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唐法门寺地宫“金钱布地”现象

舍利瘗埋伴出钱币为历史上常见,但法门寺地宫出土钱币无论数量、材质还是位置,都超出传统范畴,从一个侧面体现舍利瘗埋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传统舍利瘗埋来自印度地区,将钱币与其他材质舍入物并置容器之中,共同组成"财富供养"。到了唐代,地宫的出现导致空间扩大,直接影响到供养形式的变化。法门寺地宫中多处位置出现布于地面之上的大量钱币,这种特殊形式需要解释。佛传故事中,佛陀居住的"祇洹精舍",由供养人以"黄金铺地"购得。"金钱布地"因此成为佛之居所的视觉特征。法门寺地宫同样为佛(佛骨舍利)之居所,因此,钱币布地有庄严佛之居所这一涵义。13枚特制的玳瑁"开元通宝"盛于银香炉中以为供养,以雕刻工艺将南海宝物玳瑁制成盛唐货币,这种精心设计的供养品,寄托了供养人唐懿宗的心愿—八荒来服,四海无波。     

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武周时期佛教书刻研究

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中洞又称"大万伍佛洞",唐代武周时期佛教书刻较为集中,可概分为题额与刻经两大类别,反映了武周时期高超的书刻水平,因长期被龙门石窟北朝题记书刻盛名所掩,故未受广泛重视。今基于书学之视域,从其形制及书体分类、书刻艺术、书写者等角度进行系统分析,深入发掘其书法价值。据武周造字年代及使用规律,推定擂鼓台中洞题记书刻时间,应在695年至698年之间;另据书法风格及相关史料分析推测,擂鼓台中洞刻经与题额的书写者,分别为武周时期著名书家薛曜与殷仲容。     

朔州崇福寺北魏千佛石塔

北魏千佛石塔的命运浓缩着一段中国近代史,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悲欢离合.千佛塔是北魏时期的仿木楼阁式建筑,对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北朝建筑、北魏历史等极具研究价值.     

两宋金银舍利容器知见录

宋代金银器的设计与制作,从造型到纹饰,都已经完全中土化,这也是金银舍利容器的演变趋向。发现于寺塔地宫的金银舍利容器,或自身有铭记述供养人名姓及器具制作年月,或同出有石函、石碑记述舍利供养事迹,因此地域与时代都很明确。根据目前的发现,金银舍利容器的制作以北宋为多,而器皿与首饰的发现,却是南宋为多。作为金银器史的一部分,两宋舍利容器集中体现的打制与攒造的技艺,同样是这一时代金银首饰的特色,二者自然是相通的。那么从金银器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批资料更有一重实物标本的意义,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如七宝阿育王塔那样详细记述捐资和造价情况的铭文,则尤可珍视。本文所记,即为近年各地参观考察所见。     

唐代洛阳胡坊与胡坊村考——以《宋彻墓志》《田玄敏夫人李氏墓志》为中心

洛阳近年出土的唐《宋彻墓志》以及武周《田玄敏夫人李氏墓志》中均有洛阳胡坊的记载。结合《洛阳伽蓝记》等文献的记载,洛阳考古发掘出土的胡俑以及隋唐墓志对于祖先洛阳行迹的追述,可知墓志中的胡坊应该渊源于北魏时期在洛河南岸安置西域胡人的慕义里,由于大量胡人聚居于此,故有此称谓。直到唐代前期,胡坊旧称尚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胡坊村。两方墓志中胡坊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中古时期大量西域胡人来到洛阳的历史事实,承载了这一时期北魏洛阳城胡人汇聚的历史记忆。     

巴蜀佛教石窟艺术与周边佛教艺术之关系——以唐以前的巴蜀石窟为例

唐以前的巴蜀佛教石窟艺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北魏晚期、北周、隋代。巴蜀石窟艺术在此阶段兴起并初步发展,此间造像的粉本多来自洛阳、长安等地。大致来看,洛阳地区石窟艺术对巴蜀石窟的影响主要在北魏晚期,两者在洞窟形制、造像风格等方面多有相似。麦积山石窟艺术在北魏晚期对巴蜀石窟也曾产生影响,例如两者均有相似的三壁三龛式窟,但"三瓣式悬裳座"可能是川北广元影响了麦积山。长安地区的佛教艺术对巴蜀石窟的影响主要在北周和隋代,两者在佛帐形龛、菩萨装饰和造像风格等方面有诸多相似。南朝造像艺术主要是通过长安地区对巴蜀石窟产生间接影响。     

