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数智：数智概念的多重含义研究

[研究目的]当前,数智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词。然而,由于数智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术语和概念,它的含义还尚未被清晰和全面解读,亟待准确回答何为数智这一关于数智概念的最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方法]主要运用理论思辨方法,根据构词的基本逻辑,分别从数据智能、数智化、数智技术与数字智商四个视角出发,分析数智概念的不同含义。在此基础上,综合上述四个不同视角的数智概念的含义,建立数智概念的四要素模型,并给出数智概念的完整含义。[研究结论]研究发现,数智概念具有数据智能、数智化、数智技术与数字智商多重含义,它们共同构成了数智概念的完整含义,即数智是指拥有数字智商的人运用数智技术获取和生产数据智能来提供依据支撑实现数智化。     

公共数据平台数据互操作能力保障要素框架研究

[目的/意义]为有效改进数据易用性,将数据互操作能力保障要素嵌入公共数据平台建设,为促进数据互联互通提供了一种系统方法。构建公共数据平台数据互操作能力保障要素框架,以期为提升公共数据平台治理能力提供参考。[方法/过程]在比较研究国际上较为通用或典型的互操作框架构成维度的基础上,对文献中涉及的能力保障要素进行文本梳理、要素识别和聚类分析,由此构建框架。[结果/结论]构建了公共数据平台数据互操作能力保障要素框架,包括5个核心维度,19个关键要素,并以江浙省台州市公共数据归集为例进行了验证。     

基于本体的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案例数据库数据模型研究

[目的/意义]利用本体对重大突发事件下网络舆情信息源及要素等进行分析,更好地管理与组织相关数据,为设计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案例数据库奠定基础,进而辅助政府进行精准决策。[方法/过程]分析并提取异源平台网络舆情数据属性与属性值,依据舆情传播过程及要素分析本体核心概念、数据属性及关系,利用UML完成本体数据模型的构建。[结果/结论]为各类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异构信息源统一描述、组织、存储与管理建立了数据模型,为各类突发事件进一步应急决策与防范提供了有力支持。[局限]文章对数据模型的研究未进一步细化和解释相关概念、关系和数据属性,也未完成数据库存储平台的实际搭建并对数据的属性、属性值及数据类型进行深入分析。     

智能情报分析模式:数据驱动型与知识驱动型

[目的/意义]研究智能情报分析模式特点、发展方向及研究建设策略。[方法/过程]在分析神经网络、知识工程两类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支撑智能情报分析服务的大数据资源体系框架结构及建设原则,并分析数据驱动和知识驱动方法在情报分析中的单独应用与融合发展问题。[结果/结论]认为数据和知识双轮驱动是智能情报分析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而实现智能情报分析的关键,一是加强一次数据资源和二次数据资源建设,二是加强深度学习技术与知识图谱技术在科技情报分析中应用的研究,三是建立数据驱动与知识驱动相融合的分析模式。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数据语义组织模式研究

[目的/意义]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的有效治理和运用提供支撑解决方案，推进知识产权领域数字化发展和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升级。[方法/过程]基于对现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的系统调研，剖析当前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数据资源的组织与利用现状；在对数据基本构成及场景支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数据的语义组织内涵及其实现路径，并通过实例展示其应用效果。[结果/结论]面向公共服务场景设计从原始数据集到语义增强数据集的语义组织框架，归纳实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数据语义组织的关键技术及实践原则，形成支撑多服务场景的细粒度数据语义组织与应用模式。     

基于区块链跨链机制的政务数据安全治理体系研究

[目的/意义]数据要素作为当前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数据安全成为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对数据的安全治理能够促进数据真实完整记录、安全实时开放共享以及高效交易运用。政务数据是数字政府建设和政府数据开放的核心资源，当前政务数据在运用、共享等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安全问题和需求，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和时间戳、密码学、智能合约等功能特性能够为政务数据安全治理提供新的路径。[方法/过程]针对政务数据安全治理的需求和技术契合，基于区块链跨链机制，从体系要素、体系流程等角度构建了基于区块链跨链机制的政务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并基于6个核心业务在交通运输政务领域展开应用实践。[结果/结论]本文构建的体系能够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背景下提升政务数据安全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价值，提升数字经济时代的政务数据价值，让政务数据活起来、用起来、动起来，提高数字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环境下推动军事数据科学建设的思考

