉悍”，“踔立风发”，“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但由于参加王叔文等人的改革运动失败，走上了流落南荒的放逐之途。“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圣恩倘忽念行苇，十年残踏久已劳”（《寄韦珩》），而恰是仕途的不顺和内心的苦闷促成他在文学创作的丰收。《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他：“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在永州的十年正是柳宗元诗文创作上最多产的时期，其中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在此地写成。     

明代程大位《算法统宗》的盗版问题

明代杰出数学家、珠算宗师程大位撰写与刊行的《算法统宗》十七卷，集16、17世纪数学之大成，并传入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对于中国古代数学，特别是中国珠算推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作者先后发现了明版程氏《算法统宗》十二卷本各一部。为此，作者对程氏《算法统宗》作了认真地考证，发现“十二卷本”是“崇文堂”刻书坊的盗版本。它以“十七卷本”为兰本，内容与十七卷本完全相同，只是改变了分卷和分册的数目而已。鉴于它是四百年来新发现的惟一的明代改编本．在版本学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珍藏价值．     

晚唐诗人储嗣宗或非储光羲曾孙

今存库本《姓纂》内容颇多脱漏讹误,且其中关于“(储)嗣宗”的部分记载疑为后人所羼,故其作为支撑“储嗣宗乃储光羲曾孙”观点的文献可靠性并不足;又从后期若干文献和相关历史事实推知,此处之“嗣宗”乃系“调宗”之讹,而与储光羲曾孙无涉;而储氏族谱对储大文判断的坚持,也侧面证明了此讹乃为几百年来储氏后学之公认;同时,储嗣宗诗歌中体现的吴越地域色彩,亦可有摆脱“储光羲曾孙”身份限制进行解读的可能性,故并不能成为储嗣宗储光羲关系绑定的旁证。     

过年

俗语云：“大人望买田，细娃儿望过年。”对于乡村细娃儿来说，过年，有很多期望的：杀年猪，吃庖汤，穿新衣，走人户，看焰火，舞龙灯……一颗颗童稚的心都像着魔似的，被诱惑着，鼓舞着。而且，“望”的过程也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就过年。”有一条河，河中间有一尊巨石，平时都淹没在水里。一过冬月，河水慢慢地变浅了，石头慢慢地露了出来。     

“辞赋之罪人”与“四六宗臣”——评庾信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对于庚信在赋史上的地位有两种评价，一为“辞赋之罪人”，一为“四六宗臣”。“罪人“是以古赋者标准得出的，“宗臣”则是就瘐信在驿赋中的作用而言。两种评价貌似不同，实际上却彼此联系，互为因果。骈赋从东汉咏物抒情小赋发展而来，咏物抒情小赋是在汉大赋衰落时兴起，与汉大赋分属不同的审美范畴。这是赋体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瘐信作为骈赋的最高成就者，可与古赋作者司马相如分庭抗礼，在赋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     

《庄子》心理之“顺”

《庄子》“顺”思想具有多层面性、多线索性和流动性,“顺”思想体现于心理领域也是如此。“虚静”和“累”便分别涉及到心理领域的“顺”与失顺。针对干扰心理之“顺”的因素,为了重建心理领域之“顺”,《庄子》提出了实现的路径：顺心。顺心主要包括“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谨守而勿失”和“虚己以游世”等等。     

《庄子·大宗师》赏析

《大宗师》是庄子内七篇中的一篇。“宗”即“万物之宗”的“宗”,有宗主、本源之意。而“师”则可以理解为效法之意。“宗”实际上相当于庄子所提出的“道”,而要去效法的也正是这个道。虽然庄子的《大宗师》不及《逍遥游》浪漫飞扬、汪洋恣肆,却也论及了庄子对人生、对“道”的看法。     

“仲尼问官”与“夹谷之会”考

历来有“仲尼问官”、“夹谷之会”分别在连云港孔望山、赣榆夹山之说。此说实肇始于《舆地要览》、《隆庆海州志》。本文通过分析有关史料，指出“仲尼问官”，史有其事，但登山望海，并非信史；夹谷会盟也有其实而非其地。还提出对地方志史史料应加甄核。     

新补《全清词·顺康卷》22家52首

地方志中存留有少量清顺治、康熙两朝词人词作,尚未被《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及各类辑佚论文著录,今新补22家52首词,以备《全清词》重编时参考。《全清词·顺康卷》及《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已收词人,则录出佚作;失收词人,则在词作前考订词人生平。     

新、旧《唐书》张皇后叙事差异及政治讳隐

张皇后于唐肃宗危难之际起势,在安史之乱的历史大背景下,于皇权争斗中落败,由皇后赫赫之尊而被废为庶人,最终幽闭而崩,被史家记为祸国的典型。但抽绎新、旧《唐书》等史料在张皇后叙事上的微妙差异可以看出,正因她卷入的是“上皇”玄宗与肃宗的权力角逐、肃宗时诸王争斗,以及代宗继立等复杂的最高权力争夺旋涡,她的形象在史书叙事中被有意建构,其操弄权柄祸国的一面被强化,最终成为政治讳隐的牺牲品。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客观方面认定问题探析

根据《刑法》第307条第2款的规定，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其中，“帮助”在方式上多种多样，且不以被帮助人的犯罪事实为前提；“毁灭、伪造证据”应该包括隐匿、变造证据；应根据立法目的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准确认定“证据”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