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论诗》竹简与《诗》的本质和编集

诗是抒情的。《诗经》原无定本。先秦人的“诗言志”和两汉人的《诗》“采”编说 ,都是大谬不然之论 ,并不符合先秦诗骚的创作实际和《诗经》文本的编集实际。 2 0 0 0年 8月公开的上博战国竹简《论诗》对此提出了新的佐证。     

《左传》引《诗》考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诗经》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二者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而具有密切关联。先秦文献有关引《诗》的文献中,《左传》最具有代表性。已有众多学者对《左传》引《诗》的原由和引《诗》方法做了大量研究。试就其引用《诗经》的篇目、次数和引用的特点而言,对引《诗》情况作全面的考证和分析,为研究《左传》和《诗经》提供一些参考。     

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李山《<诗·大雅>若千篇图赞说及由此发现的<雅><颂>间部分对应》,是近年来《诗经》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著作从不同层面上坚持《诗》与礼乐文化的一致性,又力图探求《诗三百》的实际,因此也都是带着沉重传统负荷的“诗经原始”。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怀客观基础。     

王质《雪山词》的题材内容

王质（1135—1189），其先郓州人，后徙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县）。绍兴三十年进士，官国子正、敕令所删定官、枢密院编修，通判荆南府，后奉祠山居。今存《诗总闻》、《雪山集》、《绍陶录》等。《诗总闻》为宋代去毛序研究《诗经》的三家作之一。李家树认为：“王质的《诗总闻》在宋代甚至整个‘诗经学’的历史上是一本忽略和被低估了的《诗经》专。”“真正打倒《毛诗序》的，在南宋是郑樵和王质。”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     

从《孔子诗论》看先秦与汉代说《诗》之异同

汉代对《诗经》的研究继承了先秦研究《诗经》的成果,同时也注入了汉儒对于《诗经》的独特思想和汉代的时代特色。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土,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先秦与汉代在说《诗》态度、对《诗经》社会作用认识、对《诗经》政治作用认识、对《诗经》历史性认识等各方面的异同。     

《诗经》中反映的先秦时代的婚制婚俗

先秦婚制和婚俗是产生《诗经》婚恋诗的社会土壤,《诗经》婚恋诗也因而分为贵族婚恋诗和民间情歌两大类。这两类婚恋诗,都从不同的层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先秦婚制和婚俗对社会各阶级阶层婚恋生活的不同影响。通过时《诗经》婚恋诗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先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试析《诗》旨歧义现象产生的原因

《诗经》由于流传久远，诗篇来源复杂，许多作品不知何人为何而作，这就给后代诗旨的认识留下重重疑团，以致歧说纷纭。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文从诗的性质和作用、治《诗》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孟子说诗“以意逆志”、先秦赋诗断章，文字训诂以及对《诗》中赋比兴的认识等方面加以分析，庶几有助于对《诗》旨的进一步探索     

“用心专者怨必深”——《氓》的另一种解读

现在一般把《氓》看作是一首弃妇诗。《诗经》中的“弃妇诗”有不少，如《邶风·谷风》、《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蕹》等等。但就知名度而言，《氓》的名声最大，是《诗经》选本必选之篇目。这首诗甚至被人誉为“《诗经》中弃妇诗最优秀的篇章”。《氓》与其他弃妇诗之间有何不同，何以《氓》被后人如此广泛的接受？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看看前贤是怎么解读《氓》的。     

《风》中情色——《诗经·国风》之"淫诗"论析

《诗三百》自汉代以来即被奉为经典，《诗经》之说沿用至今，然而其中却有大量离经叛道地表现男女情爱的作品，《国风》中，特别是《郑》《卫》诗中，此类作品尤多。前人文字对《诗》之情”，即爱情诗的论述很多；而对《诗》之“色”，即涉及性爱的作品研究尚有不足。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诗经》中表现男女性爱的部分作品，也就是以往评论者所谓“淫诗”，进行粗浅的赏析和评论。     

“诗三百”辨

现行的许多中学课本中对《诗经》的注解都说《诗经》也称(或古称)“诗三百”。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中也说“先秦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这都是把“诗三百”作为《诗》的代称。我觉得这么说值得商榷。     

