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诗歌研究——以沈德潜对高启诗歌批评为视角

清代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里,评价高启诗歌＂蹊径未化＂,＂未能直追大雅＂。以这一评价为视角来反观高启诗歌,可视为一次对高启诗歌另类的审视。沈德潜作为诗论家,自有其评价＂大雅＂的标准,但其＂大雅＂标准过于狭隘,不能正确评价高启诗歌。其实,高启诗歌拥有秀逸的辞句,清新的音韵,齐全的体例和洒脱的气度,而这些方面的特色符合更广泛意义上的＂大雅之作＂的要求。     

另类忠实——为庞德正名

中外翻译界一直视庞德为＂叛逆者＂,认为其译文存在太多误译或创造性翻译,违背了翻译的首要标准忠实。然细观庞德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庞德有其忠实标准。在其诗歌翻译实践中,庞德努力寻求与原作诗人的心灵契合,强调诗歌语言的能量与细节来再现原作诗人的诗性体验与诗性情感。庞德的这一忠实标准与传统译论的忠实标准有所出入,属于另类忠实,却不失为对诗歌本质的追求,不乏真知灼见。在此意义上,庞德努力寻求诗歌精髓的忠实再现,堪称诗歌翻译的忠实实践者。     

外国诗歌──外面的诗歌很精彩──文体简说

外国诗歌是一个庞大的集合，而且，它的量还在不断地加大。学习外国诗歌，从何下手呢 ?　　我们必须先在中外诗歌的对比中认识外国诗歌。中国诗歌从一开始就以抒情为正宗，以含蓄为其主要特色。东方诗歌在这方面都差不多。但西方诗歌却不同，它的叙事功能一直很强大。所以，包括中国诗歌在内的古代东方诗歌要比古代西方诗歌优秀。但事情到了 18世纪以后有了变化，其时，东方在封建帝制的统治下已经腐朽，而西方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诗歌也是如此，欧美诗歌出现了浪漫派，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诗人，对我们中国影响较大的有英国的…     

诗歌鉴赏从哪入手

一、了解作者的生平对一些著名的诗人要了解其生活的时代,了解其身世及主要经历,知道其政治追求和生活理想,从而便于对其诗歌的形象的把握和对作者思想感情的评价。二、弄清诗歌的写作背景了解诗歌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为什么写的,这对诗歌的理解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注意诗歌的题目、诗歌的小序及诗后的注释。如《送孟浩然之广陵》,题目就告诉我们这是一首送别诗,表达的也应是依依惜别之情。     

诗意生存

诗歌是语言艺术,语言的生命就是准确和形象,所以读一些诗歌或写作一些诗歌,对训练语言是很有帮助的,而我们的作文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语言来准确表达我们的思想,来描绘身边的事物。现在同学们不愿去读诗歌,甚至很讨厌诗歌,更不用说写诗歌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不是诗歌本身的错误。在这里我们向同学们介绍几位在当下诗坛较为活跃的诗人,他们有朦胧诗时期的北岛也有70年代以后出生的沈浩波,搞这样一次诗展,不为别的,就是想让同学们了解一下当下诗歌,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向诗人们学习一下语言。     

主持人的话

3年前,北京《诗刊》曾组织一整年新诗标准讨论,百余人参加,说明诗歌标准问题,乃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海南师范大学学报》“新诗研究”栏目拟从2008年第1期至第6期（12个月）,刊发有关诗歌标准的讨论文章。究竟有没有诗歌标准？有没有必要清理与重建诗歌标准？诗歌标准涉及哪些内涵？什么样的标准能获得基本共识？诗歌的审美底线在哪里？诗与非诗、好诗与庸诗的判断依据又在哪里？大标准与小标准、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写作标准与批评标准,诸如此类,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有关诗歌甄选、诗歌经典化等）都是我们所热切期盼的。     

高中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

诗歌是文学之母,其特点决定了诗歌鉴赏是文学鉴赏的最高形式,且诗歌鉴赏也是高考的考查内容之一,但大部分学生在这一题的得分率比较低。高中阶段是真正对学生提出较高层次文学鉴赏要求的阶段,让学生充分了解诗歌、感受诗歌、欣赏诗歌是每位高中语文教师的重要职责,因此,我们应想办法提高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     

