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弓和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张弓先生(1899—1983)是我国久负盛名的老一辈修辞学家。他在修辞研究方面的贡献仅次于陈望道先生。但他的《中国修辞学》的出版却早于陈望道先生六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是1932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他的《中国修辞学》是1926年华英书局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出版不久,刘大白先生(著名诗人、文学史家)即给它很高评价,说它“在一般号称中国修辞学的出版物中,没有能和它比并的”。     

修辞学新书介绍

我国著名修辞学家、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张弓先生的代表作《现代汉语修辞学》,在出版三十周年之际,于1993年6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该书出版三千年来,曾对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产生过重大影响,被我国修辞学界公认为是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之后中国     

《发凡》消极修辞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辞规理论概说

袁晖先生在评述吴士文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时说:“80年代以来,吴士文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积极修辞方面的辞格和消极修辞方面的辞规。如果说,辞格研究是他在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潜心探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那么辞规研究则是他带领和组织一支队伍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集体攻关而形成了修辞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2000年10月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心灵曾受到强烈的震撼,因为当年我深为吴士文先生“修辞方式系列化”的设想,特别是其中关于消极修辞的模式,即“辞规”的设想所吸引,对“辞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积极参与了吴先生组织领导的辞规研究工作,并对辞规研究作过一些理性思考,对这段经历怀着深深的眷念。10年前吴士文先生仙逝,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缅思与痛惜。今天,在吴士文先生诞辰80周年暨逝世1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我们的怀念之情。1932年,陈望道先生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树起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发凡》明确指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并把修辞现象大别为两类:消极修辞现象和积极修辞现象,同时又将修辞手法区分作消极修辞手法和积极修辞手法,从而建立了...     

再谈修辞学的语言学性质——为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作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就贯彻了“以语言为本位”的思想,建立了独创的修辞学体系,随后又多次对修辞学的学科性质作了一再阐述:修辞学其性质属于语言学,系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无疑的。关于修辞学的学科性质,虽然仍有一些局部的争论,但承认它的语言学属性在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不过,承认它的语言学性质是一回事,在实际的研究中能否贯彻这个基本原则又是另一回事。笔者最近读到“思想水平和修辞技巧”的讨论:由于语言和思想的非一一对应性,怎样处理修辞的研究跟思想的研究之间的关系?由此我联想到修辞效果的评价问题,这些问题困扰修辞学界已久。例如骆宾王《讨武曌檄》算不算好的修辞?曹植《七步诗》算不算好的修辞?在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通过重读陈先生的著作,想谈谈自己的一管之见,以供商榷。     

修辞的判定与分类研究——陈望道先生修辞思想述略

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发凡》阐释了修辞标准和修辞分野两大问题,并指出了修辞的评判标准是适合题旨和符合情境,修辞的两大分野是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这些开创性的理论,为其后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与发展给予了科学的引导和有益的帮助。     

锐意创新 独具特色——读李维琦先生《修辞学》

周秉钧先生主编的“古汉语丛书”之一,李维琦先生著的《修辞学》,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笔者读后,觉得该书颇富创新精神,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成就和特色。一、建立了更科学更符合实际的古汉语修辞学体系。汉语修辞学体系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和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此后的修辞学研究基本上是对它们的调整和修补。比较来说,李先生的《修辞学》在体系上作了两点突破。第一,取消传统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重新区别为“一般修     

学习《修辞学发凡》,开辟崭新的领域——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70周年

《修辞学发凡》是汉语修辞学的经典著作。本人在研究形貌修辞的实践中 ,对《修辞学发凡》非语言要素可以修辞及“辞的形貌”的修辞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 ,提出了“形貌修辞”这一术语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辞的形貌’的修辞学专著”———《形貌修辞学》。本人认为 ,没有《修辞学发凡》就没有“形貌修辞” ,更没有“形貌修辞学”     

中国华东修辞学会第七届学术年会暨江苏省修辞学会1992年学术年会在扬州举行

中国华东修辞学会第七届学术年会暨江苏省修辞学会1992年学术年会于去年10月6日在古城扬州举行。海内外修辞学专家、学者70多人出席了会议,并提交论文50余篇。这次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纪念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发表60周年,更广泛、深入地开展现代修辞学研究,以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     

陈望道和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纪念陈望道诞辰100周年

陈望道先生(1891.1.18—1977.10.29)是出色的革命家,《共产党宣言》是他第一个翻译过来的;他又是修辞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的《修辞学发凡》已被公认为“千古不朽的巨著”、“中国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复旦大学在给这样一位道德文章深受世人崇敬的革命家、学者举行100周年诞辰纪念会,研讨他的学术思想,是有着深远意义的。     

