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辩

魏晋时期,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性、非功利性的名教已经变得虚伪化、矫饰化和功利化。一批具有儒学知识背景的魏晋名士援道入儒,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进行辨析。王弼主张"化名教为自然",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向秀、郭象则坚持"名教即自然"。如果说阮籍、嵇康偏向于自然,裴頠偏向名教一端,那么,王弼、向秀、郭象则处于自然与名教之间。与先秦儒家化自然为名教相对,魏晋名士化名教为自然,并希望最终能够弥合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紧张,实现二者的同一。     

郭象"名教乃自然之迹"论--兼论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的冲突在玄学中的解决

名教自然之辩是天人之辩在魏晋时代的独特展现,因而也就是对人原则与自然原则分裂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论,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裴危页的“崇有”论,都只是片面强调了人原则和自然原则两之一,只有郭象提出的“名教乃自然之迹”论,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一方面,他用“自性”(性分)来解释仁义礼乐、等级秩序、社会分工的形成,从而强调了人原则;另一方面,他用“迹”与“所以迹”这一对范畴来解释名教的异化,从而突出了自然原则。在郭象看来,名教与自然、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内在地统一了起来,人原则和自然原则有机融合,从而为其个体道德学说的阐发廓清了障碍。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本阐述了魏晋玄学时期“名教”和“自然”的斗争历程。即：王弼“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裴“名教不离自然”郭象“名教即是自然”，而终于达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由“越名教而任自然”透视嵇康哲学思想的内涵

嵇康的思想兼具儒、道双向传统,凝聚了时代精神,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取向。“越名教而任自然”作为嵇康思想中的核心命题是人们在理解嵇康思想时绝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此命题不仅体现了嵇康本人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态度,更从根本上反映了嵇康本人全部哲学思想的内涵：不仅有出于现实关怀而对现实不公所做的批判,更充满了对于真实自然——求真、对自由人生——求善、最终归于对“任自然”的理想境界——求美这三方面的渴望与追求。这些恰恰是嵇康面对现实种种矛盾而宣泄胸中悲愤的一种选择。     

向秀《庄子注》哲意发微——兼论《庄子》向郭二注的异同

向秀的《庄子注》应作于竹林时期,它以宇宙本体的不生不化和万物的自生自化思想为依据,强调圣人的无作无为,突出万物的个性,带有明显的个性解放色彩,在情感基调上与嵇康的“自然论”思想可谓如出一辙。长期以来我们所以一直将它与郭象的《庄子注》夹缠在一起,弄不清二者的同与异,除了它的严重散佚外,对它的撰写时间以及向秀《难养生论》的双簧性质一直迟迟未能给予认定,无疑也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郭象自性范畴探析

郭象(252-312),字子玄,魏晋时期著名玄学思想家.“自性”是郭象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本文试对“自性”范畴的思想来源、理论内涵及哲学意义作一系统分析评述.“自性”,也称“性”、“性命”、“性分”,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在郭象哲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翻开郭象的《庄子注》可以看到,他用以解释、说明、论证“自性”范畴的注文,达近百条之多,散见于《庄子》内外杂近20篇文章的注释中.郭象认为,庄子哲学的核心之一就是“序万物之性”、“明性分之适”.由此可见,“自性”是庄子哲学的重要论题,更是郭象哲学的基本范畴.     

论郭象的教育哲学观

魏晋玄学集大成都郭象的教育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 “名教即自然”的道德本体论，“各安其性”的人性论与义利观、玄学化的理想人格及其修养方法的三个层面。     

虚幻的精神超越——论嵇康的音乐和养生思想

嵇康的音乐和养生思想是嵇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嵇康的音乐和养生思想实则是其率真的个性与当时社会现实之间产生矛盾后,寻求主观超越的一条途径。嵇康认为音乐出于自然,音乐的本质属性在于“和”,即“五音之和”,“自然之和”,“人心之和”;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问题上,嵇康认为“声无哀乐”;在养生方面,嵇康主张通过情欲的超越,物的超越,抛弃智巧的滥用来达到其理想的超然境界。     

魏晋玄学与招隐诗——“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简

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就是讨论“名教”与“自然”关系,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魏初何晏、王弼主张的“名教出于自然”论;魏末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贤士所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晋初裴颇、郭象等主张的“名教即自然”论。在不同的阶段,“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不同,但是玄学家们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重建名教。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同时代招隐诗的创作,就经历了从“招隐诗”到“反招隐诗”的转变,其中“招隐诗”创作以陆机、左思、张载等人为代表,“反招隐诗”则以王康琚的《反招隐》最为著名,而招隐诗创作的变化也反映了玄学论题的变化。     

