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民”观

中国，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现代是一个公民时代而非臣民时代，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而非臣民社会，现代人格是一种公民人格而非臣民人格。使人成为公民的，不仅仅是这个人的国籍．更是这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在现代社会．公民是人的各种身份的最大公约数，是各种政治主体的最大公约数，是各种社会人格的最大公约数。     

论中国传统戏曲的改革与意义

中国传统戏曲历几百年之兴盛 ,然至近现代却趋萎靡 ,个中缘由既有戏曲自身之原因 ,也由人为的外部环境所致。但从传统戏曲在近现代所经历的否定、沉寂、高涨、改革四阶段之蜿蜒之路 ,可窥见中华民族自觉自新、自强不息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于破旧立新 ,上下求索 ,探求中华民族现代化之思想历程。     

从“民”的定位看民本思想的实质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本认为民本论中民不是指有主体意识的、法律地位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统一于一身的公民，而是指向君主制下的、被统治的臣民。民本论的主张是“为民”，不是“民为”。它是君主理论中关于如何认识民，如何“牧民”的政治理论。从总体上看，这种思想体系对现代民主建设不具积极意义。     

公民教育——传统德育的历史性转型

公民具有与私民、臣民相对应 ,与国民、人民相区别的内涵 ,公民教育不是传统德育名词的简单更换 ,而是标志着我国传统德育历史性转型的一种崭新的教育目标体系。确认公民教育 ,在认识上需走出三个误区 :把公民教育简单地与资本主义性质联系起来 ;把公民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对立起来 ;把公民教育狭义地等同于公德教育。同时 ,公民教育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为前提 ;以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基础 ;以合法性为底线。因此 ,在本质上 ,公民教育必然是主体性教育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 ,而且是区别于“圣人教育”的“平民教育”     

民法本位纵论——对民法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层思考

以探索民法的追求作为民法本位研究的逻辑起点。透过民法的历程，梳理国外、国内民事实定法本位的流变规律，探索民法本位演变的方向。回眸法本位观及中西民法本位理念的源起与流变，正视民法本位观在现今的争鸣，破解民法本位社会化问题，质疑民法社会本位说，提出我的民法本位观即近现代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性等多学科、多视角的方法对民法本位的种种基础进行分析。民法本位即指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法本位就是民法最核心的价值，而民法原则则是民法本位价值取向的外载形式。以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观作导引，对民事实定法之物权法所有权个人本位的兴起及社会倾向进行辨剖，对债法合同自由中个人本位思想及社会化补修作些析辨，分析定式合同的主体本位自由与社会化制限的原因，结合司法实践中案例，论析对于合同的社会顾虑与本位原则。对于民事立法实践。建议以带有社会顾虑的私主体权利为本位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     

疫情之下的公民品格教育

2020年的全民抗疫,既是对公民品格的检验,也是公民品格生成的现场。所以,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特殊"现场,上好公民教育这一大课。公民是个体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公民的个体性使公民区别于臣民,具有独立人格、权利意识、义务意识、自由意识、法治意识;公民的公共性使公民区别于私民,具有公共意识、公共伦理、公共理性、公共责任和公共参与。公民的公共性由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扩展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使公民增添了生态公民的身份,具有生态意识。抗疫中公民所表现出来的品格状态,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和参照点。     

传统公仅观、义利观对现代中国所有制变革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制关系变革的历史轨迹是从传统的私有制、现代的私有制向现代的新型公有制转变。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键角度看,传统的公私之辨、义利之辨所突出的以公代私、重义轻利思想对近现代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产生排拒性。 而建立在大生产制和新型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公有观和革命功利主义,扬弃了传统的公私观和义利观,成为时代精神的旗帜。应当指出,现代中国所有制变革是曲折复杂的,传统的仅私观、义利观对所有制变革的影响也是错综复杂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立足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境遇,反思现代新儒家以文化史观解析中国问题的局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文化深层次变迁从根本上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古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相连接,现代中国实现了中华文明的时代转型,并使之根据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稳健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秉持新的文化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谈义务文化和权利文化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最近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义务文化,因为中国古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臣民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地位表现为服从,由此国家制度在设置的时候,是以人的义务为中心。西方的法国大革命首次彻底将人类的以义务为中心的制度改变成为以权利为中心。其     

论传统孝德在现代道德重塑中的作用

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化,凝聚了民族智慧、德行与力量。孝德为中华民族塑造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忠义之贤。孝,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标志,是民族精神的动力源泉。然而在以经济效益为第一要义的今日,随着多元意识形态冲击,我们的孝文化根基已发生了动摇。面对新的时期、新的形势,我们必须秉承“中国特色的孝德”,重塑道德文明,弘扬孝顺美德。这就需要提升现代人的道德认知,通过具体史料的理性分析,对中华传统孝德进行诠释,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传统,发掘传统孝德的现代价值,从而彰显传统孝德的深刻内涵和巨大力量,熏陶和感染从而提升现代人的道德修养。     

