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撤离与最后的守望--张炜小说叙境的存在性悖论之三

在张炜的小说叙境中,撤离与守望这两组意象,标志着作家的伦理纬度,带有明显道德情感判断的意味,是在善良与邪恶,清洁与污浊,正义与不义的最后决战中,诗人之价值取向以及由此滋生的情感倾向.一场悲壮无奈的撤离成为流浪的又一起点,而守望则是面对强敌进逼而对精神家园的最后看护.然而,守望以撤离(逃亡)为形式,则标志着守望的不可能性.由此滋生的失败感、孤独感、恐惧感、绝望感,构成张炜小说最具魅力的美学氛围.     

流浪:"生活在别处"--张炜小说的存在主义精神初探

试图以存在主义理论切入张炜的小说,通过对其小说的流浪意识的开掘,不难发现其小说中存在一个内在的"走向边缘--精神守望"的流浪主题.在多种"冲突"(传统与现代道德、人与自然、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的共谋之下"存在"的"焦虑"在所难免.这种极具张力的深层结构彰显出了张炜小说中的存在主义精神特质.     

张炜塑造人物的法宝:圣洁化与妖魔化

张炜小说中的人物没有性格的发展,皆属于扁型人物类型,大致可以划分为家族成员、好人、坏人三类,作者在塑造前两类人物时主要采用了圣洁化的手法,即着力彰显他们美好善良的品质,遮蔽其缺陷、阴暗面;对后一种人物则采用了妖魔化的手法,凸现其凶残阴鸷丑恶暴虐的一面。究其原因,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张炜对遭难家族成员的怀念之作,浸透了张炜内心深处对祖先崇拜的情感。同时,张炜的多数小说在努力进行诗化小说的尝试,以营造某种情感氛围为其旨要,人物、故事都为其作铺垫,这应该是其人物性格皆呈现单一色彩的主要原因。     

论张炜的《刺猬歌》及其创作困境

<刺猬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魔幻色彩,标志着张炜在小说创作上第二次转变的完成.但小说中的魔幻色彩与现实批判相互疏离:一方面,小说中的"自由"、"放浪"和"亦真亦幻"的世界不能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这个带有魔幻色彩的世界与张炜所坚守的传统农业文化并不契合.这个现象说明了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张炜的创作困境:既不能构成对现代性的有效批判,也不能融入后现代文化之中.     

“田园”情结遮蔽下的“仿祖”意念——张炜家族小说的另一种解读

家族小说构成了张炜小说的半壁江山。其家族小说中显现的厌弃城市与现代文明、拥抱田园野地的价值取向不仅仅存在着社会学和文化学上的意义。张炜童年被边缘化的经历促使他在成名后通过家族故事的营建实现对从前被边缘化身份的否定,从而完成心理补偿。在表象上的流浪、交友、经营葡萄园行为的背后,则是源于祖先图腾的“仿祖”意念。通过对祖先行为的刻意模仿,“我”完成了与家族祖先的精神融合,进而也完成了张炜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梦幻“伊甸园”的构建。     

“发现”与“追思”——论张炜小说中“个体”存在的意义

张炜是新时期最为重要的小说作家之一，在其小说创作中对于人的“个体”存在意义的发现和肯定贯彻始终。在封建文化的阴霾中闪露出对于“个体”价值的呼唤，在集体主义的时代氛围中凸显个体的存在的意义。在现代性的速幛中认识到个体价值被解构的困惑，这些都折射出张炜小说对于“个体”价值存在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是他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侧面。     

论张炜小说人物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性——以《古船》为例

在香港浸会大学,张炜紧密结合自身几十年的写作实践,讲述了小说创作的几个主要环节：语言、故事、人物、主题等,发表在《青年文学》上名为《小说八讲》。这是张炜第一次具体地、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写作理念,其意义就在于作者有意识地将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结合在一起,并开始从理论的层面对小说创作进行思考,张炜也因此对当代作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张炜的小说创作理论中,人物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现以《古船》为例,论述其小说人物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性。     

炼狱狂欢:张炜的民间叙事透视

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是张炜小说中并立的两种叙事形态。民间叙事在其创作中成就更高,其浓郁的浪漫传奇、大胆的夸张、神秘诡异的民间故事已经成为张炜小说的标志性身份。人与动物精灵灵与肉的结合、恒定的故事结构、无边的灾难与激扬的逃离是构成张炜民间叙事形态小说的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在苦难的岁月,因为与永恒宽厚的大地相拥,无数卑微的生命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异彩。     

坚守与超越:“张炜式人文主义”的内涵及其演变

从八十年代登上文坛至今,张炜以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情怀、执著坚定的精神信仰及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注,为当代文坛奉献了多部激荡着人文主义的小说。本文将张炜小说中展现出的人文主义情怀、人本主义精神和对人的热切关注,称之为"张炜式人文主义"。借用这一概念,通过梳理其数十年的小说创作,关注人文主义在其不同创作阶段所呈现出的一些共同的或新意的精神视点,由此关照中国几十年来社会文化变迁、世俗化形态的形成以及消费性文化的崛起。     