“标准”与“尺度”：如何谈论现代汉诗？

当代诗歌的“标准”问题首先在于对“何为诗”的本体认识上的分歧,无“标准”,自然亦无评价“何为好诗”之“尺度”。新诗其实是一种现代汉语诗歌,我们至少可以从“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角度来谈论,现代汉诗的本体是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互动、纠缠和克服的一种状态,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个体经验的深度、现代汉语的自觉和诗歌形式意识等必要的谈论尺度。     

试比较钟嵘“滋味说”与司空图“韵味说”之异同

中国古典文论中,对诗歌“味”的探讨和研究由来已久。南朝钟嵘提出了“滋味说”,这一说法触及到诗歌创作中如何超越形式层面而追寻更深层的意蕴问题,但其论述仍不够全面。而真正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唐代的司空图,他在其诗论中提出了“韵味说”。对此二人关于诗歌“味”的探讨和比较,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味”这个古典文论中的诗歌审美范畴。     

晴雨四季——小议英语诗歌的类型

刚开始接触英语诗歌的学习者面对一首英语诗时,常常不知从何入手探寻其意义。熟悉英语诗歌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与其独特的韵律格律可以有一定帮助,但此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着每首诗传递思想与抒发情感的方式。倘若我们将英语诗歌分分类,了解每一类诗歌特有的表现形式,也许能更准确而全面地把握这些纷繁的因素,同时也能获得将诗歌横向比较的依据。如果我们能了解一首诗如何遵循某类诗歌的表现形式,又如何突破这些法则,我们就可以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这首诗的意义。英语诗歌作为文学类型(genre)的一种,又可细分为许多种。这里介绍几种最常见且在英语…     

诗歌标准重建：从江湖化到政治化

就中国当下诗歌的现状而言,诗歌标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标准本身,在于标准本身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文化中介和文化场域的缺乏。在这样的情况下,诗歌领域和诗歌标准具有一种“江湖化”的性质。因此,在诗歌的文化存在与文化生态方面,从“江湖化”走向“政治化”,才是诗歌标准问题解决的首要前提。     

历史性的认知及其逻辑——关于当下“诗歌标准”的问题

新诗的标准问题历来是新诗史研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也是新诗生存的“基础”。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新诗标准的界限及其可变性,我们采取回顾历史、梳理概念的方式,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历史的动态问题,进行现代意义的考察。新诗的特点及其变化一直离不开其存在的历史空间,在正视历史之后,讲求诗歌的写作伦理、外在的认识型构,以及规范的复杂多义性,正是建构“新诗标准”的重要逻辑起点。     

“一体”、“两象”、“三关”和“四要”——新诗“标准”的现实构建策略

目前新诗标准建设已成当务之急,一定要重视诗体、想象与意象。新诗标准应该分为“写什么”的标准与“怎么写”的标准两大部分,但是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好的新诗应该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新诗应该在内容（写什么）上放开,实现真正的多元,形式（怎么写）上做适度限制,必须重视诗家语和诗体等诗的基本文体特征,重视诗的艺术性。没有好诗人就没有好诗,与其对新诗提出标准不如对新诗诗人提出标准,应该适度提高新诗行业的“准入”难度,新诗诗人应该过语言关、诗的知识关和诗的技巧关,诗人要重视学养、技巧、难度和高度。诗人写作需要重视“想象”和“意象”。     

“动态诗学”与“现代汉诗”——再谈“新诗标准问题”

新诗先脱“古典”之身而成幽灵,再得“现代”之体而寻典律——“现代汉诗”的确立,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只有先行将有关“新诗”之“新”的言说,适时导入“现代汉诗”之“现代”的言说,并重新梳理“新”与“动”以及“自由”的正负价值在性之后,有关“如何新才好”亦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才不至于再次成为一本说不清还得说的糊涂账。论文依据这一思路,在对从“新诗”到“现代汉诗”的诗学嬗变的梳理基础上,提出“动态诗学”的理念,进而提交“诗美三层次”、“诗性与非诗”、“汉诗语言的‘守常求变”’及诗歌本质的“四象”原则等诗歌标准观念。     

