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内生结构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建立了一个内生结构模型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的内生关系，并利用我国跨省份Panel数据进行经验研究。主要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确实存在正向的相互影响关系。并证实了开放的经济政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有利于吸引外资的进入。     

外商群体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研究——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

外商群体投资(FCI)为存在产业关联的外资集聚。在前人文献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考察FCI区位选择因素包含14个条款的测量体系,调查了江苏昆山、吴江、浙江平湖等FCI特征明显地区的106家外资企业,采用探索性因子方法探明了这一测量体系的内在结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传统的区位特定因素、成本驱动因素外,FCI的区位选择因素还包括企业集聚和产业关联两个方面。这为后续研究从因素体系和结构上提供了经验证据和逻辑指引。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重要影响。本文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决定因素,重点讨论了产业集聚、技术缺口与FDI的相关性,并对相关决定因素和FDI的关系进行了回归检验,提出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吸引外资进而促进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重要影响.本文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决定因素,重点讨论了产业集聚、技术缺口与FDI的相关性,并对相关决定因素和FDI的关系进行了回归检验,提出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吸引外资进而促进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房地产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笔者基于2001-2013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模型检验分析房地产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房地产外资倾向于分布在旅游外汇收入高、基础设施建设好、政府干预少、绿化覆盖率高的地区;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吸引房地产外资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主要是旅游外汇收入和政府干预程度,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自然环境。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选用中国2004—2019年30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构建指标测度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水平，通过莫兰指数刻画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性，并利用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外资进入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周边相邻地区外资流入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异质性分析得出，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要比东部更显著。研究结论对鼓励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合理高质量地吸引和使用外资，建立更开放的新型经济体提供了实证依据。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基于长三角26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区位熵指数测算与分析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的金融人才集聚效应和资本集聚效应,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中的个体固定效应,分别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因变量,以区位熵计算出来的金融人才集聚效应和资本集聚效应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引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干预这3个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2003—2015年期间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金融集聚对该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及作用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产业高级化模型中,金融人才集聚对该地区产业高级化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资本集聚对产业高级化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产业合理化模型中,金融人才集聚对产业合理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资本集聚对产业合理化有显著阻碍作用。而3个控制变量中,除了政府干预,其余2个控制变量均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明显促进作用。最后总结结论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外资科技政策的演进特征与模式研究

通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科技政策的回顾,划分了外资科技政策演进的主要阶段,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科技政策的演进特征,认为外资科技政策的演进遵循着“阶梯式上升”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外商投资科技政策提出了建议.     

政策激励对资本区位选择和福利影响的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了政策激励对资本区位选择、集聚、社会福利的影响.认为政策激励既不能改变资本的区位分布,也不能弥补地区投资环境中的严重缺陷,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关联地区的政策竞争没有促进该地区福利改善,甚至造成了该地区的福利损失.以往以及现行的地方优惠政策只能是在投资环境不完善条件下的短期诉求,是对较高商务成本的一种政策性弥补,是一种"反常态政策",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诉诸于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体制资本的形成.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双重影响——基于直接和间接效应的经验证据

基于产业集聚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测度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2005—2015年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并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总体水平较低,地区之间差异显著;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存在倒U型直接效应,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升,影响效应由"协同"转变为"挤占";产业集聚的外部性会改变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进而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间接影响;产业集聚通过技术市场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间接影响并不显著;无论是否存在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存量、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等的提升均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得出应通过发挥产学研系统的联动作用、适度控制产业集聚水平和完善区域创新环境来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的启示。     