矛盾中的真性情——探析张炜散文创作的精神特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物质主义的泛滥和社会生活的被破坏,张炜感受到了强烈的恐惧与绝望,而在这种生命不能忍受的苦难中,他又带着无望的爱重新寻找着一种精神的支撑。于是,无限眷恋的故土就成为了他精神救赎的诗意行为,也燃起了他执着守望的希望。同时,也就是在这样绝望与希望的矛盾心态变换过程中,读者从张炜的散文里无不感受到一种率真、质朴的品格和性情,这种真挚深情的爱的情感,也促成了一种精神特质贯穿在其散文创作里,指引着他努力创作和精神呼唤的方向。     

《外省书》的“游”与忏悔意识

张炜的长篇新作《外省书》以意象化的叙述、哲理的思辩，呈现出零散状态。而小说主人公的忏悔意识贯穿其中，凸现出人类深沉的隐秘结构。这两方面的融汇统一正是张炜小说追求的一种新品质。     

灵魂的追寻与守望——试析《九月寓言》的精神内涵

张炜的《九月寓言》是一部内向性的、极富精神内涵的作品。本文通过对该作品中流浪、奔跑、小村、野地等一系列意象的分析,从三个女孩子的人物命运切入,对大地的叛逃与守望的精神内涵做了进一步思考,从奔跑的意象、对土地的坚守两个方面来解读张炜所坚持的精神理想和民间立场在当代文坛上特有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构建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基础——王辉教授专著《纯然与超然》点评

刘增杰先生在序言中,从对张炜创作理念的整体把握,对张炜小说创作思路资源的研究,对张炜小说内在逻辑结构、文化意义及其创作潜在困境的探讨,给予王辉的专著《纯然与超然》较高的评价。应该说《纯然与超然》具有理论的深刻性、把握的准确性和研究的精细性。     

张炜小说的故土情结及其文化意蕴

张炜的小说创作中,存在浓重的胶东故土情结。它基于齐鲁儒道互补的文化,使得胶东新时期以来的发展与变化、乡村与城市、现状与未来,成为张炜目光的焦点,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根意识。这种意识从张炜对方言写作的青睐、对胶东文化的热情中也可见一斑。     

后现代主义小说辨析

后现代主义小说是相对于现代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而言的，因此，我们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认识和把握后现代主义小说。在现实主义那里，重要的是写什么；在现代主义那里，重要的是怎么写；而在后现代主义那里，重要的则是写本身。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多元性、语言实验和语言游戏。后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标志着艺术形式脱胎换骨的改造和革新，而立也意味着创作方式的极大混乱与无政府状态。     

论张炜小说的苦难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炜是重要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以其独特的创作,众多的作品,张炜小说深刻地描写了女性的苦难,社会的苦难,文革的苦难,张炜对苦难的描写真实而生动,具有典型的悲剧意义和深沉的悲剧力量,张炜从社会生活中发现了人物的悲剧,发现他的作品深藏于其中的苦难。     

当下小说的故事语境

小说重写人物,但故事是小说的肌理。故事可以周密预设一个结尾,然后再从容叙述;故事也可用人物情感的推演来结构,取其自然洒脱;表现主义小说的故事特征则是努力撮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表现出多个必然生成一个偶然,而不是相反。     

忧伤而沉重的生命牧歌——用苏珊·朗格符号美学阐释萧红与林海音的诗化小说

现代女性作家萧红与林海音的诗化小说具有鲜明的符号节奏美,随着叙述者的情感而起伏变化,但主旋律是缓慢而悠长的,激荡着读者的情感。两位女作家虽然创作风格迥异,但相同的是对生命的脆弱始终怀着深深的悲悯,对代表爱与美永恒的精神乐园表现出一种诗意的守望。     

简论张炜小说创作的“四重境界”

张炜创作的众多小说构成其文学世界的四重境界：“芦青河”境界、“古船”境界、“野地”境界与“高原”境界。四重文学境界的建构汲取了道家水文化的智慧,虽历经形态变化,其本质始终如一,最终以“善”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四重境界如同四座山峰,标示着张炜小说一刨作的思想高度与艺术景致,从一重境界到另一重境界,张炜小说创作不断的超越并不意味着对既往境界的舍弃与否定,正是多重境界的营建与数峰并存,使得张炜的小说世界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艺术风貌。     

高蹈·漂泊·本真——从张炜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入手谈其小说创作的变化

在当代文坛,张炜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他有着沉重的道德意识和知识分子的救世理想,“道德”是张炜小说的基本价值立场。面对着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当代中国,张炜强烈呼唤知识分子的救世责任。但是,张炜创作价值取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张炜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从高蹈的理想者、不流于俗的漂泊者逐渐回归到生活中的本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