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史通義·易教·書教》

夫史之為用,亦大矣哉!上通干百年之事,下垂千百世之例.借事喻物,以明治國之大道;按制依度,以應鄉里之瑣事.至其使命,則為"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     

"成都"释名——天堂·圣山·乐园

关于"成都"的得名,历来有多种说法。本文通过对《山海经》等古史文献的研究,论述了岷山即古史传说中上帝及众神所居的"圣山"昆仑山(海内昆仑山)。昆仑山分三成(层、级),又名成山。"成都"得名源于"成山之顶的上帝下都",即天庭、天堂。成山下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都广之野",为和谐欢乐的人间乐园。"成都"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即"天堂.圣山.乐园",是远远高于"伊甸园"、"香格里拉"的文化概念。开明氏五世蜀王迁都,为标榜蜀国上应天命,借用天堂之名作为新都城之名。     

宾川赶马调

民歌是各族人民在千百年的劳动实践和生产生活中有感而发，凝炼而成并被世代相传唱的曲调。每一支民歌都记载着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劳动史、生活史或情爱史。     

讀《史記·太史公自序》札記

弁言 少好讀史,《史記》爲讀史第一種.中學時代,謝國捷老師命讀前四史,并告以讀《史記》當先讀《自序》,得其大要,然後讀紀、傳、書、表.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負笈京華,就讀輔仁大學,受業於新會陳援庵老師,又命讀《史記》,并告以先讀《自序》,始悟此爲前輩學者經驗之談,乃潜心讀《自序》,并隨手札錄有關問題,旁參群籍,成札記多則.     

谈中国荼文化中之道缘

中国的茶及茶文化，从一产生就浸淫着道教思想，与“道”结下不解之缘。“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道教敬奉的三皇之一，农业之神）”。“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神农为帮人民治病去痛，亲尝草木而多次中毒，终于寻茶得以解毒，并取名为“茶”，即今之茶。     

慕史·虚构·幻化:中国17世纪通俗小说理论的几个维面

慕史观念一直是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核心,无论从文本形式还是价值追求,均以史传为追慕对象,因此,"史传范型"一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核心型式。主题强势化、时间编年化以及全知视角是这种"史传范型"主要的文本表现方式。因此,中国古代小说一直有"虚构历史"的传统,这为小说进入儒家的价值规范序列提供了一种方式。但明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17世纪,即明末清初,这种慕史观已经严重影响中国小说的发展。冯梦龙"事赝理真"、凌濛初"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之"奇"、袁于令"传奇贵幻"等观念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以"史真"为底色的古代小说观念。幻化叙事在中国古代虽源远流长但并不作为小说观念存在,具有幻化叙事的文学作品往往承担"史真"观念。到唐传奇,幻化叙事始与虚构相连,但同时也与虚构相混,直到17世纪才对幻化与虚构的区别与联系有了清晰认识,并逐渐形成"事幻理真"的小说观念。     

漫话大理烟草种植——兼谈"大理州应属服食烟草的发祥地之一"一说值得商榷

大理,是一个“雪与花争妍,山与水竞奇,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乐土以居,佳山水以游”的地方,被人们誉之为“奥区奇甸”。它是人类理想的劳动生息之地;是云南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盗梦”的啥利·波特——评《啥利·波特之死亡圣器》

因为有前不久热映的《盗梦空间》,当我对《哈利·波特之死亡圣器》（上）的期待落实时,感觉有些失落。     

从《陈氏合修宗谱》《义门陈氏宗谱》看陈寅恪家族

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云：“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他批评梁启超“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出之家世，……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陈氏之治史方法，于此可见一斑。     

杨兆龙和他的法律思想

今年初，北京中央电视一台连续四天，于每晚黄金时间，播出八集电视纪录片《无名英雄》。该片展示了中共南京地下党长期被湮没不彰的历史功勋?第八集突出介绍了国际公认的著名法学家杨兆龙教授，受地下党重托后同意出任前南京政府最高检察长之职，并说服代总统李宗仁释放全国政治犯，使数以千百计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得以走出监狱，继续革命的经过。     

论经学三篇

蓋至秦汉之间,而儒之宏深莫可与为伦也。惟晚周之学重于议政,多与君权不相容,而依托之书遂猥起战国之季。始之为托古以立言,名《太公》、《伊尹》之类是也;断之为依古以传义,则孔氏六经之事出焉。找古之     

释"如"

