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儒家人生——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困境

<正>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风格独异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的文化哲学以其阐扬和复兴中国儒家文化的努力而闻名遐迩，这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人。梁漱溟文化哲学思考的主题，是中国的历史出路与人生的价值意义的统一问题，他由此而深深陷入了“现代化”与“儒家人生”的困厄之中。梁漱溟的思想矛盾，最深刻地体现了现代化之时代大潮中古典中国儒家文化的反应及其困境。     

论梁漱溟的教育哲学思想

梁漱溟的教育哲学思想是以其化理论为哲学基础的。在东西方化的交融冲撞中他提出了化三路向说，并进而援生命科学入儒，实现了对传统化的回归与重建。正是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肯定了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并在科学教育与人教育之间作出了价值选择。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依然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梁漱溟的文化理想及其影响

在中国新化运动的反孔鼎盛之时，梁漱溟要“替孔子说个明白”，在全面审视中西方化的基础上，一方面主张在“外王学”的层面上引进、学习西方化、另一方面，他坚信中国化的生命、精神、道德理想的至高价值，有其积极意义。     

真诚天性的自然流露－解读林语堂丰富的精神世界

林语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他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他既有儒家入世思想，又有道家处世哲学，他既沉迷传统化，又追随现代理念，他既留恋华夏国粹，又崇拜西方明，他自称是“一团矛盾”，而这“一团矛盾”有一个思想核心或根本特点，就是真诚，正是一个“诚”字把儒与道，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各种思想奇妙地在他身上揉合成一团，林语堂自身存在的种种矛盾，就是他真诚天性的自然流露。     

钱穆天人观的转变

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就此而言，钱穆与新儒家之间的分歧较为明显。然而在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是他侧身新儒家之列的重要佐证。     

试析梁漱溟的“中体西用”文化观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创始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文化观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他既反对西方化又反对中西文化融合,而主张东方化,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的文化主张中堙有提出“中体西用”论,甚至反对“中体西用”论,但是,他在方法论和具体的文化主张上却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相反却使得“中体西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和继承。     

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解析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旨在分析什么是文化以及中西印的文化走向。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没尽的意欲,所以文化之不同是由于意欲走向的不同。他指出人类满足意欲的方式可分为意欲向前、意欲自为和意欲反身向后,此三种路向分属于中西印三种独立的文化体系。他还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本观念是“向前要求”,由此根本精神而产生民主与科学;中国文化则因其理性早熟而走上第二路,中国文化自身的成就在于形而上学的调和主义和儒家的直觉主义精神。梁漱溟先生从文化主体的内在心灵世界来理解文化视角独特,但仅仅从意欲出发有失偏颇,他对西方文化的解读忽视了民主科学的历史性及其产生的必然条件,另外其三路向直线式的演进也蕴含着矛盾。     

主宰自己的人生

梁漱溟认为。与西方人先有“我”的观念。才要求本性权利，才得到个性发展相反。中国人恪守孝、悌、礼、让之训，处处尚情无我。自古便有儒家“克己复礼，以礼节情”，道家“圣人无己，绝圣弃己”等的主张可以为证。     

对现代性的批判——伯格森与梁漱溟如是说

现代性的两方面——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一直未能协调发展,尤其西方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人伦丧失的危机。西方现代性的片面发展被伯格森敏锐地发觉,为了解决现代性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使现代性的人文精神得以彻底实现,伯格森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同时他的哲学的传入对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产生影响,梁漱溟成为打破"欧洲中心化"的第一人,开创了比较研究的新领域,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去探讨现代性的实现。     

是佛家还是儒家──梁漱溟的思想归宿辩析

梁漱溟的思想最终是归于佛家,还是归于儒家,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梁漱溟自称自己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同时又称自己“一直是持佛家的思想”,这两者似乎自相矛盾。事实上,所谓“一直持佛家的思想”,是他就自己的思想“折入佛家一路”后对佛家的信念终生未变而言的;而所谓“归宗儒家”,则更多地表达了他直面人生现实寻求“方便”时的态度转换。因此可以说,亦佛亦儒,儒佛会通,始终是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特征。     

