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与断裂——历史视野中的“十七年”小说爱情书写

受文学政治化的影响，“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它打破了传统小说“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和婚姻模式，建构了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的全新的爱情观。小说中这种爱情婚姻模式的出现，表明文学已彻底沦为了政治的工具和附庸。     

试论“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模式

“十七年”小说中的爱情常常被置于政治叙事的语境中，叙事方式也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描写爱情的小说通常采用“爱情＋革命”、“第三者”、“婚变”或“婚外恋”、“女追男”等模式来结构作品。     

爱情书写的双重极端——解读“80后”小说

“80后”小说中爱情书写成为主题,爱情书写呈现为双重极端,一重柏拉图式的爱情忠贞,一重性的放纵,这悖谬的双重极端,背后是现代人精神与肉体的分离,内心的焦灼。这种爱情书写也符合时代心理,成为一种畅销策略。     

陌生的爱情话语——浅析“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模式

＂十七年＂文学中爱情书写空间狭小,但有关爱情的文字依然存在。论文聚焦＂十七年＂爱情小说书写的两大主要模式：战争爱情与劳动爱情。前者圣洁而悲壮,后者功利而理性;同时分析两大模式下爱情书写在心理纵深度、艺术表现力、时代烙痕、女性成长主题等几个方面相异或相同的书写特色。     

身体“乌托邦”与爱情“理想国”——马玉琛长篇小说《金石记》中性与爱描写的美学意义

性爱作为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不可割离的随行物,总是以其强烈而丰富的魅力诱惑着作家又吸引着读者,从而为人们观照和把握自身所不可或缺。但是现今小说中对这一主题的书写,则几乎完全由情爱理想的构筑、追寻转换到对性爱现实的认同与享用,理想中的爱情等待与追寻早已不知不觉化为肉体欲望的放纵与发泄。而马玉琛在其小说《金石记》中所呈现的“理想国”式的爱情,不仅是对当下身体“乌托邦”式书写的一种有力的反拨,提出在性爱欲望书写中依然可以有诗性之思的存在,在众多的欲望化书写中显示出它的独特的价值,而且为如何在小说中使灵与肉结合,让生命享受与精神超越在审美体验中熔铸提供了一个示例。     

论九十年代新历史语境下的“十七年”小说研究———以《青春之歌》为例简

纵观50多年来不同时段的研究状况,对“十七年”小说的认识走过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90年代曾一度被轻视与否定的“十七年”小说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遂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以《青春之歌》为例,探讨新历史语境下“十七年”小说的研究,这对于重估“红色经典”,筛选“经典作品”入史并进一步拓展“十七年”小说的研究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影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思考

2013年8月30日,根据菲茨杰拉德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上映,掀起了对菲茨杰拉德小说的又一次研究热潮。影片以“金钱与爱情”这一传统的浪漫故事开端,以“爱情与金钱”之梦的幻灭收场,描述了美国在一战后十年中的经历和人们的生活态度,探讨了“美国梦”的幻灭。对“美国梦”的追求,不过是对虚幻的扑捉,注定是一场悲剧。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光明之梦,理想之梦,与“美国梦”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实现过程中必须取其所长,避其所短。     

试述“十七年文学”中宗璞小说的女性意识

从宗璞“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女性意识的觉醒,作家开始以女性作为书写对象,书写女性获得解放后,开始从自我出发,自己选择道路,自己决定命运。但是,将“女性意识”放在“十七年”的历史语境下,“女性意识”就显得有些无力。本文拟探讨宗璞小说在“十七年”时期对女性意识的书写及其缺失。     

20世纪“家族小说”中“父亲”形象新论

“家族小说”中的“父亲”是“传统”的象征。现代学史上的“父亲”是一个错位的“被告”；“十七年”时期的“父亲”分显性和隐性两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家族小说”中，父子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     

重返历史现场新寻精神价值——论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

一直以来,十七年文学始终成为评者谈论的资源.尤其在当下,对十七年文学的重评与审视在学界已成为一股新的热潮.大家呼吁重返历史现场,以科学的态度、客观的视角重新发掘十七年文学的精神价值.文章以十七年时期政治运动和文艺政策为纵坐标,以具体的作品为横坐标,在条分缕析中窥探十七年爱情小说与爱情书写存在的历史可能性以及应景而生、模式化的存在状态与书写状态,在耙梳整合中新寻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所体现出的文学、史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爱情叙事的话语修辞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叙事属于典型的宏伟叙事,叙事的根本目的在于把各类话语整合进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话语的序列里来。爱情话语因为代表着人的自然欲求,它与来自人的理性设计的政治话语相抵触,成为政治话语规约的重要对象。在小说中,政治话语通过改造和同化、躲避和冷淡、丑化和批判等方式实现对爱情话语的有效整合：同时,在部分作品中,爱情话语也表现出一定的话语反抗的立场,虽然遭遇了批判的命运,但通过这些隐藏在政治话语背后和深处的艰难存在,爱情话语顽强地表明了自己的“在场”。     

