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兴的宴会背后——《钉子上》人物形象分析

在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契诃夫因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而著名。“小人物”的题材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两大主题之一(另一题材是“多余人”形象)。在契诃夫之前,普希金《驿站长》,果戈理《外套》都曾经塑造过“小人物”的形象,虽然写得很成功,但毕竟只是少数的篇什。契诃夫则是全身心地去关注“小人物”,并把反映“小人物”的命运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题材。表面上看,契诃夫似乎写的是生活小事,实际上却表现了“小人物”的痛苦生活,嘲讽了他们卑微的奴才心理。《万卡》、《苦恼》、《一个官员之死》等就是契诃夫“小人物”系列小说中的著名篇章。     

论《驿站长》中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驿站长》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开山之作,普希金成功地塑造了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小人物"。此后,俄国现实主义的作家们竞相将这一主题发挥到极致。本文试通过对作品的艺术手法的探究来揭示其其中的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     

宗教文化语境下的小人物——以《驿站长》、《外套》和《罪与罚》中的小人物为例

《驿站长》、《外套》和《罪与罚》中小人物的救赎主题是东正教文化语境下的产物。《驿站长》对《新约·路加福音》进行重构表达了小人物通过宽恕劝善实现救赎的思想;《外套》对《新约·哥林多前书》进行重构阐释了小人物通过克己忍让实现救赎的思想;《罪与罚》对《新约·马太福音》进行重构再现了小人物通过主动赎罪实现救赎的思想。东正教文化语境下的小人物主题凸显的是运用文学阐释宗教文化的主体性意义,对于实现宗教由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奥涅金和“多余人”

众多的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共同塑造了“多余人”、“小人物”、“新人”三大独特的系列形象,成为俄国文学的奇观,显示了俄国文学的实绩,反映了俄国文学的特点,也为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一论述“多余人”形象,我们首先要提及的是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中的男主人公奥涅金.他被公认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这个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儿,     

《驿站长》:叙述者形象及其非叙事性话语

普希金的作品《别尔金小说集》创作于1830年的“波尔金之秋”.这部全称为《故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包括5篇小说:《射击》(10月14日),《暴风雪》(10月20日),《棺材店老板》(9月9日),《驿站长》(9月14日)和《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9月20日).作为俄罗斯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作品之一,《别尔金小说集》为我们展示了19世纪20年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出一系列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贵族、外省地主、军官、小官吏、城市小手工业者等等,表现出小说主人公丰富、复杂的个体心态以及19世纪20年代群体的社会心理.其中,《驿站长》成功地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小人物”形象,由此揭开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底层形象系列的帷幕;表达了作家深刻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思想.所以说,《驿站长》就其文学史意义而言,在《别尔金小说集》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     

特殊的求援

果戈里,十九世纪俄国最优秀的讽刺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生于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从小体验了“小人物”的苦难处境,著有《死魂灵》《钦差大臣》等。     

简炼传神 以少胜多——普希金《驿站长》艺术管窥

被誉为“奠定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基础”的伟大诗人、作家普希金,以他文学创作的辉煌功绩,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许多作品,曾猛烈地抨击当时社会制度,充满对纯朴人民的深切同情,其中他的短篇小说《驿站长》就是最精彩的篇幅之一.高度的凝炼,是《驿站长》最显著的艺术特色.小说描写一个军人出身的老驿站长萨姆逊·维林,卑微的地位使他的生活充满着辛酸和屈辱,他唯一的安慰是身边聪明而善良的女儿——杜妮亚,一个过路的军官夺去了这个女儿,他几经寻找,都被拒之门外,最后借酒浇愁郁郁死去.若干年后,女儿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扫墓时,墓地已经是一片凄凉,灰色暗淡.全篇小说约八千字,但作家以其高度的概括能力截取了驿站长后半生中最能震撼人心     

论《驿站长》的文化内涵

在以开写“小人物”先河而闻名的中篇小说《驿站长》中蕴藏着深远的文化内涵,对平等自由的渴望、对情爱战胜亲爱以及女性依附地位的揭示使这篇小说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浅议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多余人”和“小人物”

“多余人”是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青年贵族形象。“小人物”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一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剥削底层被欺凌着典型形象。“多余人”与“小人物”形象同出一脉,他们在十九世纪文学中有什么典型意义呢？我从作者作品及人物方面同大家一起来探讨。     

评介普希金的两首政治抒情诗

杰出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说过:“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了俄罗斯文学”。高尔基在论述普希金时也曾说:“好象在寒冷而阴沉的国度里的上空燃起了一个新的太阳。而这个太阳的光辉立即使得这个国度变得美丽富饶”。普希金被尊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素有“俄国诗歌的太阳”之称,不仅在俄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作品在全世界也有极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世界上九十多种文字。在中国受到千千万万读者,特别是革命青年的热爱和欢迎。本文试就普希金前期两首重要的政治抒情诗《致恰阿达耶夫》和《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作如下评介。首先看《致恰阿达耶夫》:     