广州华林寺塔瘗舍利来历考

上世纪60年代,"西来初地"——广州华林寺偶尔在白石塔发现了22颗佛门圣物舍利。关于它们的来历,佛教界有种种不足采信的说法,而学术界则认为是不可破解的"谜团"。其实以铁航和尚题在白石塔内方铜盒盖的铭文为线索,参稽其他相关资料,可证华林寺所藏舍利有一颗是如来真身舍利,它出自庐山金轮峰,是前秦时梵僧佛陀耶舍从天竺带到震旦(中国)来的。耶舍舍利原瘗于庐山金轮峰,其中有一部分在明万历中散出,肇庆鼎湖山庆云寺开山祖栖壑于明崇祯四年(1631)从憨山门人手上获得了四颗。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庆云寺重瘗这些舍利,铁航利用此机会,暗自里将其中一颗转移到了华林寺。华林寺所藏的另外21颗舍利则为高僧舍利,其主体部分出自庐山栖贤寺,它们是在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被埋入地下,而于清康熙六年(1667)被栖贤寺僧意外掘出的。华林寺有栖贤舍利,是栖贤寺住持石鉴把本寺出土之所得"分布诸刹"的结果,也有可能是铁航在打庆云寺如来真身舍利的主意时从该寺转移来的。     

北魏平城初期佛教在后宫的传播途径

三帝与后燕、后秦及大夏国等十六国佛教昌达地区的国君之女相联姻,她们分别是道武皇后慕容氏,明元皇后姚氏、杜氏,及太武皇后赫连氏。这些女性进入北魏后,她们的佛教信仰亦随之深入至宫廷,使得佛教在北魏后宫中开始传播。     

简化型神人神兽镜时代再探讨

神人神兽镜以往多被视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典型铜镜,其中有一类简化型神人神兽镜,主要特点包括:主题纹饰区狭窄,辅助纹饰区宽大;主题纹饰区以凸起的环状乳丁纹为间隔的神人神兽纹为主,辅助纹饰区为以弦纹相间隔的连珠纹(或乳丁纹)、锯齿纹、水波纹(或双折线纹)等纹饰的多圈排列;镜缘均为呈"∧"字形的三角缘。本文通过对考古发掘和博物馆收藏的十余面此类铜镜镜背纹饰内容发展变化趋势的分析,论证这类铜镜虽源自东汉以来的神人神兽纹镜,但总体上呈现逐步简化、消亡的趋势;其流行时代主要在隋至初唐,比以往所认为的东汉到魏晋时期时间更晚,并初步探讨了它的发展演变规律。对这种简化型神人神兽镜时代的进一步廓清,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铜镜的变化。     

南北朝“秀骨清像”佛教造像成因探析

历史上的南北朝,是指公元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公元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南北朝是一个分裂的朝代,分为南朝和北朝。南朝依次是宋、齐、梁、陈;北朝依次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一段时期,也是精神极为解放、艺术发展最为自由的一个历史阶段。"秀骨清像",是指佛教造像中的一种艺术风格,也是中国美术史上对南北朝时期美学风骨的整体概括。"秀骨清像"一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陶瓷烛台的类型学分析

东汉至南北朝的陶瓷烛台造型可分为动物类、几何类和植物类。前两类烛台形制较为丰富,植物类相比于二者形制较为单一。动物类烛台在东汉、三国、两晋时期较长时间存在,几何类和植物类主要在南北朝时期出现,存在时间较短。在文化因素上,烛台最重要的部件是烛管,不同时期烛管形制的差异,与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别的蜡烛使用有关。烛台高度也因应后来人们垂足而坐的新变化。在纹饰上,动物类烛台纹饰较为繁复,植物类烛台次之,几何类烛台极少。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烛台形制及数量远较北方的丰富,南方地区的陶瓷烛台中,福建地区的烛台地域特色鲜明。整体上来看,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人们在解决陶瓷烛台的蜡烛直立性和外溢蜡液的收集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后世在这两个方面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无垢经》：中、韩学术论争的焦点

《无垢经》全名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Aryarasmi-vimalvi suddha-prabhā nāma-dhārani sūtra),是佛教密宗(yuhya-yāna or Esoteric Buddhism)典籍之一,共一卷,5336字,译自中国唐初女皇武则天(624～705)在位的武周时期(690-704)。     