《孟子》引说《诗经》考论

《孟子》一书中引用、论说《诗经》多达38处,主要目的在于借以充当立论依据。孟子在对《诗经》的论说中,提出了著名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说《诗》观点,但是,受其引《诗》功利性目的的影响,孟子对所引诗句的具体阐释带有脱离文本而迁就应用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孟子说《诗》理论和用《诗》实践的矛盾。     

《诗经》功能之进展与“诗”的圣化

《诗经》是经两次编定而成的。第一次是在周室东迁后不久，将“周颂”与“雅”诗编定成集。第二次是在春秋中叶将所收集到的“风”诗与“鲁颂”、“商颂”补编进去。 《诗经》功能的进展，依次表现为抒发周人初得天下的喜悦与安定及其对“天命”易改的惶惧心理；建造意识形态；调节社会矛盾；为说理论证提供思想资料；为诸侯交往提供语言工具。 孔子挖掘出了合于“诗”的本质特征的审美功能，以“诗”为教，以教为政。这样，《诗经》就从西周时依附于礼乐而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转变为政教经典，为汉儒将《诗经》推向“圣经”地位备足了自身条件。     

《鹊巢》诗义辨析

关于《鹊巢》诗义，古哲今贤的解释大体有五种，即：《毛序》的“赞颂德化说”，姚际恒《诗经通论》的“女居男室说”，方玉润《诗经原始》的“婚礼告庙说”，程俊英《诗经注析》的“赞美新娘说”，郭晋稀先生《诗经蠡测》的“强盗抢婚说”。这五种说法在解释此诗前两句“鹊巢鸠占”寓言的比喻意义和后两句描写婚礼热闹场面的关系连接上，还都各有其不能自圆贯通的地方，因而是值得讨论商榷的。同时又从解决此诗前两句与后两句的连接关系入手，采取以《诗》证《诗》的方法，论述《鹊巢》是一首深切沉痛的弃妇诗。弃妇的丈夫遗弃前妻，并以百辆盛车的热闹场面迎娶新妇，造成新妇占居了旧妇位，恰如“鹊巢鸠占”。弃妇心生嫉恨，因作此诗。     

《诗经》“而”字研究

“而”在《诗经》中共出现57处，有代词、动词、语助词、连词、词尾等多种用法，详细分析“而”在《诗经》中的具体用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经》以及先秦的文献典籍。     

谈《庄子》中《诗》的体现

《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先民思想的体现。儒家将《诗》列为经典，使后世人们常从儒学角度研究《诗》。实际上，《诗》产生于先秦，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常常出现《诗》的痕迹。道家的代表著作《庄子》无论在精神内涵上还是表现艺术上均可体现《诗》的特点。     

试论《左传》“君子曰”之引《诗》

从《诗经》为标志的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到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形成的第二次诗歌创作高潮，其间诗歌创作大约沉寂了三百余年。孟子分析其原因乃“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１］其间便是先秦散文的勃兴。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创作意义上的《诗》是不景气的，但由于大量用《诗》者的存在，使已有之《诗》的固有意义得以扩张，《诗》在数量上没有增加，却因其多侧面多功能的运用，而呈现出热闹的景象。”［２］仅以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为例，其大量引诗、用诗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据清…     

陈奂“以《易》解《诗》”之研究方法

清代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一书,使用了大量《易》学材料来注解《诗经》,可以称为“以《易》解《诗》”。这一解经方法,是对东汉郑玄“以《易》笺《诗》”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陈奂的“以《易》解《诗》”,主要包括三种方法：一是用《周易》训诂《毛诗》字义,二是用《周易》解释诗旨,三是用《周易》补正《诗经》中的礼。陈奂对《周易》的一些申发与补正,能够推动《易》学的发展,拓宽《易》学研究的思路。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对比见战国秦汉儒家思想嬗变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先秦战国时期的儒家诗论著述，是最早成体系、有逻辑的关于“诗三百”的诗论评述，体现了先秦儒家诗学思想。《毛诗序》作为汉儒的诗学论述，它与《孔子诗论》一方面具有相承性，二者属于同一诗说系统；另一方面，二者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毛诗序》诗旨阐释中女性角色和“美刺说”的出现，以及《毛诗序》与《孔子诗论》在说诗目的和风雅颂次第的不同，体现出不同时代论“诗”作品的独特之处，也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性。在两者所传达出的诗学思想的对比中可以考察自先秦至汉代儒家思想的嬗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学化的解经趋势，民本思想的转变与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的融合，施教观念的转变。在这三点背后，便是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以及儒家思想自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