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意識與懺悔意識的起源及宗教學分析

原罪意識與基督教的原罪論 　　中國學人論及原罪意識和懺悔意識時,總是把它放在基督教背景下來討論,因爲在我們的知識領域内,這是基督教哲學中兩佃非常重要的命題.……     

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本文着重从中印佛教思想文化交涉的視角,揭示因果報應論所包含的人本論、因果論、生死觀和來世觀等哲學内涵,强調因果報應、三世輪回說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為來改變未來生命的理論。由於這種理論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結合起來,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準則,而為廣大佛教信徒所接受,成為中國古代儒、道以外别樹一幟的人生理論,而發揮了補充儒、道思想的作用。文章通过與中國固有的報應觀念和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兩方面的比较,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所受中國本土的分命說、天命論、神話、傳說、泰山崇拜、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心性論的影響,同時又構成為對中國固有報應觀念乃至宗教觀念的重大衝擊,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是既繼承又區别於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帶有自身民族思想色彩的獨特學說。     

馮天瑜的學術世界和文化擔當

馮天瑜的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化史研究。他的文化史研究論著,有一條清晰的紅綫,這就是深深地摯愛中華文化,爲此,他一直在執着地追問和探尋中華文明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它的生存機制如何?它的血脉是如何傳遞下來?由此進而去探求中華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爲了回答這些問題,馮天瑜圍繞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文化特質,中國文化的元典精神,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態,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中國文化史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建構了一個系統認識中國文化的體系,并在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作出重要貢獻。他從觀念文化轉向制度文化,對中國歷史上的“軸心制度”——周制與秦制進行别開生面的研究,所著《“封建”考辨》振聾發聵,而《周制與秦制》則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部著作。他關懷并憂患於中國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當下與未來,以木鐸之聲警醒當世。他病危之前,將其有待出版的口述史的標題定爲:“向着公民的無悔抉擇”。這是他對自己一生學術和思想人生歷程的自我定位,是對這個世界的莊重宣言,更是對陳寅恪“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遥遠致敬。     

中國文化的危機問題——王國維境界說中對中國文化“疾病”的反省

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應該看作中國文化的命運問題。在世界文明一體化的潮流中,中國現代化的被動性質始終隱含着中國文化的危機訊息,正視并走出這一危機,是中國現代化成功的必由之路。但是,應該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危機呢?這一問題,上一世紀的許多思想家,曾經進行過許多的探索;在王國維的“境界”說中,也內含着對于這一問題的深刻表述。本文就王國維對這一問題的反省作一梳理,希望能有所討論。     

“東去江聲流汩汩 南來山色莽蒼蒼” 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

正中國的文化問題,是今日人類文化問題之中心所在,亦一切文化之一大糾結之所在。這個大糾結,如能解開,不但中國問題可解决,人類問題也能解决。——唐君毅:《當前世界文化問題》一窮極返本殷憂啓聖殷憂啓聖。從堯舜孔孟到近代仁人志士,中國歷史文化或明或隱地遵循着憂患與聖賢對應呈現的節律,塑造了中國歷史特有的文化類型。孟子等德慧高深者,皆有一種大尺度去衡評文化命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1949年不僅是中國現代歷史一個非同尋常的轉折點,也是孔子誕辰2500年,以五百年爲單元,從1949年上溯,大致可例舉王陽明、朱熹、韓愈、司馬遷幾位文化     

中國傳統中的人文精神與宗教精神

中國傳統中的人文精神與宗教精神有無關係?這個似乎古老的問題的答案,對於思考一個對當代中國文化有着重大意義的問題,即中國傳統人文精神與基督宗教或一般宗教的關係,肯定會構成思考的背景,影響思考的結論。     

學人寄語

正啟蒙運動百年以來,尚未解決的真正問題有兩個:其一:如何將"好的"文明內化爲中國人能夠認同的"我們的"文化?其二,如何將"我們的"文化提升爲全人類普世的文明?再好的外來文明,也需要轉換爲"我們的"文化。一種外來的文明一旦其融入了民族的歷史傳統、成爲中國人的內在生命所在,那麼它就從外在的客體轉變爲內在的主體,成爲"我們的"身心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那麼,外來的普世文明便轉化爲民族的自身文化,具有了家園感、根源感和歸屬感。     

中古社會的“新文化運動”從天台宗的解經體例談起

在佛教學術界,常會談論一個問題:天台宗是不是中國佛教的第一個宗派?三論宗、禪宗都會出來争奪這個“第一”,各有各的理由.如果僅僅為了宗派上的優勢地位,那就是門户之見,不值得多說.之所以還要談論此事,我所關注的是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從中國佛教的宗派史看,外來文明如何進入中國的思想主流,并且形成新的文化傳統?佛教的傳入,在南北朝、隋唐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有所謂中國文化的“印度化”進程,這幾乎可以說是中古社會的“新文化運動”.     

論朝鮮時代女性文學典範之建立

一 引言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關於"文學典範"或"文學經典"的問題,在歐美理論界成為討論的熱點.從九十年代開始,這一問題也受到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雖然將風騷傳統的代表分别冠以"詩經"和"離騷經"①,但此後的文學典範就難以用"經典"命名.在談到"經典"或"典範"的規範意義時,通常以格、式、條、例來表達,在推崇某一作家、作品的崇高偉大時,往往使用上品、第一、正宗、大家等語彙.這些術語和語彙也同樣貫通於漢文化圈諸國,流行在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的傳統文學批評中.如果忽略其表述上的差異,而注重其實質上的涵義,它們與今人使用的"經典"或"典範"一詞是可以大致通約的.     

學人寄語

正1950年,梁漱溟先生向國家領導人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硏究所。梁漱溟一直認爲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他在國家初建的時刻提議中國文化硏究所,正是基於他的"問題"意識。他一直在思索文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梁漱溟承認中國社會有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共同的一般性的問題,但他更關注中國的特殊性問題。認爲要理解中國的特殊性,必須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建設新中國,必須切實下功夫去認識老中國。二是要認識老中國,必須對中西文化作種種比較硏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