新诗标准：在创作与阐释之间

新诗标准问题属于批评而非创作范畴,其目的不是为了束缚而是为了释放诗歌中“异己”与“抗议”的声音与力量。论文从精神旨趣、意象思维、言语多义、韵律和谐等方面区分诗与非诗,再从具有提撕精神的价值、富有“原创性”的品格和提供多元化阐释空间三方面提出好诗标准。     

语言、意象与结构——论新诗批评的三项基本法则

关于新诗的批评法则或是标准,其实难以设定,尤其是各个批评者的美学观念与新诗形式的认定有其概念的差异,所以无论哪个学者设定了多少分辨新诗优劣的检验方式,在另一些相异美学思维的学者看来,或许只是一种不值一哂或是完全谬误的批评标准。然而,难道没有可以较为标准规范化的批评准则吗？难道就因为诗评家与诗人各自美学观之差异,就无法分辨诗歌创作的优劣吗？文章认为依旧可以提炼出三个方向来建构新诗批评的基本理论,并奠定新诗批评的基本方向：语言、意象与结构。     

海子论

海子在抒情诗写作领域所显示的杰出艺术才能已为世人所公认,从艺术评价标准的角度而言,海子的抒情诗写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无疑是令人瞩目的,然而海子对于自己雪莱或叶赛宁式的浪漫主义“诗歌王子”的身份并不满意,他渴望成为歌德或但丁那样的诗歌的“王”,这与海子认识到抒情诗所具有的诸多局限性而对抒情诗产生某种轻视态度有关,并由此萌发了史诗创作的热烈追求。这种对于史诗的热烈追求在海子身上体现为一种浓郁的“史诗情结”。海子这种十分浓烈的史诗情结并非一种“突兀”的创作心态现象,而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弥漫整个诗坛的史诗情结的一种回波余响。而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是,海子的史诗创作实践,即其创作成果（史诗文本）作为一种诗体在艺术特性层面上的“合法性”,在“第三代”诗人那里遭到了范围较广的质疑乃至嘲讽。这实际上更能凸显出海子史诗创作的独特风貌、品质与价值。     

另寻天涯：汉语新诗的“漂木”——论洛夫的“天涯”美学

在对汉语新诗的研究中,不能否认与忽视的一点是,百年来的汉语新涛诗路的发展态势是多元立体而非线性的。在此中,一种由离散主体所创作的诗歌——姑且以“天涯”离散诗歌为名,因跨越地理、历史、文化而获得了异质化的意义呈现。洛夫诗歌作为这种“天涯”离散诗歌的典型经典,充分体现了“天涯”美学从自我否定、另寻天涯、多方返照的哲学意义与美学内涵。     

时代木马上暧昧而眩晕的诗歌批评——检视新世纪以来诗歌批评的几个问题

新世纪十年来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随着新媒体力量的崛起以及全球化、消费化和娱乐精神的凸显,无论是在写作姿态还是在传播方式上都出现了宽广的空间和多元化趋向。而这一时期的诗歌批评却与多变的诗歌写作之间出现了缝隙甚至分裂。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批评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题材神话的重现、诗歌批评的道德伦理立场,胶着不清的诗歌自主性与公共性的矛盾,无限膨胀的＂个体＂诗学观念和新诗戏剧化和叙事性的主张对诗歌抒情性的放逐等。一定程度上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批评不是走在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上,而是成了单行道上止步不前的眩晕者和暧昧的沉溺者。     

1999～2002中国新诗状况述评

1999至2002年的中国新诗在写作实践与理论批评领域表现出极其活跃的态势,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发展成型的“多元化”格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复合型写作”这三种诗歌写作风格与倾向,并呈现出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状;与之相对应,在诗歌批评领域,也出现了“学院化批评”、“本土化批评”,“个人化批评”等不同的批评路向与多元化的批评格局。作为近三四年来值得关注的诗歌事件,“盘峰论争”、“龙脉诗会”、“衡山诗会”、“沈韩之争”、“70后”诗歌运动、“下半身”诗歌运动、“中间代”诗歌运动等在诗界引起争议与反响的“诗歌现象”,直接对当下的诗学建设与诗歌写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一些负面效应,并在一种复杂的“合力”作用下,有效地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新诗整体上良好态势与局面的出现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