[目的/意义]在跨学科、跨领域的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与数据科学交互与融汇发展日益明显,数据驱动知识发现已成为情报学新的学科生长点和应用支撑能力。因此,对军事数据科学理论框架展开研究,探索军事数据科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方式是很有意义的。[方法/过程]文章阐述了开展军事数据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并在界定军事数据科学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分析了军事数据科学与统计学、计算机科学、情报学以及军事领域知识的关系。[结果/结论]通过理论论证,提出从要素—流程—价值三视角构建军事数据科学基础理论框架的设想。     

数据故事化：概念、特征与应用

[目的/意义]梳理数据故事化的概念、特征与应用,揭示数据故事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方法/过程]梳理数据故事化的相关概念及其四个显著特征,借助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应用实践作为研究案例,在此基础上提出数据故事化新的发展趋势。[结果/结论]揭示了故事化包括三个部分：数据准备、数据可视化和故事化,展现数据故事化未来的五个发展方向,进一步丰富了数据故事化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场景,有助于引导数据故事化的正确发展方向。     

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实践：数据拥护者计划

[目的/意义]研究国外高校数据拥护者实践,为我国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实践提供启示。[方法/过程]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和网络调查法。在分析数据拥护者计划产生背景的基础上,选取7所开展数据拥护者计划的高校,从数据拥护者的内涵和职责,角色和定位,以及项目构成要素对数据拥护者计划的基本情况等方面进行对比,并对数据拥护者社区的构成和运营管理进行分析,以了解高校数据拥护者计划的发展现状和特点。在研究国外高校数据拥护者计划的基础上,从学科针对性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相关研究、数据政策支撑和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实践等三个方面分析国内开展数据拥护者计划的基础。[结果/结论]结合国外高校数据拥护者实践案例,对我国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服务提出建议,主要包括从对数据拥护者认可和奖励两个方面调动数据干系人参与科研数据管理的积极性,从筹备、招募、运营3个阶段建立数据拥护者社区。     

政府数据开放到公共数据开放的嬗变

[目的/意义]分析政府数据开放到公共数据开放的嬗变有利于数据开放活动的健康发展,促进数据要素流通。[方法/过程]在梳理政府数据开放和公共数据开放两者关系基础上,从创新扩散理论出发分析嬗变的三维度表现及嬗变动力。[结果/结论]嬗变动力共有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下的9个关键驱动因素,并提出了6个嬗变的趋势。     

开放科研数据环境下科研人员的数据伦理框架研究

[目的/意义]为推动开放科研数据的发展,国内外除了已有的实践内容,包括数据政策颁布、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外,各国也均积极探索如何帮助科研人员克服与数据伦理有关的障碍,以辅助科学界实现预先设想的开放理念。[方法/过程]文章通过文献综述和网络调研的方法,分析了开放科研数据的实践进展,提出了数据伦理的概念和面向科研人员的数据伦理框架。[结果/结论]开放科研数据背景下数据伦理的框架主要由4个要素构成:利己主义因素、功利主义因素、利他主义因素及实用主义因素。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相关概念的新视域

[目的/意义]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相关概念对于移动图书馆场景建设、场景改造、场景重构、场景识别、场景画像和场景推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在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对相关概念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方法/过程]为此，以现有相关文献为基础，结合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的实际应用，从交叉学科的视角对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将相关概念予以明确。[结果/结论]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概念的界定为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研究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丰富了现有研究成果，摆脱现有研究的缺陷和困境。     

基于元人种志和DEMATEL的政府开放数据价值实现评价框架研究

[目的/意义]政府开放数据价值实现评价框架的研究,对于推动我国政府开放数据的增值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运用元人种志方法,并基于DPSIR模型确定政府开放数据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利用DEMATEL方法识别出关键影响因素,以此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实现评价框架。[结果/结论]确定了价值感知、数据质量、数据产品研发、政府部门服务目标实现期望以及公众需求满足期望等9个关键影响因素,结合政府开放数据价值实现过程构建评价框架,并深入分析其构成要素、运行机制及应用场景。     

创新激励目标下数据交易平台运行影响因素模型构建研究——以贵阳数据交易平台为例

[目的/意义]国内数据交易平台在产业创新激励上相比国外平台还稍显不足，而平台在朝着激励产业创新的目标发展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只有识别这些因素才能更好地优化平台。[方法/过程]在介绍数据交易相关概念和梳理文献的基础上，罗列了主流的数据交易平台，并剖析了贵阳数据交易平台的交易流程，后以该平台为例，应用扎根理论方法缕析出影响平台运行的因素，构建了理论模型。[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影响贵阳数据交易平台运行的有安全保障、平台设计、运行环境、数据资源4个主要因素，而后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阐释。     