如，甲骨文写作 《说文》：“如，从随也，从女从口。”尹黎云先生在《汉字字源系统研究》一书中认为，“如”是“女”字的后出分化字。“女”，甲骨文写作“孝”，《说文》：“女，妇人也，象形。”此说流传甚广。《甲骨文字典》对女字的解释为：“象屈膝交手之人形。妇女活动多在室内，屈膝交手为其于内居处之常见姿态，故取以为女性之特征，以别于力田之为男性特征也。”     

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

“诗史”说及诗史互证是杜甫诗歌研究经常使用的术语，随着时代演进及艺术规律探讨的深入，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却少有明确界定和认识。本文从中国古代文史结合及杜诗研究史的角度，试图厘清“诗史”说的具体义项，并对杜诗阐释史中“以史证诗”的局限进行考察，认为“以诗证史”是史家所擅长而非注家应有之义。     

说“兵符”

我们都熟悉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其中之符，就是兵符。在我国古代社会，凡调发军队，命官遣使，颁发政令，皆授之以符或节，以为凭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颜师古说：“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命将者，持之为信。”古代通信极不发达，封建帝王为了能直接掌控军队，便发明了兵符制度。“虎符”是最早的兵符，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僚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     

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

一 陈寅恪先生在１９３５年所作的《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①作为一代史学宗师，他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蒙史、明清之际史等方面，都留下许多经典性的论著，而唯独没有关于宋代的著作，甚至连一篇专题性的史论也未见。然而在对我国历朝历代的“民族文化”的总体评价上，他对宋代文明的评价之高，远远超过了任何别的朝代。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现象。从现在仅存的一些材料来看，他的有关宋代的论述虽较零散而观点却自成系统，用语大都简要而含意又极明确，而…     

读《清史·朴学志》稿管见

编者寄语2014年3月31日下午3时10分，来新夏先生不幸逝世，享年92岁。近十年，来先生与本刊往来密切，经常有文献考订和书事随笔交《中国文化》刊载，我们则有文必登。本期的两篇遗稿，即为先生逝世前不久寄来，谦称供“补白”之用。我们非常怀念来先生的学问风采。他早年得陈援庵、余嘉锡、张星娘等名宿之教，以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名家，《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目答问汇补》、《北洋军阀史》、《方志学概论》等着述，足可成为沾溉後学的学术遗产。他出生浙省，就读辅仁，执教津门。思想自由，文笔灵活，着述宏富。噫！哲人远去，吾心伤悲，往事依依，不胜追怀哀悼之至。     

我国古代的媒妁及其称谓

媒妁在我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可以说无媒不婚。而所谓“媒”，则指谋合：二姓之义；妁，则指斟酌二姓之义。《中国婚姻史》认为“媒妁具有居问人：之性质，在买卖婚时代当即有之；殆买卖婚演变而为聘娶婚，买妻卖女之居间人亦演变而为媒妁，遂以合姓为难，     

《中国散文史》：丰碑与启示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散史》，是郭预衡先生积数十年之功推出的一部杰作。这部一百五十余万言的煌煌巨，好似一座丰碑，标志着中国古代散研究达到的新高度。它体现了郭先生一贯的治“史”思想，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展示清初易学的历史画卷——读汪学群新著《清初易学》

《周易》凝聚了中国古代先民理解世界的智慧，它奠定了中华明的根基，所以古人称赞它是大道之源，群经之首，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始终。历代贤哲非常重视对《周易》的诠释，解易之作汗牛充栋，可以说易学诠释史与中国古代明史的发展相伴随，由此可见对易学史的研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汪学群研究员所《清初易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版，47万字）为易学史研究园地增加了一朵新葩。     

又次草堂文稿

儒之为世诟病久矣,初不始于鲁哀公与孔子问答之时也。顾自汉以前,儒乃术士之通称,故《史》、《汉》叙及秦之阬儒为“阬术士”。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后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孔子事儒之称。故高诱注《淮南》云:“儒,孔子道也”。是汉人之通义也。观孔子教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此蓋以能识大而可大受者为君子儒,但务卑近而已者为小人儒,是孔子之所谓儒,固有广狭之不同,亦即昔人所谓“君子务其大者速者,小人务其小者近者”之意也。孔子周游列邦,而“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其不得志于时,亦已甚矣。此后二千余年,中国社会,虽有崇儒之名,乃属行眨儒之实。窃商其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