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其主题和核心是名教与自然之辨。言意之辨、有无之辨等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辨都围绕此而展开。依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名教与自然之辨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或三种基本思路。即:“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名教即自然”。一、“     

名教出于自然——王弼哲学话题刍议

王弼一方面对着经学家讲,改变权威主义话语方式;另一方面接着王充讲,拓展自然主义话语方式。他开辟名教与自然关系、有无关系、言意关系等新的话题,奠定了玄学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名教出于自然,无或自然为万有的本体,主张用＂得意忘象＂的方式把握本体。     

魏晋玄学与招隐诗——“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简

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就是讨论“名教”与“自然”关系,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魏初何晏、王弼主张的“名教出于自然”论;魏末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贤士所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晋初裴颇、郭象等主张的“名教即自然”论。在不同的阶段,“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不同,但是玄学家们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重建名教。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同时代招隐诗的创作,就经历了从“招隐诗”到“反招隐诗”的转变,其中“招隐诗”创作以陆机、左思、张载等人为代表,“反招隐诗”则以王康琚的《反招隐》最为著名,而招隐诗创作的变化也反映了玄学论题的变化。     

竹林玄学新论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人之论多从“名教”与“自然”的角度,以向秀、嵇康的学说为纲目,阐明其与何晏、王弼玄学的异同。其实,除了这一内容外,竹林玄学主要的还是从人生的角度着眼,以全身养生为终极目的,是为人生的哲学,这主要是以嵇康为代表。     

论郭象的教育哲学观

魏晋玄学集大成都郭象的教育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 “名教即自然”的道德本体论，“各安其性”的人性论与义利观、玄学化的理想人格及其修养方法的三个层面。     

魏晋时期儒道思想的关系——基于名教与自然之辨

面对文化交往的全球化,重新审视、发展传统文化已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要求和一项重要课题。基于此,文章以史论结合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魏晋玄学思想进行思想史的动态考察梳理,着重从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视角理清儒道思想的关系。可以说魏晋玄学思想贯穿了＂名教＂与＂自然＂之辨,是儒道思想在碰撞历练中由相融到相斥或超越再到相融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最终实现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兼综和互补。     

魏晋时期儒家人格的玄学化历程

本文从人格理论及实践的角度研究魏晋玄学与儒学的关系 ,认为儒学背景下的玄学发生及演进实质上是儒家人格的玄学化。《论语》中隐者对孔子的批评以及《庄子》对儒学的批判是玄学化之遥远的起点 ,东汉党人的“人格玉碎”是玄学化之文化心理前提 ,以儒道关系为轴心的三次磨合 (正始玄学的道本儒末儒道兼综、竹林玄学的越儒任道、元康玄学的内道外儒 )是玄学化之基本过程 ,圣人、才性、有无、自然名教是玄学化面临之基本课题 ,东晋士人儒玄双修、释道合一的人格实践则为玄学化完成之标志     

论魏晋南北朝玄学对文艺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呈多元化发展,从哲学而言,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有无之争、言意之辨、形神之鉴等命题对文艺思想和创作颇有影响.汉代的礼文化被"通达"、"任自然"所代替,情诗渐多,玄学之盛直接导致玄言诗的产生,山水赏会使以陶、谢、宗、王为代表的山水诗画达到相当高度.     

论政治、社会环境对王戎玄学思想的影响

王戎是琅邪王氏家族信奉玄学思想的关键人物,关于王戎的玄学思想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对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信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积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消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     

论政治、社会环境对王戎玄学思想的影响

王戎是琅邪王氏家族信奉玄学思想的关键人物,关于王戎的玄学思想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对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信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积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消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     

道家哲学思想的偏离与回归——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

老庄哲学是先秦道家哲学的代表,魏晋玄学是以解读老庄哲学为基础的,有学者认为其是对道家哲学的发展。魏晋玄学的目的是利用"自然"来挽救"名教",玄学家们通过否定道家的"道"而提出了各自的思想本体,因而在本质上是与道家思想相偏离的。重玄学者通过"双遣"的方法,超越了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实现了向先秦老庄哲学思想的回归,促使道家哲学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本阐述了魏晋玄学时期“名教”和“自然”的斗争历程。即：王弼“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裴“名教不离自然”郭象“名教即是自然”，而终于达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道家哲学思想的偏离与回归———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 学简

