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儒学神化发展趋势探析

封建社会初期,统治理论的神化与统治政治的稳定有着内在必然的关系。法家和道家思想没经过系统的理论神化,很快与秦汉中央集权政治脱节,为儒学神化开辟了政治空间;《春秋公羊传》所体现君主专制理论要义是儒学神化理论基础和内在动力;同时秦汉之际神秘主义盛行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主观需求,为儒学神化提供了神化土壤和外在引力。     

两汉经学谶纬化之缘起与发展

兴起于西汉的谶纬之学,通过依附于官方哲学——经学获得国教神学的地位。由于儒学方士的融合,"学随术变"的思想推动,谶纬与经学相互吸收,互相利用。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使谶纬与经学地位平分秋色;经学借助谶纬,迎合统治阶级对谶纬的迷信,以此来维持其现有地位。在两汉,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经学谶纬化顺应了时代潮流,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一种重要现象。     

儒学在沂蒙地区的传播

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考察，儒学在沂蒙地区传播的概况为：在儒学的初创阶段，孔子及其部分弟子曾到该地区游学；至战国时期，孙氏之儒的代表人物荀子长期在该地从政、著述与授徒；两汉时期，该地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儒学经师；自魏晋至明清时期，儒学一直成为该地区的主导思想；近代以来，沂蒙士人又把儒学的“入世”思想与赛扬爱国主义结合起来。     

儒学与儒教

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就是当时一个影响较大的学术团体,被称为“显学”。当时儒学只是理性的政治哲学,也可以说是政治智慧。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更受重视,在两汉之际就产生了迷信儒学的纬书,对孔子与儒学加进了一些神奇的内容。从那以后,历代当政者都要到孔子庙祭祀孔子,这就产生了信仰儒学的儒教。简单地说,历代书院是传承理性的政治智慧,各地的孔子庙则是出于信仰儒教,祭祀孔子的地方。这就可以明确了儒学在书院中传承,儒教在孔子庙中持续。儒学与儒教并存于世,可以相互配合,也可以各自发展,不必要求统一。     

汉代儒学的社会政治效应

汉代是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时期,其与两汉封建政治也是相始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官方哲学的儒学,究竟在两汉政治沉浮中起了什么作     

从先秦儒学与孔子私学到宋明理学与书院教育——浅谈儒学发展与私学演进的历史性统一

儒学的发展和私学的演进是历史性的统一,两者相互影响和助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从儒学于先秦时创立到经学在两汉兴起再到隋唐时式微以至宋代的重建和理学的兴起,儒学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私学的演进;从孔子私学到两汉精舍再到魏晋玄谈、隋唐禅修以至宋代书院,在儒学兴与衰的几个关键转折之处,私学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柳宗元与中唐儒学

中唐儒学因为种种原因而开始产生迥异于此前沿袭两汉的唐代儒学的新变。柳宗元接受了中唐儒学中优秀的新变思想，并且用自己恢宏雄健的才思笔力、弘毅正直的人格使之得以发扬光大。     

论中国古代儒学的流变

儒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先后经历了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和现代新儒学等阶段。每一阶段儒学所呈现出的新特点,都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也与儒学自身理论的嬗变及对佛道思想挑战的回应紧密相关。     

东汉初期封建割据者卢芳

卢芳是两汉之际安定郡三水县人(今宁夏同心县东),东汉初期,依附匈奴,割据西北,给中央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威胁。本文拟分几个阶段考察其人,同时探讨他在东汉初年长期割据称雄的条件。一、卢芳在两汉之际经历的几个阶段及其历史作用卢芳在两汉之际的几十年中的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他在各阶段中的历史作用不尽相同。第一阶段,卢芳在王莽末年依附刘玄,属于农民起义军的一部分。王莽末年,卢芳与三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熔经式典儒雅醇厚——东汉文风刍议

东汉文风典雅,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根据儒家经义立意;二是行文博采经典文辞,语言排偶化;三是意态雍容,表达含蓄。西汉文学本有典雅趋势,东汉文学则将“典雅”发展到了极致。这是因为,中国文学向来有崇雅传统,更重要的是东汉朝廷大力提倡儒学,文学对经学的认同感愈益增强,文士创作不像后世文学重在抒发个人情志,而是多出于经世致用的政治目的。     

邓城——樊城演进历程考

通过历年来的考古发现考证了邓城、樊城的演进历程。邓城至少从西周中期就作为邓国都城建于今樊城西北的现址，直到西汉晚期一直是汉水北岸的政治、军事中心，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下降为一般的县城，其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渐被樊城取代。樊城并非西周晚期仲山甫封地，而只是东汉以后逐步兴起的军事重镇。汉水北岸的城市中心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完成了从邓城向樊城的转移。邓城是襄樊的城市之根。     

汉代"王杖制"新探

王杖制的推行是汉代保护老龄权益的重要举措，它于西汉初年确立，又于西汉中后期进一步发展，并被东汉王朝所继承。它赋予了杖主诸多权益。在施行上，也表现出时间长、范围广、受杖率高以及执行力度大等主要特点。     

董仲舒对孔子“仁学”的发展

在汉代,儒学进一步强化对礼仪和天人之道的重视并推进,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汉儒学与先秦儒学的发展模式.从“天人相分”到“天人相与”,董仲舒吸收了《春秋》中的“天道”思想并从“天人关系”进一步对汉代儒学进行梳理,尤其是在与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也体现了董仲舒向孔子“仁学”进一步靠拢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的知识结构与学风好尚

汉末三国时期,佛教初传中国,佛教高僧多精通方术,以方术幻化吸引中国民众。南北朝时期,南方佛教高僧前期受玄学影响,谈玄之风甚盛,后期儒学礼教成为佛教高僧学习的重要内容;北方佛教沙门前期多重内典而不重儒学,后期则出现精通儒家经典的佛教高僧。到南北朝后期,南北佛教界都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典型僧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学风好尚和知识结构三个阶段的变迁,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渐进过程。     

蜀汉政治思想探索

蜀汉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因为社会控制的放松和社会需要的增多,儒学独尊的局面被动摇,诸子之学勃然兴起,其中刑名、兵家之学最受重视;不过儒学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学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化的经学三大流派,地位平等,共同为蜀汉服务;由于蜀汉以正统自居,两汉史成为蜀汉的重要政治工具,是蜀汉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个特色。     

东汉后期社会分裂原因略探

东汉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统一时期，封建政治，经济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东汉后期，社会却出现了分裂，本文认为东汉后期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恶性发展，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使得东汉王朝虽是统一的封建王朝，但远不如西汉王朝中央集权那样强大，封建国家那样强盛，最终导致东汉后期社会的动荡分裂。     

试论社会心理因素对两汉之际王朝更替的影响

西汉中期以后,伴随着统治危机日甚一日,一股厌汉的社会心理普遍在社会各阶层中滋生和蔓延开来,并成为汉新王朝实现禅代的重要因素。然随着王莽改制的失败,遂又引发了社会各阶层思汉的社会心理,并最终促成了东汉王朝的建立。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     

东汉思想文化走向与诸葛亮的政治思想

东汉前期，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真正确立，儒学成为思想化的主流，谶纬盛行。白虎观会议实现了谶纬、今古经学的合流。东汉中后期，儒学的地位发生动摇，各种化思潮兴起。思想化的多元化为诸葛亮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营养，其治蜀的政治措施是对汉末诸种化思潮的发展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