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集聚平台建设:内涵特征、运行机制与优化策略

人才集聚平台是深入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关键举措,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支点成为当前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从“人才高地”出发分析人才集聚平台的本质内涵和典型特征,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三螺旋理论模型,构建主体层、空间层、制度层、目标层四个层面交互关联的人才集聚平台总体框架,明晰政府、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三大主体的协同创新功能以及空间布局、平台载体和人才发展机制的作用机理。通过国内代表性中心城市建设案例剖析,总结出人才集聚平台的四种运行模式。最后,围绕以更高站位谋划人才集聚平台发展格局、基于运行模式异质性推动多层次发展、改革人才发展制度集聚战略人才力量、重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政策创新等方面提出优化策略,为人才集聚平台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京津冀科创人才集聚模式与机制创新研究

科创人才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使用京津冀地区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与创新能力、宜居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分析了京津冀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总结了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科创人才集聚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地区的人才集聚模式为"经济-宜居主导型",天津为"经济-社会保障主导型",河北为"经济-教育-宜居主导型".人均GDP、平均工资水平、产业结构和高等教育资源、医疗便捷度以及社会保障水平对科创人才集聚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从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改善环境质量以及搭建人才平台三个维度提出建议.     

长三角高端人才集聚：理论、问题与机制

本文着重研究长三角高端人才集聚的理论支撑、问题所在和机制创新,并且提出了四大理论支柱,指出了亟需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即理念革新、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五项机制创新,力求突破瓶颈性壁垒,切实推进长三角地区高端人才集聚机制的构建。     

金融集聚、技术创新与高技术产业升级研究

分析金融集聚实现高技术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即通过促进高技术企业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推动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以及通过降低高技术企业交易成本推动高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并运用200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探索这一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金融集聚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产业升级;(2)变更高技术产业高级化替换变量、金融集聚替换变量,这一影响效果依然稳健;(3)金融集聚均通过显著提高高技术企业规模效应和显著降低高技术企业交易成本进而实现技术创新;(4)金融集聚也通过显著提高技术创新实现高技术产业升级。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包括: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推动高技术产业集聚;推动金融集聚为高技术产业专业化、多样化聚集模式提供资金支持;不断提升高技术企业生产效率以及培养高层次技术发明人才和技术创新团队。     

高层次人才集聚模式与发展战略

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更加紧迫,同时人才流动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大。高层次人才集聚作为人才流动的一个特殊行为,促进人才价值的实现,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深入分析了高层次人才的涵义和特征,构建了高层次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高层次人才的四种集聚模式并分析其效应,进而探讨了高层次人才集聚的保障机制,提出了高层次人才集聚的发展战略,并指出应加强人才政策的演化博弈分析和团队建设,发挥高层次人才的社会资本功能,增强组织智能。     

区域高层次人才集聚的成本收益分析与策略研究

高层次人才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区域高层次人才集聚的内涵入手,分析了高层次人才集聚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接着从经济、社会、科技文化、自主创新四个方面对区域高层次人才集聚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最后提出了区域高层次人才集聚的相应对策。     

经济新常态下科技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结构模式与立体攻略

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为研究背景,在产业集聚愈演愈烈的趋势下,从科技服务业和产业集聚的理论探索入手,深入剖析了科技服务业的产业集聚演变路径及其存在的问题,据此构建了经济新常态下科技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结构模式,进而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经济新常态下科技服务业的“三位一体”攻略方案,从政府、产业、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了科技服务业立体发展的系列措施,以更好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     

中美贸易战何以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高级科研人才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然而中美贸易战何以影响制造业集聚高级科研人才却是鲜有研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利用2008年-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并结合中国政府实施的技术引进鼓励政策文件构建工具变量，研究中美贸易战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究竟对中国制造企业集聚高级科研人才具有何种影响效应。主要发现为：第一，对外技术引进下降有利于C_Min、C_Mid型制造企业集聚高级科研人才；第二，对外技术引进下降对B_Max型制造企业集聚高级科研人才具有抑制作用；第三，中美贸易战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对“抢人大战”城市集聚高级科研人才提供了战略契机。本文为中国各级政府妥善处置美国对华技术封锁以及为“抢人大战”城市制定合宜的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了经验数据层面的参考价值。     

产业升级、人才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采用OLS模型和交互模型,对产业升级、人才集聚对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产业升级、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升级和人才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产业升级对创新能力的作用大于人才集聚;产业升级、制造业升级会增强人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贡献,但服务业升级不利于强化人才集聚对创新效益的贡献;市场化程度、城市化、人力资本均对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出产业升级与人才集聚相协调、产业升级与产业专业化相协调、城市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协调、人才引进和培养本土人才相协调等建议.     

“殊途同归”的区域人才集聚路径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的组态分析

影响人才集聚的各种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依赖，具有明显的组态特点，因此聚焦创新生态系统多维要素及其要素间的联动效应，立足于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整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和必要条件分析方法，以中国31个省份作为案例样本，探究创新生态系统五要素即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公众、自然环境的不同组态影响区域人才集聚的复杂因果机制，明晰促进人才高集聚的路径以及导致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结果表明：不存在人才高集聚的单一必要条件；实现区域人才集聚所需各要素的贡献水平差异较大，从高到低依次为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自然环境和公众，其中公众与自然环境水平基本相当；驱动人才高集聚的路径有3类，分别为包容创新驱动型、政产学研联动型和内生增长型，而产生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有两类，为政府公众支持不力型和企业发展滞后型。基于研究发现，最后从“补短板+锻长板”“政府引领+平台赋能”“公共服务升级+公众积极参与”“一流高校为核心+政产学研齐联动”四方面提出促进区域人才集聚的对策建议。     