老庄哲学是先秦道家哲学的代表,魏晋玄学是以解读老庄哲学为基础的,有学者认为其是对道家哲学的发展。魏晋玄学的目的是利用“自然”来挽救“名教”,玄学家们通过否定道家的“道”而提出了各自的思想本体．因而在本质上是与道家思想相偏离的。重玄学者通过“双遣”的方法,超越了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实现了向先秦老庄哲学思想的同归,促使道家哲学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玄风清朗:儒道的对话与交融

在先秦两汉的文化传统底色上,儒家孔孟人伦的底蕴和道家老庄自然的哲理进行了第一次对话,并在"内圣外王"层面达到了二者理论上的契合;同时,魏晋时期逐步成型并发展起来的士族门阀制度也为儒道的对话即玄学的产生提供了丰沃的政治土壤。通过儒道的对话与创造性整合,形成了风靡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思潮———玄学,并催生了"名教"、"自然"的经典命题。魏晋玄学的诞生,清晰地体现出了儒道交融的轨迹。     

在理想与现实矛盾下竹林七贤的分化

魏晋政局动荡,儒学地位陷落,士人寻求新的理论模式。正始名士谈玄行散,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中朝玄学逐渐分化,重构价值体系,名士面对两难抉择,表现出了双重人格,在魏晋时期玄学得到了快速发展。     

嵇康《声无哀乐论》与言意之辩

玄学的核心是有无本末的本体论，言意之辩的思维方法，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在理论体系形成以后，又用该理论去考察解决如“养生”、“声无哀乐”等问题。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正是这样一种体现，它运用了玄学的言意之辩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乐之本体的问题。本主要就《声无哀乐论》与玄学的言意之辩思维方式的联系进行了探讨。     

魏晋玄学“自然”范畴的生命本体论意蕴探析

＂自然＂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魏晋时期,玄学美学本体论由自然宇宙观转向了人文本体观,玄学的＂自然＂主义思想是对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继承方面：＂自然＂即＂道性＂本体。超越方面：＂自然＂即＂精神生命＂的自由性;＂自然＂即返归本真存在的生命自觉。魏晋玄学作为人生本体之学,其命意在于精神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其目的在于借本体的追问,给生命的自由找一个终极的依据,借对＂自然＂本体的确认,为无限的、自由的、自然本真的生命作注释,从而使生命返归本真的存在状态,成就个体生命的诗意自然、自由的人生。     

玄学与晋王朝的灭亡

曹魏正始年间,一个新的学术流派魏晋玄学出现。其代表人物嵇康等人将矛头直指儒学,不仅破除了两汉以来对儒学的推崇,而且表现了君臣关系的对立及对司马氏集团的名教礼法的批判,大大地冲击了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魏晋玄学的形成、发展,“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与其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朦胧的觉醒。在玄学影响下,原以儒学为本的晋贵族,当其在政治上不得志时,转而依托老庄思想,蔑视儒学,放浪形骸,悲观失望,没有纲纪,没有国法,没有羞耻心,散布虚无主义;当流民起义风起云涌,晋王朝面临土崩瓦解之时,统治者仍然以浮华、荒淫、残忍去弥补内心的空虚,浑浑噩噩,荒淫度日,不知羞耻,相互攀比奢华,从而加速走向灭亡。     

竹林玄学的价值理论

以嵇康和阮籍为精神领袖的竹林玄学不再将焦点限定在道德哲学领域,而是通过辨析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关系来重估、建构价值观念。通过对人的本然生存结构和本真生命的分析,嵇康和阮籍提出名教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根源。作为重估价值观念的成果,“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实质是描述出一幅全新的善的生活图景,其中蕴含着崇尚精神独立自主、交往的真诚性、自律的生活态度等多重向度。     

竹林玄学对阮籍《咏怀》诗创作的影响

阮籍是竹林玄学时期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大家,玄学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也渗透进了他的诗歌创作.他的《咏怀》诗旨意幽远,蕴含着深刻的哲思与理性,具有浓厚的玄学色彩.本文旨在从竹林玄学的人生态度和认识方法两个方面论析竹林玄学观念在其《咏怀》诗中的体现,指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态度使阮籍苦苦挣扎在淑世与超世之间,最后只能用“齐物论”来做最后的安慰;《咏怀》中大量意象的存在且复杂结合是玄学“得意忘言”认识方法的表征,而注重“人”的竹林玄学思想又使＂意＂表现为对人生困境的理性思索和对自由人格的追求.从而论证了玄学观念对阮籍诗歌创作的影响,揭示了《咏怀》诗所具有的丰富的时代和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