简论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

我们都知道,普希金首先是以诗歌创作确立他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的,然而,作为“一切开始的开始”的普希金,在俄国最早完善了现代小说的创造.他在各类小说体裁上的成功尝试,其深远的影响,并不亚于他的诗歌创作对俄国文学的贡献.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普希金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他开始感到运用小说这种形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必要性.于是,他逐渐把创作的中心由诗歌转向了小说.在《别尔金小说集》、《杜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等小说中,普希金敏锐地提出了小人物,农民暴动,     

追求与失落——从阿乐哥与奥列宁形象比较看普希金与托尔斯泰早期思想探索

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有两位大师名垂后世:一个是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一个是被誉为“俄国文学的顶峰”的托尔斯泰.两位文学大师分属于俄国文学“黄金时期”的两端,都是俄国上流社会的叛逆者,真理的追求者.然终其一生,普希金仅仅在发现了“多余人”之后便倒在枪口之下,托尔斯泰则以“仟悔贵族”身份带着迷惘出走而逝于旅途客站,追求与失落便成了两位文学大师的起点与归宿.而作为文学家,两位大师均以其不朽的艺术形象纪录下了自己的思想探索轨迹.这里,本文就普希金与托尔斯泰的早期名作《茨冈》与《哥萨克》中的两位主人公形象进行比较,探其“同质”与“异趣”,并从中对普希金与托尔斯泰早期思想探索进行观照.     

《外国文学(下)》学习提要(一)

第一章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第一节 概述一、比较清楚地了解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主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脉络,并注意文学发展同俄国人民解放运动发展进程之间的密切联系。二、发展脉络。1.十八世纪末冯维辛(重要作品是《旅长)、《纨裤少年》)和拉季舍夫(重要作品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做了准备。2.十九世纪最初四十年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形成期,这一阶段克雷洛夫的寓言,格利鲍耶陀夫(喜剧《聪明误》)对批判现实文学的发展有积极作用,而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的创作确立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即“自然派”文学)在俄国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活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巴金与屠格涅夫

巴金具有很高的外国文学修养。他曾经说过,“在所有中国作家之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在给巴金以影响的外国文学中,除了法国文学外,就要算俄国文学最为突出了。一九七九年五月,他在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出的“有哪些外国作家对你来说是重要的?”问题时说,“俄国作家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一九八○年四月,巴金     

波普里希钦是“小人物”吗?——果戈理《狂人日记》新论

不知从何时起,“小人物”一词被当做了专有名词,用以指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一系列地位低微,备受欺凌而又毫无抗争的人物形象。这种用法,名实难符,因为“小人物”原与“大人物”相对,指地位低下者,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并不包含备受欺凌而无抗争的特定内容。 不过,“小人物”被用作专有名词之后,就多有了一张标签,方便了不少评论家评论作品,分析人物。只要给某部作品的主人公贴上“小人物”的标签,便可以按照既定的公式,轻车熟路,毫不费力地下出“通过……的不幸遭遇,揭露……批判……寄予同情……”之类的论断。 不少人评论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也首先给主人公波普里希钦贴上“小人物”的签条,然后“顺理成章”地分析、归纳出小说的主题,并指出其重大的社会意义。     

忏悔：灵魂的救赎——名著《复活》赏读

作者看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伟大的代表作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与俄国历史进程

一个世纪前,俄国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就说过:“文学不能跑在生活之前太远.”事实的确如此,越是成功的作品,越可能只描写同时代的生活所酝酿成熟的形象.文学与时代密切关联,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学充分体现了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     

论“父与子”传统的终结——《母亲》及《彼得堡》之比较分析

作为19世纪俄国文学传统之一的“父与子”,构成了多部作品的主题。然而进入20世纪,尤其是1905年革命之后,这个传统主题却消失了。显然,文学上的这一变化是俄国现实的折射,无论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母亲》,还是现代主义的典范《彼得堡》,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反思,都为一个世纪以来俄国文学中的“父与子”主题画上了句号。     

鲁迅——中苏文化交流的先驱

鲁迅是最早以革命的动机及目的,介绍和翻译俄苏文学的人。从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维埃国家,鲁迅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还在一九一九年,鲁迅就已经歌颂了俄国无产阶级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他不仅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了人类美好的未来,而且从俄国文学中看到“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一九○七年,鲁迅写了早期最重要的文艺论著《摩罗诗力说》,开始表现出他对俄国文学的广泛接触。这时,他从积     

异质同构的终末叙事——《驿站长》中宗教伦理的现代性反思

透过阐释学的视角，《驿站长》中源于《圣经》典故“浪子回头”的宗教图式与杜妮亚的人生轨迹有着结构上的同构，却在质性上指涉不同的意向。杜妮亚居于现代意义上的自觉人生选择与典故所隐喻的宗教伦理精神相悖而行，从而暗示俄国传统道德法则的失效，并在更高的意义上对宗教伦理的现代性困境作了一个终末式的叙述：社妮亚整个人生选择所预示的不仅是传统宗教伦理秩序面临的断裂，还是俄罗斯新女性代表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