组态视角下数字创业企业的产品多元化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创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跨行业和领域边界经营，产品多元化战略是驱动数字创业企业迅速成长形成商业生态的重要举措。已有产品多元化影响因素研究从内部资源视角或外部需求视角考虑单一要素的驱动作用，尚未深入探讨各前因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因果复杂性机制。因此，本文采用fsQCA方法，探究资源侧和需求侧的5个前因条件对数字创业企业产品多元化战略的协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创业企业的产品多元化驱动机制可分为3种模式：团队—用户质量驱动型、团队—用户数量驱动型、财务—用户驱动型。研究发现，单一的需求因素或单一的资源因素并不能直接驱动数字创业企业进行产品多元化，内部资源与外部需求的结合是数字创业企业进行产品多元化的真正驱动力。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了数字创业企业的产品多元化发展路径，对于把握数字经济背景下创业活动的全新内涵，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Characterizing the technology firm: An exploratory study

Technology firms occupy a central position in modern economies. They drive economic growth, productivity gains and have created new industries and innovative products.Many will agree that technology firm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s in their emphasis on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Since this observation is too general, researchers suggested a variety of specific criteria and definitions. A number of definitions of technology firms appear in the literature but many are arbitrary and simplistic and none gained wide acceptance. Similarly, the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s suggested is large, reflecting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and interests. In this case too no agreement exists as to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ones. Also, many seem to be interrelated capturing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underlying concepts.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 of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echnology firms. We demonstrate the usefulness of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problem. We rely on executives’ evaluations of their firms’ technology profile and level. An analysis of these evaluations reveals the underlying dimensions the executives used in making their judgments. We regard the dimensions we uncover as capturing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firms and use them to classify the firms we study.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the executives used to evaluate their firms were derived from a systematic scan of the literature. Thus, the list represents the set of characteristics early researchers viewed as describing and defining technology firms. The connection to early work enhances our findings’ validity and lends some credence to our belief that the three dimensions we uncover (R&D activities which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 set of organizational elements and market conditions, product strategy, and corporate culture) can be used by others to define technology firms and classify firms according to their technology level. In our study we use these three dimensions to classify the firms studied. We show that the commonly used practice of classifying firms as high and low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y to which they belong is flawed.Our goal in this study is not to offer a “new” or “better”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echnology firms or to offer the “best” approach to the genera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Rather, we demonstrate here the usefulness of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While our approach does suffer from limitations it has important advantages. We hope future studies will confirm not only the usefulness of our approach but also the general applicability of the specific criteria we identify in this study.     

中国大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反思与突破

对中国大企业国际化进程及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结合国外企业国际化的研究现状，提出了企业国际化战略控制力的问题。在剖析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控制力的表现基础上，提出了培育中国大企业国际化战略控制力的一些对策建议。     

中国企业发展的范式转换——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事实证据

全球产业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中国经济发展也步入新常态,判断当前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推动企业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范式转换,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研究分析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企业发展的典型模式和范式转换,并通过对1023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进入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2)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外延式增长仍然是企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3)规模经济性仍然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4)创新活动是决定企业未来成长性和可持续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企业向创新驱动发展范式转换的建议和后续研究展望。     

企业与政府的双轨博弈分析

本文从双轨制——计划轨与市场轨的视角运用动态的博弈过程模型对企业与政府关系进行剖析，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运行轨迹通常与企业的内在运行轨迹存在差异，而随着政府直接干预程度的减小，政府和企业的租金收益与成本差值将会增加，进而增加政府和企业的总收益。     

中国创新型试点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以我国首批试点创新型企业为样本,采用三次式对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二者关系分段曲线特征和相关拐点(转折点)分布,以期为我国创新型企业分类评价提供相关参考.     

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关键纬度及分析模型

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评价吸取了传统的绩效评价思想,在界定了可持续成长内涵的基础上,从社会环境、产业、技术、制度和财务五个纬度,分析影响企业可持续成长的主要变量,强调五个纬度的系统整合决定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构建了基于五个关键纬度的三级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有助于企业进行自我诊断和企业之间的时比诊断。     

共享性资源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

顺承资源观的理论要义，以集群企业为研究对象，明晰了处于集群企业内部的战略性资源、处于产业集群层面的，共享性资源以及集群企业竞争优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构建出基于共享性资源的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概念模型，通过剖析共享性资源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阐明共享性资源是集群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另一重要源泉。     

异质性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双元创新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比较研究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文从成长压力视角探究异质性业绩期望差距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并比较二者关系在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中的异同。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第一,区分创新类型,企业倾向于调整探索式创新应对业绩期望差距,而非利用式创新;第二,区分业绩期望情境与状态,历史期望差距（包括顺差和落差）与探索式创新显著负相关,行业期望落差与探索式创新为倒U型关系;第三,区分企业性质,家族企业体现出短期损失厌恶和长期风险偏好的双重属性。本文从创新异质性视角拓展了既有文献对业绩期望差距如何影响创新的理解,有助于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管理者在面临不同业绩期望差距时有针对性的调整双元创新投入。     

速度特征视角的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动态综合评价研究

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会随时间的变化以及企业的投入而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因此本文从速度特征的视角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动态综合评价问题,从创新资源投入、创新实施能力投入、创新产出三个维度建立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从三个维度进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静态评价,进而从速度特征的视角,基于时间维度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进行动态综合评价,分析出其三个维度的变化速度状态以及变化速度趋势,并以我国31个省区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由创新资源投入、创新实施能力投入、创新产出等共同决定,各方面的动态变化都将引起总体创新能力的变动,且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尚有不足之处,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来促进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