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讲学的首发之地

王阳明一生以讲学为己任,自弘治十八年在京师专志授徒讲学以来,所到之处无不讲学,而阳明弟子钱德洪却认为滁州为阳明讲学的首地。在对阳明讲学活动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滁州以前的讲学活动,无论是从游士子的数量、还是士子的来源,都没有达到学派意义上的规模,而阳明在滁州的讲学则是四方弟子,从游日众,诸生随地请正,歌声震山谷。这种独特的讲学模式,首启了阳明学派声势浩大的讲学活动的序幕,钱德洪"滁阳为师讲学首地"的观点是为确论。     

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涵义及其现代教育意义

"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核心和基石,也是王阳明一生讲学的宗旨。"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两个重要部分,本文从这两部分的哲学涵义出发,进而探讨"致良知"思想对现代主体性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启示意义。     

阳明学传入福建的路径、时间及影响

根据王阳明的个人经历及明代驿站分布图推知,王阳明或阳明学进入福建的路径大致有三条。然正德二年王阳明入武夷山时讲学传道的可能性极小,而阳明在正德十二、三年巡抚南、赣、汀、漳期间,通过军中讲学、随地教化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学说传播到闽西南的可能性最大。具体而言,王阳明路经并驻扎的闽西上杭县和"漳南战役"的主战场后又奏请设县的闽西南平和县,可以说是当时王阳明在福建讲学教化的两个主要区域。正因为王阳明与闽学真正发生关系是正德十二年以后,所以他对闽中讲学的关心,也主要集中在中晚年。尽管黄宗羲淡化处理闽中王门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福建地区稀见阳明学者,因而也不存在"闽中王门"的结论。     

关于东亚世界的“阳明学”概念

就"阳明学"概念的一般性意义与特指性意义,以及这一概念提出的过程,又是怎样被东亚世界接受的,并且是如何从一个近世称谓演变为近代概念的,在"阳明学"概念被普遍接受前,还使用过什么称谓,它有什么思想史意义等问题,作了深度分析和系统考察,因此认为,作为"术语"的"阳明学"源于中国和朝鲜,而作为"概念"的"阳明学"则源自于近代日本,并且是由日本近代阳明学之父井上哲次郎首先提出后为东亚世界所普遍采用的。中国阳明学者和朝鲜阳明学者使用其他概念指称阳明学,其用意既有贬义的,又有中性的,还有隐晦的。     

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的私家讲学活动——以三大儒为中心的考察

孙奇逢、李颐、黄宗羲为明清之际儒学之宗,被时人并称为三大儒。作为明朝遗民,三人拒绝仕清,将精力转向了文化学术领域,私家讲学即是其重要的学术活动。通过对三大儒讲学经历及讲学内容、功用的考察,可看出其学术思想和清初儒风的嬗变。孙、李、黄同出于阳明学派,又都不同程度地对心学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在讲学时以包含实学思潮的理学、经世致用之学为主,戒空谈心性,主张由“虚”返“实”,以“实”补“虚”,表现出由阳明学返朱子学的倾向。     

王阳明德育思想的再认识

王阳明的德育观是他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核心和基石，也是阳明一生讲学的宗旨，它具体体现在王阳明德育目标、内容及方法之中。对其德育思想的再认识，以期更好的学习与借鉴。     

谈谈阳明学的真精神——兼论刘宗周黄宗羲对阳明学的转型

阳明学是由王阳明先生所创立,由其弟子后学所继承发展的学说。阳明学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学说,在其形成演变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阶段、分化阶段、转型阶段和开新阶段。阳明学的真精神在阳明,而阳明根本精神在＂致良知＂。阳明学在从明末阳明心学到清代经世实学的转型时期,黄宗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现代,阳明学也不是僵死学问,它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应当深入发掘并发扬光大。     

主持人语

钱明教授对"阳明学"概念在东亚的形成、特点及影响展开了探讨,指出作为"术语"的"阳明学"源于中国和朝鲜,而作为"概念"的"阳明学"则源于近代日本,并对"阳明学"的贬义使用、中性使用等情形进行了分析。崔海东教授认为阳明南赣乡治实际上是一场顽民归化运动,其综合运用了儒家征伐、政刑、礼乐三大治道,但此次运动显示,阳明全无政权、     

