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亟待加强。     

宋代士大夫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例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宋代的士大夫.历史上,宋代士大夫们与佛教有深厚渊源,以致学术史将宋代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称为“居士佛教”.着重从宋代士大夫们的代表——宰相入手,分析他们与佛教的联系及相互间的影响.     

试论宋代教育的"平民化"

宋代兴学运动的历史性意义不仅在于教育整体规模的空前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教育"平民化"的新时代.各类学校"广开来学之路",入学门槛降低."取士不问家世",朝廷对权要子弟科举入仕作适当限制,对寒门学子予以必要的救助.士大夫纷纷参与"小学"教育,促使启蒙教育相对普及.在朝廷引导和"乡先生"推动下,宋代的乡村教育方兴未艾,但是教育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尤其是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也十分严重.     

宋代科技教育鼎盛的原因

宋代政治经济的发展,既为科技兴隆提供了物质基础,更为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宋朝建国后,历代君主均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文教政策,逐渐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少见的"文治"局面.在科技方面,官方重视科技教育,并注重继承与创新,加强民族间科技文化交流,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达到封建社会的鼎盛.     

宋代士大夫家族的秩序与构造——范氏十六房的形成

家族和宗族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作用,在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断增强。在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家族"苏州范氏"中,"房"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范仲淹最初制定的规矩里,"房"是指以夫妇和子女组成的一个家庭单位,或者几个这样的单位组成的复合家庭。随着族人增加和世代交替,在北宋熙宁、政和年间续定的规矩中,"房"被"诸位"所取代。南宋时,"范氏十六房"的概念正式成型,成为义庄以及宗族运营的重要构成要素。"房"的固定化意味着宗族的组织化,同时也体现出宗族的家庭机能日益淡化。通过分析范氏家族"房"的成立、变迁以及功能,可以考察在中国的家族、宗族史研究中"房"的重要性,并深入认识宋代士大夫家族的组织、构造和变迁。     

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中国文明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代是"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以及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为证明"宋朝达到中国文明的顶峰",作者提出了宋代农民欢乐说、宋代妇女幸福说、宋代官场廉洁说、宋代士大夫人格高尚说,并盛赞宋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高薪养廉、保障言论自由等政策,特别是君相互制制、党派互监制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设计。对于上述种种颇具颠覆性的论断,本文较全面地作了力所能及的学术性商讨。     

试论苏轼的书法作品构成观

苏轼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和"尚意"书法的主要倡导者.他提出的关于书法作品五要素有机整合的构成观,不仅赋予前人书论朴素的生命比况概念以新的哲理内涵,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书学技法论认识书法作品的方法和思路,是对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它是宋代"尚意"书法创作论与批评观的连接点,不仅为宋代轻视形式技巧而重视人格书风的书法批评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条件,也能为今天书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从学术到审美习俗:理学与宋代服饰文化关系初探

唐宋呈现的服饰风格迥异,学界往往以"开放"与"保守"等诸如此类的话语进行总结,更把宋代服饰一改大唐风尚转而趋向"保守"归责于理学。其实,理学家并没有要求服饰全面复古,复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服饰衣着要符合礼制、等级制度森严是保守的话,那这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共性,而不是宋代理学赋予宋代服饰的特性。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宋代理学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意义,对宋代服饰风尚给予更为理性的界定。     

论宋代官方绘画教育体制的创新

孙红阳在《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撰文指出,宋代画院与画学是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史上体制最为完备、规模最为宏大的官办绘画创作与教育机构。宋代官方绘画教育主要指画院与画学的绘画教育,其较之前代有突出创新,主要表现为：在规章制度方面,制订了完备的人员编制制度,     

比较东汉、唐、明三朝宦官专权的异同

古代中国有着强大的中央皇权,而皇权的衰落是家天下必然的结果。一旦皇帝失势,利用它来掌控天下的就有外戚、士大夫和宦官等接近政治中心的实权力量。     

文心:园林、景点的题名(上)

在中国文化史上,宋代有其重要的地位。李泽厚先生曾写道:“宋代是以‘郁郁乎文哉’著称的,它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上自皇帝本人、官僚巨室,下到各级官吏和地主士绅,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庞大也更有文化教养的阶级或阶层。”宋代的文人写意画,正是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上,才应运而生的。     

“天人合一”、“隐逸情结”与中国山水文学

山水学在中国古代学中占有重要席位。中国山水学的兴盛发达，与中国人以艺术化的态度对待自然，视人为自然的一部分，追求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理想境界关系密切，可以说，“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是中国山水学发达之酵母。而中国人士大夫追求个性自由精神解放的隐逸情结则与最纯净的山水学一拍即合，隐逸情结对中国山水学的发达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山水学的发达兴盛原因众多，但“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与人士大夫的隐逸情结是其中最趋本源的两条，影响深远。     

李白游仙诗对绘画题材的影响

"梦游"在中国古代多表现为"游仙诗"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绘画题材则出现于宋代。一方面无疑受到宋代绘画"以诗入画"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李白诗歌在宋代被世人推崇,其游仙诗对"梦游"绘画题材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宋初士大夫的角色回归

宋代士大夫由承唐代而来,但在五代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士大夫官员-学者的两重角色出现了分离,其学者的身份淡出,而且表现出"吏能化"的特点。进入宋代,在右文政策背景下,士大夫重转新向"文治型",并承续了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致力于振兴古文与儒道,在这个意义上,宋初士大夫实现了二重角色的回归。正是在此前提下,宋代士大夫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书院德育”研究述评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宋代是书院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书院的德育体制完备,其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它对品德教育的高度重视,书院教育家们都把以德育人作为书院教育的理念,将道德品质作为其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要求。因此,对宋代书院德育这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不仅可以全面深入地认识书院教育及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吸收和借鉴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     

“宋代书院德育”研究述评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宋代是书院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书院的德育体制完备,其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它对品德教育的高度重视,书院教育家们都把以德育人作为书院教育的理念,将道德品质作为其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要求。因此,对宋代书院德育这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不仅可以全面深入地认识书院教育及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吸收和借鉴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教育智慧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正中国的思想家都重视教育的作用。之所以重视教育,就在于教育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对人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都重视教育的积极作用。一、孔学的教育观念:学思结合孔子认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这实质上强调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宋代理学家张载别开生面地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层人性论。"天地之性"是本然之善性,"气质之性"则是后天形成的有美恶智愚之别的性。明代学者王     

宋代台谏制度略考

台谏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早在上古传说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它的萌芽,经过长期的发展,隋唐时期台谏制度已臻于成熟,而在随后的宋代,台谏制度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岁月。在这一时期,由于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和政治生态平衡势态的形成,台谏制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运作空间,其对君权和官僚集团的监督和制约都有所加强,从而推动了宋代相对清明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其历史经验能够为我们完善当代中国的监察制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晚明士大夫与“天学”传播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及西方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天学”在中国的广为传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士大夫的积极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便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利玛窦对天主教进行了儒学化的包装,这为士大夫最终接纳“天学”扫清了障碍。急于挽救晚明危局的士大夫视“天学”为济世良方,对“天学”的传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推动成为“天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动力,对“天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易代以后,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士大夫阶层对“天学”的热情逐渐消退,“天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亦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