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上)

在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于 1 896年前后创作“新学之诗”和 1 899年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之前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为代表的诗歌变革理论及其“别创诗界”的“新派诗”,在一直与京城隔离的环境中独立地发展了二三十年 ,成为诗界革命的最初源头。无论是诗界革命发生的理论准备还是后来的领袖人物 ,嘉应诗人都占了半壁河山 ,可以断言 ,嘉应诗人对“诗界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环境使嘉应诗人走在诗国“变法”的前列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揭示出嘉应和岭南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本文上篇论述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发生的关系。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描述不正确 ,黄遵宪早于梁启超二三十年就提出了后来视为“诗界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 ,并同时开始创作“新派诗”。黄遵宪的诗歌革新理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 ,是其思想文化革新理论的组成部分 ,它表达了诗歌革新和全面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     

诗界革命的语言变革策略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的语言策略,把口语引领进诗界革命的创作中,以消解疲态尽显的文言诗歌.这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口语所具有的鲜活易懂、便于传递信息及凸显言说者的主体地位等诸多特点所决定的.诗界革命对口语入诗的倡导与实践,在现代新诗中得到充分回应与继承.     

全球化东扩的本土诗学投影——“诗界革命”论的渐进发生

"诗界革命"论作为全球化东扩中的一种本土诗学投影,其发生是一个渐进过程。王韬从"地球合一"说出发,率先开辟全球性"奇境幻遇"。黄遵宪兼顾书写异古之人事和语言的俗化及新词语运用,为"诗界革命"作了进一步准备。梁启超以政治家的敏锐触角从黄遵宪等的诗歌革新实践中认识到诗界走向"革命"的必然性并实际吹响这一号角。其初衰在于通过诗歌的开创性变革而唤醒知识分子的以欧洲为范本的普世的社会变革渴望,但客观上却发起了全球化东扩中的一场本土诗学动员,让此前较为隐晦的全球化东扩的诗学维度转而以豁然鲜明的姿态亮相。作为全球化东扩的本土诗学投影,"诗界革命"论具有幻影与阴影双重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诗界革命”与黄遵宪之本心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但他的界革命的综合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诗界”，然而，这一点却又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黄遵宪的大使参赞工作便于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深入的研究，借鉴别国变法成功之经验，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欲望，以“诗界革命”为突破口进行思想革命成为黄遵宪人生的主要内容，从本质上说，黄遵宪即是一位觉悟很早，自觉程度很高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师夷长以制夷”积极尝试者，还是一位兴教育、开民智的主动实施者。他的“诗界革命”几乎包涵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有的进步因子，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 一次预演。“诗界革命”以及围绕诗界革命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渠道和措施成为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的借鉴。     

《饮冰室诗话》之"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刍议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作为“诗界革命”的理论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解体和现代新诗产生的近代化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饮冰室诗话》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思想是由《夏威夷游记》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兼长的“三长说”主张发展而来,对“诗界革命”的后期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界对其重要意义尚未充分认识,文章联系“诗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对“新意境”和“旧风格”的内涵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具体探析,以揭示这一重要诗学思想的独特价值。     

王韬的诗学思想

王韬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古人,求新求奇,要求诗歌创作应有自己的个性、见解和学识;在诗歌功能上重视济时用世及立言传世。王韬诗学思想中的创新精神在清代后期拟古主义诗风普遍笼罩的情况下,具有大胆变革冲出窠臼的积极意义。他的诗歌理论直接影响了黄遵宪,推动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可以说是"诗界革命"的先锋。     

独立风雪中的清教徒--黄遵宪诗学观的发展及其在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

黄遵宪评价自己在近代诗歌变革史上的地位,比喻为北美洲开辟时期“独立风雪中清教徒”,比今人称他为诗界革命代表更准确。他青年时虽已萌生革新诗歌的思想,但“我手写我口”和学习山歌等主张,并不适于表现近代新意境,今人对此评价过高。他出国后认识到“今古”的时代性区别,《明治名家诗选序》标志其诗学理论基础的转变。他明确了新派诗的方向是表现“异于古”的“今之世”和“今之人”,但艺术上只能基于古而扩展变化。诗界革命兴起后开始探索诗歌形式的改革,但来不及展开。黄遵宪是诗歌变革的先行者,文学史把他放在诗界革命中论述,模糊了诗歌近代化的探索历程和转型轨迹。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下)

本文下篇探索黄遵宪等超前的“诗界革命”理论和创作的文化背景 ,岭东诗派和诗人宋湘等是其精神文化土壤 .在“诗界革命”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嘉应现象”,岭东诗人与“诗界革命”有着深刻的联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诗界革命"与黄遵宪之本心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但他的诗界革命的综合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诗界",然而,这一点却又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黄遵宪的大使参赞工作便于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深入的研究.借鉴别国变法成功之经验,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欲望,以"诗界革命"为突破口进行思想革命成为黄遵宪人生的主要内容.从本质上说,黄遵宪既是一位觉悟很早,自觉程度很高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师夷长以制夷"积极尝试者,还是一位兴教育、开民智的主动实施者.他的"诗界革命"几乎包涵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有的进步因子,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次预演."诗界革命"以及围绕诗界革命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渠道和措施成为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的借鉴.     