江右王学之冠——邹守益对阳明心学传播与发展的独特贡献

阳明心学的主要势力之一,就是江右王学;江右王学的核心代表,就是邹守益。邹守益在学术梯队建设、建造书院、刊刻语录、传播心学等方面,对阳明心学做了杰出贡献。而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王阳明与邹守益无话不谈,将自己的心思与学术主张经常与邹守益分享,并敦促邹守益讲学必须坚守“致良知”路线,从而进一步表明邹守益之于阳明心学的重要地位。邹守益这个案例亦提示我们地域性传播和发展对扩大阳明心学的影响具有特殊且重大意义。     

席书与王阳明交游考——以文明书院为中心

文明书院落成后,毛科延请被谪贬龙场驿的王阳明至书院讲学。这是王阳明在贵阳讲学的开端。席书任职贵州后,继续礼聘王阳明至书院讲学。在延请王阳明来贵讲学过程中,席书与王阳明通过书信互动,而相识相知。在聆听王阳明讲学后,席书的道德学问有了巨大转变,不仅在学术上深受阳明心学影响,而且政治上积极向朝廷举荐阳明担任要职。在此期间,席书与王阳明结成了知己和道友,成为阳明心学发展史上重要一员。     

中晚明的讲会运动与阳明学的庶民化——从东亚比较的视角出发

明代讲会,除了学术性较强的讲学聚会,还有颇显庶民性、宗族性特征的所谓“乡会”。当时乡会的社会管理功能已超过了讲学教化,其学术性、精英性也已逐渐让位于庶民性、宗族性。如果说随举之“会”的特征在于它的群众性．那么书院之“讲”的特征便在于它的精英性,其目的都是为了崇德教化、净化社会。阳明学在中晚明的突出面向是从精英到草根的转向与变异。这一转化过程主要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右地区和其它边缘地区。尽管在阳明学的草根化的转化过程中,还同时存在着政治精英化的倾向,但就中国思想史的主体而言,阳明学的草根化要明显强于它的知识精英化,而且较之其政治精英化,其草根化的趋势或许更具颠覆性的意义。     

江西政商环境与王学共同体的形成——基于赣州、吉安比较论的视角

基于王阳明及后阳明时代的明代中后期江右地区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缘环境,可以将赣州归入以"新界""流民"为主动脉的阳明学的地缘系统,而相对应地把吉安等地归入以"族群""人缘"为主动脉的阳明学的血缘系统。赣州在阳明学的地缘系统中更多的属于"事功性地缘",与吉安等地的师承性和家承性地缘有不小区别。在后阳明时期,赣州王门显得并不那么活跃和持久,较之阳明时代,无论影响力还是辐射面都有递减之势,而吉安的情况正好相反。因其师承性、家承性的地缘文化特征,在阳明尤其后阳明时代成为全国传播和发展阳明学的中心。基于比较论的视角,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对吉、赣王门成长过程的差异性作剖析。     

“学”与“术”之间——论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的异同及其影响

浙中王门和江右王门公认为是阳明后学中的两大最重要的学派,两者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一方面是基于阳明学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浙中和江右特定的地方历史文化背景。浙中王门更多地关注"学",阳明学的内在矛盾使他们逐渐偏离王阳明的宗旨,江右王门更多地关注"术",即以阳明精神为指导,挽救世道人心,建设地方社会,虽然在理论上对阳明学有所偏离和修正,却更好地贯彻了王阳明的宗旨,故"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     

《阳明先生集要》黔南重刊述略

在众多阳明著作之版本中,清光绪已卯年(公元1879年)四月黔南重刊之《阳明先生集要》一书,应疑为阳明著作于贵州版本之独一.这一刻本的形成,远有一番辗转流传的过程.(一)阳明生前曾讲学于浙江、贵州、江西、南京等地,其弟子良多,其影响甚大.他于明中叶,使理学中心学一派获至完成的形态.他的学说以反传统姿态出现,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还流行到日本等地.阳明讲学,以“致良知”为要,讲究“发明本心”,与陆九渊同辙.反对繁琐支离;同样也主张“不立文字”.因而但凡见诸文字、反映其思想体系的一系列著作,如《传习录》、《语录》、《大学问》等等,均非出自阳明本人手笔,而是由其门人、后学辑成.     