学习《修辞学发凡》，开辟崭新的领域－－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70周年

《修辞学发凡》是汉语修辞学的经典著作。本人在研究形貌修辞的实践中，对《修辞学发凡》非语言要素可以修辞及“辞的形貌”的修辞思想 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形貌修辞”这一术语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辞的形貌’的修辞学专著”－《形貌修辞学》。本人认为，没有《修辞学发凡》就没有“形貌修辞”，更没有“形貌修辞学”。     

现代修辞学与西方古典修辞学之比较

人们常习惯于形容中国修辞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那是因为“修辞活动或者说修辞技巧,早在语言文字刚产生时就随之产生和被运用了。”说它年轻,那是直到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陈望道先生为杰出代表的一批语言学家和修辞学家,继承古代修辞学的优良传统,借鉴国外语言学、修辞学新理论,构建起了符合中国语言运用实际的修辞学新体系,《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才宣告了我国现代修辞学的诞生。     

非同语反复——反复新例

“反复”这种修辞方式,人们经常谈的是“同语反复”。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里给反复下的定义是:“用同一的语句,一再表现强烈的情思的,名叫反复辞。”     

从表达效果到交际效果:现代汉语修辞观的语用学转向

陈望道于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虽然强调了内容、形式或思想及其表达方式在语言交际中的重要性,但他关于修辞研究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两分法使得修辞研究把重心放在后者,即修辞格,其前提在于寻求最佳的表达效果。“积极修辞”的含义是把言语行为分为修辞行为和非修辞行为。在西方现代修辞学和语用学影响下,人们开始渐渐意识到在表达之前所形成的思想就已经是修辞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所有的言语行为都属于修辞行为。本文旨在通过对《修辞学习》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及某些有影响的修辞学著作所进行的初步调查来探讨中国的修辞研究从表达效果到交际效果变化的轨迹。     

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和谐——兼论“消极修辞”的理论基础意义

陈望道著《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首次提出“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这对概念.文章回归理论提出的背景,探究这对概念之间的关系,强调提出“消极修辞”的理论基础意义.     

“仿词”与意念“飞白”的区别

自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问世以来,一般修辞书上在讲“飞白”辞格时只讲谐音飞白。史荣光同志在《“飞白”新议》(见《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飞白”应该包括读音上的飞白和意念上的飞白两种形式。文章列举了意念上的飞白的实例,并对其修辞作用作了中肯的分析。     

试论《论语》对二陈修辞观的影响

宋代学者陈骙和现代学者陈望道相隔数代,其修辞学说也各成体系,但他们各自修辞理论的形成和《论语》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认为,儒家经典《论语》中阐发的“文”“质”观,对陈骙确立修辞诸原则和陈望道提出消极修辞积极修辞两大分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试图通过《论语》与《文则》《修辞学发凡》的比较来探讨这种影响。     

浅谈象声词的修辞作用

象声词,就是摹拟事物的声音的词。由于它“摹写听觉”,所以陈望道先生称它为“摹声格”。(《修辞学发凡》第95页)象声词究竟有哪些修辞作用呢?笔者以教学《小英雄雨来》为例,谈谈它的表意功能。     

陈望道创新思维的启示

2012年是我国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现代修辞学奠基作《修辞学发凡》问世80周年。望道先生治学数十年,创新思维贯串其一生。他在文章学、文学、美学、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均卓有建树。本文作者曾在望道先生创建的语言研究室从事修辞学研究多年。文章从“‘立大志攻坚’与继承创新”、“甘坐冷板凳与为创新探索多种研究方法”、“把创新的接力棒传给学生”等三个方面,谈谈自己学习望道先生创新思维的体会。     

＂譬喻＂＂比喻＂＂讽喻＂和＂设喻＂辨析

执教《先秦诸子选读》一书时,学生对课后的“相关链接”“知识卡片”及其他资料中出现的“譬喻”“比喻”“讽喻”和“设喻”等概念分辨不清。笔者不揣浅陋,试结合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以下简称《修辞学》）以及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对以上概念进行辨析。     

试论“节缩、警策”作为修辞格的不成立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是汉语修辞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成熟的、全面的著作,然而其中的个另日部分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如作为积极修辞辞格的“节缩、警策”是否成立？本文结合对“修辞”概念的本质分析,就“节缩、警策”作为修辞格是否成立作一探讨,使两者相互印证,以期能引起此方面的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