应和“诗界革命”节拍的南社诗歌

对南社诗人群体与“诗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学界多强调两者之间的相异处,但却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内在承传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因时移世异而表现出的两派诗人在政治倾向上的分野,而只从诗学精神的追求来看,则不难发现,无论是对诗歌功能的体认还是对诗歌形式的变革,南社诗人的诗歌创作与“诗界革命”的精神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南社诗歌是“诗界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论晚清步调不一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中心

评价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可以联系他们对小说界革命的看法,他们面对两种文类革新时发言的姿态是很不一样的。在以激进的言论探讨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对诗界革命的态度却是审慎的,甚至趋向保守的。这说明不同的文类成规对美学变革有不同的制约作用。梳理和比较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面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不同反应,可以借此更深入地反思古典成规对诗歌革新的强大牵引力。     

诗歌不避俚俗 秀句常出凡素

清季梁任公发起“诗界革命”，黄遵宪吁倡“我手写我口”，这主张除了抒胸意、发己声一层意思外，可能还有打破雅言俗语的屏界，引俗话俚言人诗的一层考虑。其实，诗歌又何尝不是在说话呢?不信，请看。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黄遵宪日本诗的改革创新思想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是其出使日本期间,为配合撰写《日本国志》而作。该组诗共收录诗歌200首,以纪事为主,问有议论。在该诗中,其革新意识锋芒四溢,强国思想也一览无余。黄遵宪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畅谈了他的改革理想。黄遵宪尤其注意“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旨在为当时中国势在必行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故而诗歌的创作亦体现了其“诗界革命”之学说。     

论江西诗学形式与内容的内在矛盾

江西诗学对形式的过度关注历来被人诟病,然而,这只是江西诗学为解决初学诗者的难题而不得不采取的下策。江西诗人们自然知道诗歌情“意”内容的重要性,但对那些初学诗者而言,形式“法”度则是他们更关注的问题;如何克服这二者之间紧张关系是江西诗学面临的难题。江西诗学提出“悟”之主张,依然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略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和局限

“诗界革命”是与几千年的传统诗歌观念的自觉决裂 ,是对龚自珍以来的进步诗歌潮流的新发展 ,是以开放眼光面向世界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 ,是中国诗歌由古典向现代演进的过渡阶段 ,它既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又存在着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佛教与宋代诗学：严羽“以禅喻诗”说的诗学意义

严羽“以禅喻诗”说的提出针对时弊诗弊,凸显了宋代诗学的特征;通过标举“兴趣”和“妙悟”,解决了诗学“悟什么”和“怎么悟”的问题,建构了独特的诗学体系,直接突出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特征并影响中国诗学形成了儒、道、释三元并立的格局;从理论到实践,以“禅喻”的方式论诗,丰富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并促进了中国传统诗学重简洁、尚含蓄的话语风格的形成。总之,没有严羽的“以禅喻诗”说,中国诗学就不足以展现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规律;没有严羽的“以禅喻诗”说,中国诗学就是不完整的。     

坚守诗性存录历史——《饮冰室诗话》的诗学思想分析

梁启超作为诗界革命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提倡者,他的诗学思想对近代诗歌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坚守诗性、存录历史两方面来窥探《饮冰室诗话》的诗学思想。     

有体与无体:中西方自由诗的本质差异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是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文学的文体革命大爆发的时代 ,出现了世界性的诗体解放 ,自由诗革命及自由诗在英、法、德、中等国涌现。英语诗歌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东西方最大的自由诗革命 ,产生了英语诗歌的“自由诗”和汉语诗歌的“自由诗” ,两者的文体特征却有巨大的差异。在“自由诗”的概念上 ,中西方有质的区别 :西方的自由诗是有“诗体”的诗 ,至少建立起了“准定型诗体” ,诗的表面韵律仍然受到重视。中国的自由诗极端地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原则 ,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诗体”。应该改变百年来西方自由诗在中国的称谓 ,将freeverse译为自由体诗 ,还应该把中国的自由诗改称为“自由体诗”。这样才有利于新诗的诗体建设 ,特别是对当前诗坛进行的“诗体重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梅州高中教育蓄势待发

梅州,是世界"客家之都",近代曾涌现出"诗界革命"主将黄遵宪、爱国诗人丘逢甲、开国元帅叶剑英等风云人物,以及20世纪中国美术界精神领袖林凤眠等现代美术大师,这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8月初,记者受邀到梅州走访,进校园,入纪念园,与教育行政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