多重文化意义下的探索与追求--《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新论

《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包含了作对社会与人生多重化背景下的探索与追求，因此，要正确把握这一形象，就必须多层面、全方位地进行研究。从作所处时代的化特质来看，孙悟空实际上是封建时代事功型的斗士形象；从民族化的高度看，这一形象体现出强烈的抗争与进取精神；从人类普遍精神的高度看，这一形象体现了人类共同的自由精神、秩序精神和为人类群体奋斗的精神。其形象的基本内核，便是为造福人类的事业而奋斗的抗争与进取精神。其中困扰着研究的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的矛盾，是人类自由精神和秩序精神矛盾统一的具体体现。     

李白与吴楚文化之缘

李白一生之经历,足以见出其“吴楚情结“.从青年时代出蜀到逝世,李白大部分时间是在吴楚之地渡过的;从创作看,李白有近半数的诗文作于吴楚之地,其中有相当多的是他的代表作,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思想情感上的吴楚文化因子,这就是:大鹏情怀、楚人情怀、吴歌情怀和吴楚一体.     

从民族主义角度看纳吉布·马哈福兹与西方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发展都是合力的结果。纵观纳吉布·马哈福兹各个时期作品的创作艺术,明显地表现出他对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埃及性已无法从他的身上剥离。马哈福兹是带着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走向世界的,但这一特色又经过域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学）的洗礼。在处理民族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关系中,纳吉布·马哈福兹走的是一条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回归传统——走向世界的道路,贯穿其中的是马哈福兹不断探索、追求创新的意识。     

梁启超与梁漱溟之交往及学术思想联系

梁漱溟早年即受梁启超思想影响,二人的交往则始于1920年。1925年梁父遗稿《伏卵录》的披露,加深了彼此的师生之情。二人学术思想的联系体现在:都赞赏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有契合点,都倡导心学。梁漱溟对梁启超评价很高,亦不讳言其不足,这有助于全面认识梁启超。     

林语堂与道家文化精神

对于道家文化,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采取的是忽略、否定、批判和贬斥的态度,林语堂可能是少有的例外。他纵其一生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讨和翻译道家经典,在其著述中随处可见道家语句,他对道家有着强烈的崇拜之情。林语堂深受道家文化精神的熏染,这包括归于自然和天地大道、柔弱的女性美学、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浪漫优雅的文体风格等方面。当然,林语堂对于道家文化并非一味肯定,而是进行了辩证的理解和现代性的超越。     

齐梁时期形神之辩与先秦道家

齐梁时期的形神之辩主要是由范缜引起的。范缜以刀利之喻代薪火之喻，说明形质而神用，持神灭论。沈约、萧琛、曹思文持神不灭论，在与范缜的辩论中，先秦道家思想也是他们利用的既有思想资源。这次大辩论使佛教得到了传播，也为今天讨论形神关系留下了经验与教训。     

梁启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附会”现象

梁启超一生既不断地以中学比附西学，又对此作法多次提出批评，这既可视为近代学人在中西文化发展，融会中的一种宣传策略，又证明了人类文化的精神相通性，但是，它往往不能传达西学的精神实质，模糊了中西学在诸多方面的本质区别。     

文化视野中的梁漱溟的经济思想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不是政治或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是其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可以说,梁漱溟的经济思想是在文化观指导下构建的,其文化观是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而经济思想是其文化观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呈现。梁漱溟的经济思想内容丰富,视野独特,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矛盾的齐物苦痛的逍遥--庄子基本哲学思想中的内在矛盾

庄子基本哲学思想中是非生死之辩的内在矛盾是由他自身思想矛盾造成的.所以庄子的思想体系终不能成为可以付诸实践、可以现实操作的方法,而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遥不可及的梦想.     

明清徽商与扬州文化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指出,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乾嘉时期清学全盛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欧洲文艺复兴,可以相提并论。明清徽商在给扬州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在地域文化、园林文化、教育事业以及饮食文化等方方面面给扬州文化带来了空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