敦煌椅子图式的另一种诠释——以《舍利弗宴坐》为例

本文在探讨唐宋椅子概念演变的基础上,探讨了敦煌壁画中椅子图式的基本状况。着重对初唐莫高窟第334窟壁画《舍利弗宴坐》中的椅子与西魏莫高窟第285窟壁画中的绳床进行全面比较,并对《舍利弗宴坐》中椅子的坐高、坐姿、造型、结构、象征手法以及描绘意图进行图像学描述、分析与诠释,尝试还原历史原境。这是壁画作者在发展性理解经文的基础上,借助于特定的家具、表情、服饰描绘,批判了舍利弗对于佛学修为的机械性观念。这种图像再现与图式传达,对于解读《维摩诘经》以及理解大乘佛教对于小乘佛教的超越,领悟中国禅宗思想的诞生与演进,具有生动而形象的启发价值。这为敦煌图像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思路。     

南朝佛教造像背光研究——以成都及周边地区石刻造像为例

成都及周边地区遗存的南朝佛教造像背光,题材与内容丰富。造像背光中说法场景、涅槃图像、化佛、飞天、折枝莲花等题材集中出现在齐梁时期,具体表现在三个时间段:永明年间至天监初年、天监初年至中大同年间、太清至太平年间。这一地域的佛教造像背光内容与佛教经典紧密结合,运用直观化的图像阐释佛经、阐明义理。说法、涅槃等图像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这与南朝盛行经典,帝王权贵与僧众对信仰的推行有紧密联系。依据佛经,说法图像表现"弥勒三会",涅槃图像出自涅槃系列经典。背光中化佛与禅观经有紧密联系,飞天直接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这些题材与内容形成南朝造像背光的独特风格。     

论佛教影响下形成的两大画体：晋唐体与宋元体

本文将从新的视角将中国画分为两大绘画体系,即＂晋唐体＂和＂宋元体＂。而这两种画体的形成及其发展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一个是佛法,一个是禅宗。文章将深入地探讨它们演进和分野的原因。     

论佛教影响下形成的两大画体:晋唐体与宋元体

本文将从新的视角将中国画分为两大绘画体系,即"晋唐体"和"宋元体"。而这两种画体的形成及其发展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一个是佛法,一个是禅宗。文章将深入地探讨它们演进和分野的原因。     

摩羯纹在中国的传播与兴衰

"摩羯"源于古印度,佛经翻译引入"摩羯鱼王"的概念不晚于三国时期。国内发现最早的摩羯纹来自北魏舶来之大夏银杯,最早的本土摩羯图像应是正定隆兴寺藏东魏至北齐佛造像背光线刻摩羯戏水。唐代佛教流行的"六拏具"与"天龙八部"图式中含摩羯,同期属于世俗装饰系统的陶瓷、金银器摩羯图案则经本土化发展为鲤鱼身形,其飞翅龙角的特征对辽人影响深切。北宋以后,占星算命成为显学,"摩羯命"导致人生困顿的说法流行,摩羯纹就此衰落。与此同时,受科举考试影响,民间孕育出了新的"鱼化龙纹",在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的民用陶瓷产品中均有体现。     

从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看历史人物刻画及贡献

五代时期的人物画,发展了唐以来的世俗倾向,内容上注重反映现实生活,技法上力求写实。肖像、风俗、仕女诸科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朔州市后寨墓地唐墓发掘简报

后寨墓地位于山西省朔州市窑子头乡后寨村西约2公里的山前黄土台地上,地处北方长城沿线的农牧交错地带.2019年至202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朔州当地文物部门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东周至辽金时期墓葬400余座,以东周及秦汉墓葬为主,约占98％;另有个别北魏、唐及辽金时期墓葬.其中的3座小型唐墓,为朔州地区发现的...     

浅议中唐风俗诗的艺术特色

诗至中唐,风貌一变,题材也较前广泛,其中的一个热门题材,就是风俗。以风俗为题材的诗歌虽不始于中唐,却兴盛于中后,因此,探讨中唐风俗诗的艺术特色,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唐诗歌的风貌或有所碑益。中唐风俗诗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以描绘和叙事为主,这也是中唐诗歌的一个重要倾向,俗文学和传奇对此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后通俗文学极盛,讲经、变文、话本、词文、俗赋等吸引了大批听众。韩愈在（华山女）中写道：“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可见连深宫中人也颇好此道,更不必说文人了。元镇（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