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何以活动猖獗

不久前,一位资深的驻东京中国记者告诉我:他的一位日本朋友曾向他透露,今年1月下旬,舆论(尤其是中国舆论)对右翼团体在大阪国际和平会议中心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集会的强烈反响,使右翼分子们暗暗“窃喜”,原因是他们的猖獗活动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重视”。面对众多的中国媒体,右翼分子们大有“身价倍增”之感。 在日本,右翼的名声很坏,一     

我在东京当记者

似水流年。在日本一晃就是四个春秋。回国前辞别时,一位日本朋友问我:“这几年的日本给你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我笑了:四年内换了五个首相。能不深刻吗?天皇登基,泡沫经济破灭,自民党38年一党政权终结,日元兑美元汇率突破100大关……我赶上一个万花筒般变化的时代。     

知识之窗

类别:西方新闻写作编号: “拍肩膀新闻”进入七十年代以来,一些西方新闻学著作中出现了“拍肩膀新闻”这个词。“拍肩膀新闻”,是个形象的说法,意思是指记者要成为读者的亲密朋友,写出来的东西要给读者以亲切感,使读者感到记者在同他们谈心,同他们说知心话。下面就是一条“拍肩膀新闻”: “麦克米伦开始想办法储存热量了。他请教了一位建筑师和住房承包商,了解到如果他     

话说“自我感觉”

今年第一期的《中国记者》刊登了一篇《关于新闻基础理论研究人员的调查》。其中的一项是:您是否经常与新闻业务人员交往,您认为他们对新闻基础理论的学习和运用的情况如何。 据说,日本的新闻界把专家们视为“天敌”,因他们挑起新闻媒介的错误来入木三分又毫不客气。接受《中国记者》调查的这些专家当然是我们新闻从业人员的朋友,但是我想,读了他们对我们新闻从业人员的看法,新闻圈中的不少人可能会产生自惭心理。在八位被调查的专家中,除了一位没有正面回答外,其他七位的基本看法是:“重视学习新闻基础理论     

来吃饭的是父母

周末他请三个人吃饭。两位是他的上司一位是他相识多年的朋友。中午他就打电话跟他们联系,每个人都说：“没问题。”于是他在酒店订好了包厢,并提前半小时赶到。服务生问他：“现在上菜吗？”他说：“上。”服务生问他：“标准呢？”他说：“当然是680块钱的。”     

要加强自身宣传——新疆对外宣传中的一个问题

要加强自身宣传———新疆对外宣传中的一个问题王建勇一一位朋友对我说起这样一件事：他到乌鲁木齐机场迎接北京来的一位客人。客人在宾馆住下,眺望高楼林立的边城,脱口而出：“这是新疆吗？新疆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在新疆生活了３０年的朋友不禁愕然：“那么,你心...     

来吃饭的是父母

周末他请三个人吃饭。两位是他的上司。一位是他相识多年的朋友。中午他就打电话跟他们联系,每个人都说：“没问题。”于是他在酒店订好了包厢。并提前半小时赶到。服务生问他：“现在上菜吗？”他说：“上。”服务生问他：“标准呢？”他说：“当然是680块钱的。”     

“马大哈”不得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那么一两个马大哈,弄出一些令人捧腹的故事,无伤大雅;茶余饭后说说以助谈兴,倒也是赏心乐事。但是,搞出版工作却马大哈不得。天津一家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出版社有一次把“毛主席万岁!”里的感叹号错成问号,5万册的书只好全部报废。北京一家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出版社的美术编辑把作家的姓氏弄错,在封面印刷的过程中被工人发现,印好的一万多张封     

肩负读者重托的采访之旅

2006年德国世界杯,注定是我12年体育记者生涯中一次肩负读者重托的、全新的采访之旅。首先,这是我经历过的大大小小无数次采访中第一次没有中国选手参赛;其次,世界杯分散在德国12个城市,我将第一次频繁地在火车站、飞机场和比赛场之间穿梭旅行。不再有主队前不久,与几位朋友聊天时谈到世界杯,他们非常羡慕我能身临其境感受世界杯。谈到兴起时,一位朋友建议我看比赛时在脸上涂上五星红旗的标志,另外一位朋友马上反驳,“这次世界杯又没有中国队参赛,那样岂不是很尴尬?”5月24日晚在北京丰台体育中心采访国安蓝狮之战,一位渎者打来的电话更是让我哭笑不得,却又令人深思。     

新闻刊物文摘

日本的“大记者”名记者,日本称为“大记者”。在日本,要成为一个“大记者”可不容易。曾在日本《每日新闻》当过十五年编辑、记者的井上靖说,凡是能成为大记者的人,一天二十四小时,脑子里离不开“消息”二字。对他们来说,采访活动已成了生理的一部分。一听说哪里发生火灾,他们就会拔腿奔赴现场,即使是火海,也会冲上去看个究竟。早晨进了报社是记者,晚上下了班,离开了报社就成了一个普通人,这种身在报社才算记者的人,不是真正的记者。(据《新民晚报之友》)     

访日即景

不久前,上海市友好代表团去日本访向。在从东京机场去旅馆的路上,两位日本记者同我们的代表坐在一辆车上,一路上边看边谈。有一个景象引起了我们一位代表的注意:不少人家的房门口都竖着一根旗杆,挂着一串各色的“鲤鱼”。他便问日本记者,这是什么标记?他们说:从四月五日到五月五日,是男孩节,凡不满十岁男孩的家庭都要挂“鲤鱼”,红色代表母亲,蓝色代表父亲,小黑鲤代表儿子,这同中国“鲤鱼跳龙门”、“望子成龙”的意思差不多了。第二天日方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中,不仅写上了他们交谈挂“鲤鱼”的材料,还评论说:“这反映了中国代表对日本风俗的关注”,用了“这是什么?”作副题,十分醒目。使我们这位代表很有感触,没想到我们出于好奇的提问,成了他们的好材料。     