纠葛与碰撞的轨迹——论丁玲的“革命+恋爱”小说

丁玲在左翼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主动使自己的创作能够担当起更多的社会意义。她试图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来完成一种"革命话语"的表达,但是,作家的创作意图与文本创作之间产生了裂隙,使得丁玲的爱情与革命的书写方式与其他作家的革命+恋爱小说相异:她以细腻的笔触描述爱情,追求爱情,始终坚持爱情书写并在其中表达她对爱情与革命的双重诉求,而爱情与革命的互动更使爱情有了辩证的思索过程,也有了生命的意义。这种书写因作家对爱情在生命中最美妙情感的体验与感受而情深意浓,也因之使作家的"爱情话语"悄然淹没于"革命话语"中并成为早期爱情书写范式的延续。     

20世纪"家族小说"中"父亲"形象新论

“家族小说”中的“父亲”是“传统”的象征。现代文学史上的“父亲”是一个错位的“被告”;“十七年”时期的“父亲”分显性和隐性两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家族小说”中,父子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     

阶级分类下的身体形象谱系——“十七年”文学身体形象论

“十七年”文学的阶级审美标准是以权力主体对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划分为前提,并借鉴中国传统面相学原理及相应的道德判断得以确立的,这使得“十七年”文学身体形象的书写打上了阶级话语和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训诫的双重烙印,并形成了“十七年”文学中人物身体形象描写的类型化、脸谱化的特征.“身体形象”在“十七年”文学中基本上是表达人物阶级属性的一种工具和符号,它由外在的阶级分类所赋予,并不和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发生关联.     

再成长:读《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周边文本

张洁的短篇小说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引起激烈争论。论文将之辨认为一个微型成长小说文本,并重新放入当时的社会语境及相应的文学史序列进行重读,指出这篇小说尽管提及了革命者成长的故事,可是置换了原有成长小说中爱情部分的人物表,从而完成了对革命者爱情生活的追述和补偿,这是引起争论的重要原因。从这篇小说在成长主题、叙事模式、人物关系的处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与“十七年”文学的承续性和差异性,管窥“新时期”与“十七年”之间的断裂与连接的复杂情况。同时,《爱,是不能忘记的》改写了“十七年”文学的成长文本,还为接受了这一成长文本教育的几代人编撰了自己的爱情成长宣言。     

话语密林中的精神漫游——论《启蒙时代》

王安忆小说《启蒙时代》揭示其别样“文革”叙事背后所蕴藉的书写策略及其文化意义。小说中所出现的五种话语形态,无疑是对“文革”时代个体成长可能性的一种艺术探索,它既涉及了成长小说的经典主题,同时也体现了具体时空的特殊经历。小说中话语形象的多元展现与成长主题的修辞塑型,为“文革”叙事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解读北村小说"苦难/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

北村晚近小说存在一种明显的“苦难／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此模式表现出人在现实世界的苦难和无法救赎，惟有宗教才能让人寻觅到灵魂的栖息地。“神性书写”模式在表现北村关注生命焦虑和精神困顿意识的同时，又带给了北村小说创作思想意义和表现形式的双重负面性。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封锁”意象--以作品《封锁》为例

封锁时期的车厢在张爱玲笔下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异质空间,不同于以往的压抑空间书写,作者在这个空间下建构了吕宗桢与吴翠远的爱情传奇。结合空间理论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张爱玲小说中的封锁意象,文章第一部分将着重分析封锁下的车厢如何成为一个异质空间;其次将重点探讨在这个异质空间下的文化反抗,分为三点：焦虑释放,爱情传奇,模糊道德;最后通过封锁的“瞬时性”特点来分析作者想象空间的失落。     

对路遥小说中“城乡交叉”式爱情的思考

路遥的小说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爱情模式——“城乡交叉”武爱情。在这一爱情模式中,优越的城市女青年总是会爱上条件远不如自己的农村男膏年。因为在这些农村男青年身上都具有一种足以征服城市女青年的独特魅力。这些爱情的失败结局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爱情还没有超越对相爱双方社会地位的认同依附而取得独立地位、社会又还没有为每个青年提供公平的谋职就业的机会时,这种爱情的悲剧命运是难以避免的。     

郭平小说的意境

作为一个低调和俭省的小说家,郭平以小说小“说”的方式,书写日常生活世界。其中,人的天性和日常世界的对立是小说的基本母题。郭平的小说是非戏剧性的,他把小说的叙述处理成“探案”似的发现,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内敛、节制的语调和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