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两权分离与企业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文献对政府补贴究竟是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尚无定论。本文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一个权变的观点,即认为政府补贴能否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处理好两个层面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是企业管理层和企业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所有权与管理权的两权分离);另一方面是企业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两权分离)。本文对2008-2011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电子、制药和信息企业创新绩效(运用随机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第一,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与其技术创新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企业CEO两职合一、控股股东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对政府补贴和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政府的研发补贴政策和企业的治理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混合所有制、决策权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沪深两市高新技术企业财务数据,研究了企业决策权配置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从终极产权视角考察了不同性质实际控制人下混合股权对决策权配置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及不同决策权配置方式下混合股权对技术创新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决策控制权与决策制定权分离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企业股权混合度越高,对两者的正向调节效应越明显;得益于混合股权的治理作用,决策权合一时混合股权对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正向关系的促进作用比决策权分离时更大.研究结论为企业基于技术创新的价值创造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金字塔控股、产权异质与企业研发投入

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传统的研究忽视了企业间控股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合产权性质,全面地考察了金字塔控股特征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表明当终极控制人为国家时,其研发投入少于终极控制人为非国家的企业;随着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的加强,金字塔集团控制链的长度、公司的数量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产生的复杂效应不断减弱;两权分离度对研发投入具有负影响;当终极控制人为国家时,复杂效应与分离效应均不显著;当终极控制人为其他主体时,复杂效应与分离效应却很显著。     

现金流权、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金流权、控制权及其分离程度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对现金流权、控制权及其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控制权与公司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倾向于债务融资,扩大其可掌控的资源,以便进行攫取行为。两权分离程度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强。公司负债水平与两权分离程度总体上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     

金字塔结构、终极股东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303家上市家族企业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检验金字塔结构下终极股东控制权和资本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终极控制权处于[50%,100%]区间时,上市家族企业的终极控制权和银行借款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终极控制权和资产负债率、流动性负债率之间负相关但不显著;终极控制权在[0,30%]区间时,终极控制权与资产负债率、银行借款率负相关但不显著,与流动性负债率正相关但不显著;终极控制权在[30%,50%]区间时,终极控制权与资产负债率、流动性负债率正相关但不显著,与银行借款率负相关但不显著。     

技术创新路径对涉农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4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来研究引进国外技术、消化吸收技术、购买国内技术和改造升级技术4种技术创新路径对我国涉农企业效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技术创新路径对不同性质涉农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涉农企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消化吸收技术创新路径对涉农企业效率影响具有稳定的正向效应,引进国外技术、购买国内技术创新路径对涉农企业效率影响由不显著的正向效应逐步转变为显著的负向效应;消化吸收技术、改造升级技术创新路径对内资涉农企业、港澳台投资涉农企业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和显著的负向效应,且改造升级技术创新路径对港澳台投资涉农企业效率的影响小于对内资涉农企业的影响.     

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和公司绩效

运用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分析了1260家样本公司中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及其比例关系。同时,进一步对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和公司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     

技术创新路径对涉农企业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6—2014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来研究引进国外技术、消化吸收技术、购买国内技术和改造升级技术4种技术创新路径对我国涉农企业效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技术创新路径对不同性质涉农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涉农企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消化吸收技术创新路径对涉农企业效率影响具有稳定的正向效应,引进国外技术、购买国内技术创新路径对涉农企业效率影响由不显著的正向效应逐步转变为显著的负向效应;消化吸收技术、改造升级技术创新路径对内资涉农企业、港澳台投资涉农企业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和显著的负向效应,且改造升级技术创新路径对港澳台投资涉农企业效率的影响小于对内资涉农企业的影响。     

基于SEM模型的科技企业控制权配置对企业成长性影响的路径分析

以两权分离环境为背景,依据科技企业特征,采取2018年创业板中科技企业数据为样本,构建了分析控制权配置对企业成长性影响路径的SEM模型,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并对研发活动在路径中的中介作用提出假设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股权激励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研发活动在控制权配置与成长性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终极股东两权分离、投资者保护与过度投资

基于2004²011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结合投资者保护机制研究终极股东控制下的过度投资问题,结果发现,两权分离度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终极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引发过度投资问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终极股东持有较多的现金流权时,可起到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作用;同时,投资者法律保护也可抑制两权分离导致的过度投资,而这一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明显。     

内部控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吗?

大力发展创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目标的一部分。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极为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也是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是否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基于现代产权理论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高于国有企业;进一步,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着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和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决策支持。     

股权激励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采用因子分析法,本文从科技创新的投入能力、科技创新的产出能力以及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构建了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指标,研究不同终极控股股东特征环境中的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越大,股权激励对科技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大。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会抑制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越大,股权激励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越强;而且,国有控股股东与企业家型的民营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与企业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相比,资本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对股权激励抑制科技创新能力的加剧作用更大。     

股权集中度、管理者薪酬组合与自主创新投资

基于代理理论和创新理论,探讨股权集中度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投资的影响。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控制权性质企业,股权集中度、管理者薪酬组合与企业自主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在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管理者货币薪酬越高,股权薪酬越低,较低的股权薪酬诱导管理者提高货币薪酬;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管理者货币薪酬越低,股权薪酬越高,较高的股权薪酬强化了管理者提高货币薪酬的权力。（2）在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货币薪酬会诱导管理者降低企业自主创新投资,而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货币薪酬会激励管理者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投资;在国有控股或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者股权薪酬对企业自主创新投资均具有“N型”影响关系。     

基于隐性终极控制权的上市公司换股并购分析——以攀钢钢钒并购攀渝钛业和*ST长钢为例

运用终极产权论对三家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分析了这三家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及其比例关系。同时,进一步对攀钢钢钒通过换股方式并购攀渝钛业和*ST长钢的案例进行了分析。     

质量信号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技术可供性的中介作用与技术特征的调节作用

拓展以质量信号为主要内容的市场信号理论和以技术特征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转移理论，分别引入技术可供性和技术特征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的313家制造类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实证研究质量信号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质量信号与技术可供性的增强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随着质量信号的加强，技术可供性也有所增强，且技术可供性在质量信号与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技术宽度、技术深度以及技术重叠度等技术特征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并且负向调节质量信号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为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出重视质量信号的发送与接受，提升技术可供性，有效把握与预知技术创新或变革所可能带来的市场效果，保持适当的技术宽度、技术深度以及技术重叠度等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本文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利用2008-2017年国有企业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改变并未对创新绩效产生明显影响,而非国有股东委派董监高明显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2）基于现金持有视角,非国有股东参股和委派代表均能提高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意愿;（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影响。最后,本文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税收优惠的科技创新激励效应存在门槛吗?——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实证分析

当前关于税收优惠科技创新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结论往往不一致，主要原因是忽略其他因素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本文基于股权结构视角，在使用交互项的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进一步使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作为门槛变量的国有股比重、管理层持股比重和股权集中度的门槛值分别为11.13%、17.78%和34.60%，当企业上述指标处于不同的门槛区域时，税收优惠的科技创新激励效应将会有着较大差异。因此，我国政府在实施并完善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股权结构因素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以最终控制权大于10%的21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现金流权、最终控制权均对过度投资有抑制作用;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时,最终控制人倾向于过度投资以实现隧道效应,因此,降低上市公司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分离程度可以提高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