不是记者的“记者”

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日本姑娘清家香。那是今年4月17日傍晚。我们参加全国城市报纸自办发行经验交流会的180多名代表,从柳州到三江侗族自治县参加“三月三”活动。我在住所吃过饭后,走出临街大门,迎面看到同来的中国记协刘海兰、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张黎正和一位陌生人交谈。我走了过去。“这是日本朋友”,“是跟我们一起坐车来的”。两位老大姐抢着介绍。我握过手后,定睛一看,面前的日本朋友留着齐耳短发,穿件鹅黄色夹克衫,灰色长裤,白色球鞋,清秀的脸庞带着几分微笑,看去同普通青年没有什么两样,我一时分不清是男是女,是中国人还是外国     

日本战争孤儿和他们的中国养母

1945年日本战败后,五千多名日本孤儿与双亲离散,被遗弃在中国。五千多个善良的中国家庭不顾自己窘困的生活,向这些日本孤儿伸出了关爱之手,并用心血和博爱把他们养育成人——“失去养母,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儿”在长春市平阳街46号,住着8位日本遗孤的养父母。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战争的硝烟已被和平鸽的洁白和遍地的鲜花所覆盖,但历史留给人类的隐痛却无法消失。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府”,被日本定为“新京”特别市。14年的沦陷,这里的人民受尽了苦难,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彻底摧毁了日本关东军,东…     

事实要准 报道要真——也谈“日本小姑娘”的报道

近来,不少同志谈论“日本小姑娘”的报道,《新闻战线》还连续作了介绍。我们认为,这次报道的成绩是主要的,要加以肯定;但是也有一些失实的地方,应当引起注意。特别是有些文章对某些情节采取了“合理想象加虚构渲染”的手法,以致在国内外读者中造成了一些很不好的影响。一位日本新闻界的朋友曾坦率地说,有关美穗子的报道,一些文章“象写小说一样,细腻地描写他们不可能看到,也不了解的诸如战火中救孤之类的细节。虽然看上去很生动,但并不感动人。相反,可能产生坏效果,失去读     

“80后”，抢当妈

事物总是变得太快，市场经济催生下的社会事物尤其明显。在许多“70后”还处在为结婚、要不要孩子绞尽脑汁、拼命攒钱、赚钱的时候，年轻的“80后”在不知不觉中掀起了一场“抢婚”乃至“抢生”行动。相对于“70后”而言，“2＋4”的婚姻模式是“80后”年轻人的范本，即2位独生子女共同赡养4位老人。按理说，负担重了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们婚后与长辈的关系颇为微妙，传统意义上的“婆媳”、“翁婿”关系已经不能适用，更像是和谐的朋友关系。     

中国的出版社:缺乏信息的信息年代

一位熟悉日本出版的朋友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70年代末,我国出版界开始组团访日时,曾向日本同行请教怎么搞发行。80年代,又有若干团访日,问的还是怎么搞发行?90年代访日,提问依然是,你们怎么搞发行?日本同行好奇怪,一个问题问了20年,竟还不明白。中国出版人是不是记忆有缺陷?他“幽默”地说,你去问你们的某某某(指我的这位朋友)吧! 其实,中国出版人的记忆力并没有缺陷。如果说缺什么的话,缺的是对信息的收集研究与利用,缺的是对信息的重视。     

蹇先任、蹇先佛:红军长征路上姐妹花

美国记者斯诺夫人的感叹 贺龙、萧克两位红军将领,在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笔下,是“一对生死朋友”.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1934年10月会师后,这两位驰骋沙场的将领,就“开始了他们之间密切而持久的合作”,并成为一对亲如手足的连襟.     

记者采访要入乡随俗

作为一名县市报的记者，如何与基层采访对象特别是广大农民朋友搞好沟通，使他们积极配合以完成采访任务，至关重要。而欲与这些“泥腿子”、“大老粗”打成一片，首先需要我们记者的言行举止与他们所想象的或所希望的相一致，即我们平常说的要入乡随俗。与基层朋友打交道，使用最多的便是语言。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要我们“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有些记者自认为自己是“上面”的人，是城里的工作人员，到了乡下一口“官腔”，这无形之中便拒人于千里之外。笔者的一位同行本来是从基层上来的，到了“上边”后，渐渐丢失了“母语”…     

档案动态

衡阳档案馆集中开放中央八个“一号文件”农民朋友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国家档案局信息网:近日,湖南省衡阳市档案局文件服务中心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农民朋友,原来他们是被中央“一号文件”吸引来的。市档案局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过程中,向社会集中开放了自1982年以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八个“一号文件”,并通过网站、宣传板报等形式对中央八个“一号文件”进行解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政策依据,这是市档案局围绕经济发展大局,主动出击服务“三农”的一项重大举措。由于多种原因,农民长期以来无法直接阅读到国家的红头文件,不能全面透…     

民族英雄陈邦彦的爱国情怀

陈邦彦是南明抗清官员,同时还是一名诗人,他的作品中对国家的耿耿忠心贯穿始终,从他的作品中能够清楚的看出诗人的爱国情怀,文章就从诗歌的"耿耿忠心"来看民族英雄陈邦彦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