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与作者互动性简析

出版社或期刊编辑难免会经常遇到与作者的交往,他们对编辑总是尊崇有加,毕恭毕敬,而有的编辑往往担心与作者联系过于密切而惹来难以推却的“人情稿”,于是对他们虽“礼尚往来”却敬而远之。实际上,编辑和作者是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共同体”,是相互扶持的鱼水关系。在编辑出版过程中,     

略谈编辑与作者的初交

人与人之间的初次交往,往往印象是深刻的。编辑与作者第一次见面,有的先有书信往还,有的先由友人介绍,有的早有神交而后见面,有的也许事前从没有联系,也有的虽无直接交往,但早就有文字之交或者互相读过对方的作品与文章……总之,情况尽管各不一样,可是,作为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会晤,大体皆因为文稿而来。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我们常常见到这样     

正确认识和对待“编辑加工”问题

“编辑”一词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编辑”应包括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版式设计等全过程。由于其中的编辑加工是编辑工作的主要环节,因此狭义的“编辑”常指编辑加工这道工序。当然“编辑”一词也用来指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对“编辑”或“编辑加工”我们常听到这样一些议论: 有人说:“报刊上的文章都是作者写的,编辑只不过把它们收集起来,排个次序,改改错别字,勿需多大学问,一剪一瓶(浆糊)足矣!”有的作者在来稿的附言中则婉言说明:“我的稿子已反复修改过,还请某专家、教授审阅过,请编辑同志放心。”有的则干脆声明“文责自负,请勿删改”。     

别现代融媒视域下编辑与作者关系的“附魅”与“解魅”之维——基于西方文艺理论视角

别现代融媒视域下，面对“未定”“此在”“将是”人媒共生的别样出版现象，编辑与作者在书刊出版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于现实中呈现出一种“附魅”的状况。如何对“附魅”进行“解魅”，如何处理好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文章基于萨特“看—被看”的视觉空间理论、马丁·布伯的“我—你”交往行为理论以及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维度，提出编辑与作者应具有自律自为的边界意识、平等的交往对话意识及以人为本的客观意识，予以“解魅”，以提高书刊出版在社会市场中的竞争力。     

谈编辑与作者的长期交往

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欲达到心灵上的深交以至神交,常常不是一次建立,也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不断培养、不断深化的。一位作者向编辑提供文稿,大多不是一次就画“句号”,以后不再写作、不再与编辑来往了。作者总是在不断研究、不断写作,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因此,编辑结识一位作者,往往不是一次性交往,而是反复联系,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不断延续下去,成为多年结交、感情深笃的好友。但是,编辑与作者一次性交往或者短时期联系的情形,也是并不罕见的。原因相当     

编辑联系作者的技巧

编辑与作者交往时,一个重要目的,当然是为得到好稿;或者说,编辑与作者的交往多少带有点功利的色彩。高明的编辑,由于善使“太极”,既收“功利”之实,又无负面影响之弊。那么编辑在与作者交往时到底该如何更好地处理与作者的关系呢？论者有如下意见。 一、使愉悦莫使难堪 如你在向作者约稿时就这么一句话：“什么时候给我们写篇稿？”你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打发给你的稿子不会是他的精心之作。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作者最烦的是你老把他当成写字的机器。记得刘心武在他的《私人照相簿》中提到：“我最怕人们这样把我介绍给别人…     

甘缝嫁衣忙不休

甘为人梯编辑最可贵的品德是什么?我以为是甘当人梯。编辑好比是个裁缝,是为作者或记者做嫁衣裳的。一篇好稿发表了,一本书问世了,荣誉归于署名的记者或作者,编辑只能当“无名英雄”。这是办报刊或搞出版的需要。有的编辑常感到当编辑“亏了”,这是由于从个人一时一事的得失来考虑的缘故。当编辑的,不妨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方面多想一想。     

字体规范是减少报刊差错的前提

在报刊中,常会出现差错。这与校对不仔细有很大关系,也与稿件字迹书写不工整、字体不规范有关。常出现在三个方面: 一、有些作者字写得漂亮,但若是写新闻就过于“狂”了,编辑们如看“天书”,有的稿件编辑们只好顺着意思往下溜,有的人名、单位、术语等溜不下去,又与作者联系不上时,稿件只能废弃不用。如“学员们”写成“党员们”,“起重机”写成“超金扣”,“几天”写成“12天”,“日前”写成“目前”,“目前”写成“日前”等。二、有些作者字写得不好不说,还相当“草”,编辑们不得不去“猜”,即使是一篇好新闻,如果编辑们时间精力不够,那这条新闻也只好到此夭折     

“替作者考虑”与“为读者作想”

在《风雨编辑窗》这部长篇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篇相形见绌的作品压了两期了。有的编辑声言“替作者考虑”,主张将这篇作品发掉。有位领导立即对“替作者考虑”说给予     