明代湖北书院考(上)

明代湖北书院有105所,在全国书院教育中处于较高的水平。若以功能来划分,明代湖北书院大致可分为讲学、科举、祭祀三类。事实上,每个书院都具有这三种功能。与全国其他地区相一致,书院是王守仁、湛若水及其后学讲学的产物。明代湖北书院讲学的流派主要是阳明(王守仁)、甘泉(湛若水)和白沙(陈献章)三派,李承芳、何迁、葛寅亮、顾阙、顾问、耿定向、耿定理等儒师或主白沙,或宗阳明,或宗甘泉,建立书院,开席讲学,推动了湖北书院讲学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明代湖北儒学的传播。     

越文化视域下明嘉靖初年越中阳明心学的勃兴与流播

明嘉靖初年越中阳明心学的勃兴与流播,追根溯源是受到越文化传统精神的深刻影响,孝道、易道、士道之文化内核成为阳明心学孕育与发展的丰富土壤。王阳明晚年居越城六年,虽身处逆境,但其通过著书立说、讲学论道、书信交流及山水游历等途径,兴起了一场以倡明"万物一体"学说为指归的王学振兴运动,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万物一体"学说的提出,最终圆通了阳明心学体系,扩充了阳明心学的境界,标志着王学发展进入最辉煌的阶段。王阳明晚年在越城的传道活动,对于越中王门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对于彰显越文化的时代精神则是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船山批评阳明学的三个层次及检讨

王船山批评阳明学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直接攻击阳明及其后学:阳明不堪小誉,阳明学附会圣说,阳儒阴释,是明亡祸根;二是批评阳明对经典的诠释:阳明假借经书,对于格物等妄加诠释,歪曲了儒学正统;三是批判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无善无恶整个体系。船山以阳明学为对立面,以易知简能、至善无恶、以行兼知构建船山学体系。三个层次是相互交裹的,尽管批评中表现出明亡之恨向阳明学的宣泄,但亦是阳明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船山学与阳明学健康协同发展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对“讲学稿”用于课前自学的思考

<正>"讲学稿"是根据学生的学来设计的,既是学生的学案,又是教师的教案.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通过"讲学稿"这个载体合二为一了."讲学稿"实际是"给学生一个拐杖,让学生尝试自学"."讲学稿"具有导学、导思、导练的功能,学什么,如何学,学到什么程度,在"讲学稿"中都有表述.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讲学稿"的特点,注重学生主动学习、坚持预习、独立思考、钻研问题等习惯的培养.     

主持人语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研究阳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阳明先生逝世之后,阳明学发生了分化,主要后学流派有江右学派、泰州学派和浙中学派等,其中以江右学派最得王学真传。本期就以江右学派的三个人物为例,来分析其思想及其对王学的实践:《阳明学派佛儒调和论的发展困境》主要通过对邓元锡《论儒释     

论《大学问》乃王阳明哲学纲要

以往的研究一般以为,《大学问》也就是《大学或问》,是阳明关于《大学》精义的阐释,其意义在于它乃阳明《大学》观的晚年定论。本文认为《大学问》论述的是成就大人之至高,是最大的学问。阳明关于"大人之学"的具体论述处处贯彻着阳明哲学的基本原则、基本取向与价值理,堪称阳明哲学纲领,可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此观点:《大学问》对程朱,尤其朱熹的批驳,反映了阳明中年后一贯的态度与立场;《大学问》对"良知"的界定与阐述与他以前的有关阐述,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高度吻合;《大学问》对"致良知"的阐述可谓阳明"致良知"说的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