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明代北京城分为内外两城,内城在北,外城在南,为一“凸”字形。清朝入关,将内城汉人尽驱外城,腾出内城安置八旗官兵。在以后２６０多年里,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经历了深刻变化：首先是八旗间的居址由模糊而消失;其次是越来越多的民人涌入内城而导致旗人与民人混居。随着八旗官兵的居址由有序列无序,由聚居到散居,严密的组织不复存在,军纪也日益废弛。加之享乐游嬉之风渐染,骁勇善战的传统尽失。八旗军队的不堪一击,成为清朝统治衰朽的先声。有关这一问题,官私史书中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依据所见房契文书加以探讨。     

论迪斯尼电影《花木兰》的中国风味与美国精神

迪斯尼《花木兰》改编自中国传统经典故事《花木兰》,影片中的画面和音乐体现了浓郁的中国风味和中国特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也有一定的阐释。但其核心是美国式的精神理念,这不仅体现在其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具有美国人的典型特征这一方面,更体现在其小人物也能拯救国家、改变历史的观念,以及通过木兰形象展现一个现代女性寻求自我价值实现历程的主题及皇帝在广场上与民同欢等场景的塑造上。     

公民教育目标的当代建构

公民教育当以培养时代公民为目标。公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时代不同,公民的身份和素质要求不同。公民不是臣民,就在于他是一个权利主体;公民不是私民,就在于他参与公共生活。不同时代公民公共生活性质和范围不同,当代公民不仅生活在民族国家内,还生活在公民社会和全球社会中,因此,当代公民应当是权利公民、国家公民、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四重身份的统一。公民教育应该在个人生活、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国际生活中培养具有公民知识、能力、德行、能力的复合型公民。     

关怀与正义:慈善伦理意蕴的现代重构

慈善具有正义与关怀两种伦理意蕴。传统慈善的伦理依据是关怀伦理,而现代慈善的伦理基础是正义伦理;慈善伦理之重心由关怀伦理向正义伦理转型,代表着慈善事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慈善伦理之现代重构,应以正义伦理为核心和基石,实现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的有机统一,为此要注意把握公域伦理与私域伦理之划界与衔接,规则伦理与美德伦理之分殊与联结,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之区别与统一。     

从契约伦理的视域看“以德治国”

本从契约伦理的角度论述了古今“德治”之划界以及在现代民制度下实现“以德治国”的问题。孔子从“性本善”的人性论假定出发,以德治、民本和礼治三统一建构了传统中国社会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但孔子德治思想的存在背景是私民社会,现时代德治思想的指出背景则公民社会。私民社会是个无契约的社会,公民社会则是个契约社会,只有在契约伦理的视域中才能正确理解以德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对古今中外法制和道德自律思想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它根植于中外优秀思想而有所超越。     

论中国传统器物艺术风格特征对现代陶艺设计的影响

中国传统器物文化及艺术风格使得中国的陶瓷文化一直被视为足以体现中华民族文明成就和精神风采的重要方面,尤其是现代陶艺设计中融合了许多中国传统器物艺术风格并受到其深远影响,中国现代陶艺一直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魅力与日俱增。在深厚的民族土壤中大放异彩。     

传统公私观念对当代中国公民文化建设的影响

传统公私观念以“崇公抑私”为主要内容,它长期影响历代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品格,以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建设。传统尊公尚公观念有利于调和市场经济中泛滥的极端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有利于增强公民的责任意识和义务感;而抑私灭私观念则会阻碍公民主体意识的发扬,难以形成正确的权利观,并压抑人们政治参与愿望。对此,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培育公民社会,为人民提供政治实践的场所。     

全球化时代强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缘由、误区与出路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民族性和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的凸显,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文化反思,强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并以此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成为中华民族的选择。目前来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的目标存在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起来的倾向,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过于注重古代典籍和汉族文化,在教育形式上过于注重模式化和形式化等问题,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及其现代表征缺少深刻的认识和评价,致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强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要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又要尊重其自身的教育规律,二者缺一不可。因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强化要求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统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显性方面与隐性方面,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强调文之所"化",构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心理场。     

传统政治法律思想中民本思想的法理学分析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思想精华的民本思想，其内容包括以民为本和民之所本两个方面。民本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础是民由天生，民天相通。君要以民为本，爱民、保民，否则，民既可以通过“国人决”主动表达自己的意愿，又可以被动地“暴君放伐”。由于先辈们往往只对人（暴君）不对制度，从未怀疑过制度的合理性，所以走不出新旧王朝轮回的老路。只有民个体权利意识增强，主体性充分发挥，才能实现民权向民主的转化。     

臣民·新民·公民——浅论现代公民教育

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话题,就如浩瀚的夜空中闪烁的星光,它永恒地闪烁在我们的教育之顶、社会之顶,引导着我们的教育实践、社会实践。我国正处在民主化、法治化的关键时期。此刻,培养蕴涵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精神的现代公民显得尤为重要。实施公民教育也就成为了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深切呼唤。秦汉以来,由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建构的中国政教礼俗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概之为“臣民性”。“这些个臣民当然也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的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