说署名

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然后署上作者的大名,如今似没有什么忌讳的,一则表示“文责自负”,二则证明此文是我的“专利”,三则在某些人心目中这是一种“资本”“荣耀”。是故,一般都十分计较署名权。可近来笔者发现,在一些地方报刊上,往往能看到在署名上出现的不怎么正常的现象：有的在文章上只署“本报记者”,没有实姓名;有的在“本报记者”后面虽有名有姓,却是个假名字,或者只署个“笔名”;有的记者编辑从发表报道时起,就不用自己的真名而用“笔名”。 在报刊上出现这类现象,我以为有两个原由： 其一,记者编辑自有“难言之隐”,…     

话说"一朝编辑一朝作者"

“一朝天子一朝臣”，个中含义人所共知。而近年来，却也出现了“一朝编辑一朝作者”的现象，这颇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深思。 　　所谓“一朝编辑一朝作者”，是指媒体中的一种不正之风，即有少数编辑在选用作者的稿件时，不是以稿件的质量作取舍标准，而是以是否为自己的熟人或“关系户”作为用稿准则，这便出现了“换了个编辑即换了一批作者”的怪现象，故被人们称之为“一朝编辑一朝作者”。 　　“一朝编辑一朝作者”，这“作者”队伍的构成，往往为三种人员：一是编辑的亲朋故友；其次为与编辑有功利牵扯的“关系户”。如我在甲报刊当…     

编辑“会签”好

去年冬,南京《青春》杂志社收到了一篇用现代科学方式研究写作手法的文章。首先接阅稿子的编辑对它“吃不准”,就按该刊的“惯例”,请其他编辑传阅,“会签”。先后有10多位编辑签署了意见,有的赞它“颇有创见”,有的称它“不无道理”,有的则说它“大为悖谬”。编辑们的看法虽异,这篇文章还是刊登了。随后该刊又公布了对它的“会签”意见,热烈地展开了作者、读者、编者之间的“交流”。     

作者要有精品意识

在日常的编辑工作和与通讯员的交往中,我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基层通讯员普遍存在“精品意识”差的问题。至少有两点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相当一部分通讯员的稿子写出来不愿修改,嫌麻烦,有的甚至说“稿子寄给编辑部,反正编辑要改”;二是有的通讯员写了一二十年,居然拿不出一二件像样的代表作。     

从“拉稿子”说到“想当然”

编辑是干什么的？听有的人说，编辑就是“拉稿子的”。这话按说也没大错，作者的稿子，可不就是编辑们又是打电话，又是登门拜访，从人家那里“拉”来的么!如果你仅是十分崇拜作者，害怕得罪作者，一字不易地把该作者的稿子发表出来，你确实也就是个“拉稿子的”。     

图书编辑的人际关系

图书编辑的人际关系涉及面较广,与作者、读者间的关系是图书编辑在发挥社会功能中所产生的“服务型”的人际关系;与印刷、发行者的关系,则是图书编辑在工作中所产生的“工作型”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服务型”的还是“工作型”的人际关系,编辑总是处于主导地位。或者说是作者、读者、印刷者、发行者的编导者、协调者、中介人。一、图书编辑的明及务型”人际关系谈到这种关系时,最常见的说法有:“编辑是为人作嫁衣的红娘”;“编辑的衣食父母是作者”;“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三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也是明确的。即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前者为后者服务。另外的说法有:“编辑的‘上帝’是读者”;“编辑的衣食父母是读     

学术期刊编辑是作者的朋友

学术期刊编辑为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为期刊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需要在与作者交往过程中,真诚对待每一位作者,尊重作者,想作者所想,加强沟通,公正无私,把作者当作朋友。这也是编辑良好人文素质的体现。     

他为《白门柳》倾注了心血——记与邢富沅同志的一段文字交往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邢富沅同志,是拙著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的“二审”编辑。虽说是“二审”,但此书从约稿、写作、修改,其实都是由他与我直接联系的。回顾我们之间的这一段文字交往,我感受最深的是富沅同志作为编辑对作者的真挚情怀,以及他在编辑业务中所表现出来的胆与识。出乎意外的约稿我与富沅同志相识十分偶然,那是1981年春天,广东、广西     

浅谈编辑工作中的审稿问题

近来听到一些反映:“出版社的编辑部审稿太严了”。“编辑改作家的稿子,权力太大了”。“编辑就是不能改我的稿子,文责自负嘛”。这些意见传到编辑的耳朵里,有的编辑感到惶惑了。处理稿件时生怕得罪人,审稿还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文责自负”并不排斥编辑对作者原稿进行鉴别和判断,提出审稿意见,以致进行修改加工。出版社的编辑部是组织和接受作家原稿从事书籍生产的部门。编辑部进行审稿工作,如同工厂生产产品时对原料进行鉴别和加工一样,是一件不言而喻     

作者交往随想录

作者工作是编辑工作的重要一环。《作者交往随想录》一文,结合作者的切身体会,论述了在与作者交往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字之师”：编辑应当追求的美誉

“美国40年来最权威的编辑业务教科书”——《编辑人的世界》如是说：“编辑在手稿上画下第一个修改符号之前，作者和编辑就已展开创造性的合作过程。作者的责任是尽最大努力写出一本最好的书，编辑的责任是帮助作者达到这个目标。”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出版工作如此定性：“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是出版者和译著者共同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在论及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时，学界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一“口径”，一般不越“雷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