数据流转抑或信用流转：数字赋能信用治理的架构与逻辑

[目的/意义]针对我国社会信用数据治理的管理和应用呈现割裂化、多元化以及效能低等问题,以数据要素的治理经验为基础提出使用标准化的信用数据作为信用治理的新客体,并归纳出信用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重塑信用治理的架构与运行逻辑。[方法/过程]指出我国信用治理的现状与困境,结合数据要素的治理经验与流转逻辑,提出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重塑信用治理的框架与运行逻辑,并重点论述机制与制度如何推动信用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结果/结论]在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的支持下,能够形成以信用数据为流转核心的新型信任治理机制,以此为我国实现数字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路径选择。     

科技情报智慧数据：方法、体系与应用

[目的/意义]分析智慧数据建设现状,认识人工智能时代科技情报智慧数据建设的方法与框架。[方法/过程]界定科技情报智慧数据的概念内涵,提出“明确定位与价值、数据架构体系、建设知识语料、数据质量控制、嵌入业务流程的协同建设模式、数据权益约束及安全分级”7个方面的建设原则,设计“技术与功能逻辑、数据分类组织、数据建设流程、数据协同加工工具、运营服务策略”体系框架,拓展智慧数据的示范应用。[结果/结论]通过研发具有“收、存、治、管、用”一体化的科情数据平台,建立了覆盖“情报动态、科研成果、创新活动、创新主体及多类功能型知识实体”等类型的科技情报智慧数据中心,并在“科技人才自动发现、重大科技问题的自动生成以及语义查重查新”等场景中开展应用。     

面向我国科研人员的科学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研究

[目的/意义]科学数据素养是数据密集型时代科研人员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必备能力,国内对于科学数据素养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尚处于初步发展和探索阶段。对我国科研人员科学数据素养能力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利于明确我国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目标与能力评价依据。[方法/过程]从科学数据素养能力研究着手,通过对国外科学数据素养研究文献的调研与综述,深入分析并提取能力要素,按照科学数据素养过程结构内涵进行聚类,确定科学数据生命周期各阶段应该具备的科学数据素养能力;针对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科研人员的科学数据管理与利用行为进行调查访谈,研究我国科研人员科学数据素养能力特征。[结果/结论]提出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数据素养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与基本架构,为我国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研究提供参考。     

一种基于区块链与智能合约的科学数据安全溯源方法

[目的/意义] 数据是开展科学研究活动的基础,确保数据的质量、防止数据被篡改已成为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数据造假、数据虚报、伪造结果以符合关键科学研究目标等数据欺诈行为,必须保持数据的溯源。[方法/过程] 将溯源系统的安全威胁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基于智能合约和开放溯源模型（OPM）,通过投票过程实现溯源信息准入机制,利用区块链的分布式特性和不可改变性,提出一种可靠的数据溯源收集、验证和管理区块链系统模型。[结果/结论] 在科学数据创建、分发、流通、使用过程中可以有效、安全地捕获和验证溯源记录,防止溯源信息被恶意更改的同时保护了隐私信息,为确保科研数据的客观真实提供思路和方法参考。     

面向图书馆数字化转型的数据架构内涵、方法与策略

[目的/意义]数据架构作为一个将数字技术融入业务、实现组织在数字空间发展的方法论框架,是解决图书馆等传统组织在数字空间数字化解构与重组等实际问题,促进数字化转型与智慧化发展的关键。[方法/过程]结合当前图书馆数字化进程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现状,首先对数据架构相关概念与定义、功能与目标进行分析,得到图书馆数据架构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图书馆数据架构的建构方法;最后,系统地探讨了图书馆实施数据架构的路径与策略。[结果/结论]图书馆数据架构主要基于数据思维,通过业务解构和业务重组,实现业务逻辑由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的翻译与转化;可通过对关键业务实体、具体场景的数据建模,以及数据流动与整合规划等图书馆数据架构策略,为实现图书馆数字化转型服务。     

理解整体性政府数据治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

[目的/意义]针对当前“碎片化”的政府治理容易带来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高,无法有效回应公共治理有效性和提升治理效能等问题,整体性政府数据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方法/过程]通过文献研究和规范分析的方法,首先解析了政府数据治理的三维概念维度,指出现有政府数据治理中的“制度与数据”冲突及数据困境问题;以整体性治理和政府数据治理的理论契合为基础,提出整体性政府数据治理观点及其四大理论逻辑;从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视角论证了整体性政府数据治理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实践。[结果/结论]整体性政府数据治理在精准匹配治理供需关系、降低决策者能力要求、提升公共治理效能、重构“政府-社会”关系等方面回应了公共治理有效性问题,并指出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