FDI的空间集聚是否影响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空间面板分析

    本文采用GML指数测算了2003—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ETFP）,检验了FDI和ETFP的空间相关性,探讨了不同空间集聚类型的FDI对ETFP的空间影响。研究发现：（1）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均显示城市FDI和ETFP呈现出较强的空间聚集特征,且FDI和ETFP同种集聚类型的城市有重叠,表明城市ETFP在经济地理上的高低跟一个地区FDI的空间集聚密切相关。（2）回归结果中正向显著的空间滞后系数表明一个城市的ETFP及其分解成分受到邻近城市的影响,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特征,分解成分回归结果显示,FDI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城市ETFP的提高。（3）High-High和High-Low集聚类型城市的FDI对ETFP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高值集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于分散的FDI更为显著,促进了自身和周边城市ETFP的提升和集聚。Low-High和Low-Low集聚类型城市的FDI效果不显著。为此,中国需要打破行政区域的束缚,发挥High-High集聚型城市的“领头”作用,加强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考虑空间协调性,发挥空间关联的积极作用。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地理空间集聚:总体特征与演化趋势分析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地理空间集聚演化趋势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变化趋势:从宏观层面看,长期以来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的主导性因素,已经从单纯以优惠政策为主的制度变革效应转向了一种更为综合的"制度性聚集经济"效应;从微观层面看,未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导向将逐渐从零散化阶段转向以集群化、全球生产网络互动过程为主导的战略运作整合阶段。     

国家高新区是地区“稳外资”的有效载体吗——来自我国276座城市的证据

以相继设立的国家高新区为实验场景,利用1994—2017年中国276座地级市数据,通过多期倍差模型检验国家高新区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国家高新区促进地区吸引FDI,尤其东部地区,以及自然资源依赖度低、市场及人力资源优越的地区;（2）上述政策效果通过提高地区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及基础设施水平而实现的。本文为国家高新区政策评价不一的结论提供微观证据,并对深化市场对外开放的系列改革提供建议。     

中国制造业地区聚集的决定因素研究

利用1999-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聚集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1)资源禀赋和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制造业聚集;(2)工资水平对制造业聚集有显著影响,其正负性取决于是否考虑劳动效率;(3)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制造业聚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4)沿海地区具有制造业聚集的地理优势.     

在华外商不同来源体FDI区位因素比较分析

FDI区位因素分析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本文通过对在华欧洲组、日韩组、港澳台地区组、美国组和其它亚洲组等五个不同来源体的FDI的四年间近二十个因素变量,分别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不同来源体区位变量进行筛选及比较,从集聚因素、市场因素、信息因素、行业因素等变量的演变来分析比较在华不同来源体FDI投资的战略和动机,使我们可以针对不同来源地区企业,恰如其分地调整我们的政策。     

基于区位选择的中国工业生产企业空间集聚研究

利用两区域两企业的区位选址模型分析企业生产成本、产品运输成本和需求市场规模对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机理,为产业空间集聚提供微观经济学解释。两企业博弈的结果是在区域间产品运输成本较低、区域需求市场规模差异大和区域间生产成本差异高时,两企业会在同一选址形成空间集聚。中国的产业集聚实践经验证实了结论的合理性。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and prospec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the location and regional eff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ed economies. Two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creation of new products, agglomeration and spin-off, act to attract further innovative activity in those regions. Other regions, where R&D and related activities do not take place, are unlikely to be the locations of new-product production, and instead will tend to specialize in the production of standardized products. Both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R&D rely on pools of technical labor for technological and new-product activities; these pools of mobile workers are most attracted to large urban areas. In only some of these areas, however, does the spin-off process result in the generation of new technology-based firms. The availability of local venture capital appears to be the principal influence on this variation. Government policy regar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impacts on regions by contributing to the agglomeration of R&D. Government policy also often fails to recognize that S&T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have regional effects that may be long-term in nature and most detrimental to those regions whose economies are least competitive. Finally, some prioritie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innovation in a regional setting are identified.     

FDI能促进创新型创业活动吗？

促进创新型创业活动的开展,是提高创业成功率,提升创业质量的有效途径,应该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重视。本文界定了创新型创业的含义,分析了FDI对创新型创业的影响机制,并采用2011—2016年全球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FDI是否能够促进东道国创新型创业活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与东道国创新型创业活动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在东道国引入FDI的初始阶段,随着FDI规模的增加,FDI对创新型创业具有正向影响,超过一定阈值之后,这种影响转为负向。另外,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这为通过合理制定FDI政策来促进本国创新型创业活动提供了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