试论阮籍、稽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美学意蕴

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仅是其玄学思想的体现，而且也是其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石，蕴含有独特的美学内容；人精绝真美、外表风神美和空灵飘逸美。     

魏晋玄学中个体与群体的辨证关系分析

在魏晋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名士对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王弼在形而上的视域下论述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并强调崇本举末、一以统众,嵇康、阮籍在宇宙论视域下论述"以从欲为欢"的身躯我,向秀、郭象由宇宙论视域下的独化转化为形而上学的"同一"。此时的魏晋士人总体上继承汉代以来混杂难分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思想。     

士志于道——对郭象“名教即自然”命题的解读

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是对魏晋以来自然与名教之辨的调和.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孔子以来"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的传承.     

论嵇康的人格与人生审美境界

本文论述了嵇康所处混乱昏暗的社会表现出的放达自由、博洽多闻、做视名教、不拘礼法、愤世嫉俗的人格魅力。揭示了嵇康人生审美境界的核心就是“超越”。它分为两个层次：人与社会，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人与宇宙，主张“审贵贱而通物情”。阐述了嵇康美学思想的丰富性与矛盾性，其思想主要受道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儒家乃至道教、阴阳五行家思想的影响。     

竹林玄学新论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人之论多从“名教”与“自然”的角度,以向秀、嵇康的学说为纲目,阐明其与何晏、王弼玄学的异同。其实,除了这一内容外,竹林玄学主要的还是从人生的角度着眼,以全身养生为终极目的,是为人生的哲学,这主要是以嵇康为代表。     

郭象解庄有误

郭象《庄子注》，据《晋书》本传记载，系窃取向秀庄子解义而为之。向秀“解义”早已不存，郭象究竟窃取向秀作的那些内容，这一桩公案现在已很难弄得清楚。因而，这篇专挑毛病的章，就把挑出来的错都记在郭象账上。谁教他偷书，而且历史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庄子注》是郭象的作，并公认为最能阐释庄子思想的作品呢！     

嵇康人生美学之“本真”生存论

嵇康人生美学所推崇的审美诉求和审美境域是“本真”生存。“本真”生存来自于自由洒脱、自然任心,所谓自然任心,即自然而然、任其自然,其美学意义表征着对现实世界与“名教”的超越,对自我种种欲望的超越,实质上则意味着一种超尘绝俗、一往不复的自由精神。在此意义上,淡泊、恬淡、自然、“本真”生存则成为嵇康美学审美诉求的内在逻辑,但这种“本真”生存并非认识论意义上的“本真”生存,即不是通过认识必然和改造客观世界而有的“本真”生存,而是一种诉诸于一己心灵体验的“本真”生存,可以称之为存在论的“本真”生存,这种“本真”生存之境是嵇康审美诉求的最终归宿。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新论

学界多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彻底摒弃名教而纯任自然。但稽康“越名教”不是抛弃名教,反对名教,而是提倡一种现存名教更高标准的名教,提倡将仁义道德修成自然的内在本性的伦理观,体现出儒道融合的倾向,也反映出道教伦理观的深刻影响。     

正始双璧——阮籍、嵇康比较论

正始年间,“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中虽各有千秋．但都反对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名教,主张“任自然而越名教”,成为当时文化精神的代表,被后人称为“正始双璧”。     

王弼形而上哲学的现实关怀——会通“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尝试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如何解决魏晋士人现实生存悲剧性的核心问题,也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王弼在把老庄的“无”提升为更纯粹的本体论基础上,赋予“自然”以超越的境界旨趣,并论述自然与“无”“性”“理”的关系,扩大了道家的“自然”概念,赋予“自然”人的情感和社会文化的新内涵,使得现实的“名教”有了合理根据,为弥合悲剧意识的魏晋士人诗化人生境界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嵇康的“自然”境界

嵇康的“自然元气论”是他的哲学本体论,也是他人学思想的出发点。他的“自然”范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其主要含义乃是自是和自在。所以,在人学的意义上“自然”就是自由境界,“自然元气论”是他的哲学出发点,“越名教而任自然”则是他的哲学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