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福建进士考辨

唐代是福建教育和科举兴起的初期,考中进士者寥寥可数,本文将唐代福建进士及第者逐一考证出来,并纠正一些地方史志的记载错误。     

论唐代女性与科举

本文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唐代女性对科举的影响。唐代女性对于科举的干预是多方面的:出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考量,女性积极鼓励夫、子参加科举考试;女性直接干预放榜;代作进士时文;利用女性的家族势力取得进士及第。除此之外,妓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对于进士也给予了特别关注。     

从唐代科举诗看及第士人心态

唐代出现大量与科举直接相关的诗歌即科举诗,它是反映唐代科举活动及其在此活动中心理的诗歌,其中及第抒怀诗主要抒发了士人及第时的心理感受。士人由于性格、文化背景、人生境遇等差异,在及第时表现出种种不同的心态：春风得意、志得意满之情;心存感激、感恩报德之意;清醒认识、平静对待之心;业成身退、归隐山林之念。     

浅析唐代的科举制度

唐代科举是中国科举制成型期，在此期间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和具体的条例明确地规定下来，使科举成为一种选拔文官的制度。在整个科举史上可以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唐代科举，就科目来说种类繁多，及第者和落第者的情状万千，及唐代作为科举制的发展时期具有它的不完善性。     

19世纪前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19世纪前期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代表，虽然这些书院的创立、教学活动部宣称不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目标，甚至将科举之学排斥在教学内容之外，然而这些书院不仅不反对生徒应举，而且生徒的科举及第率都相当高，这说明汉学书院仍然无法脱离科举制度的影响。     

欧阳詹与科举

福建泉州的欧阳詹,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教育家,是唐代第三个进士及第的福建人,也是经科举进入朝廷任职的第二个福建人。这在当时文化教育落后的福建具有重要意义。他通过诗歌和文论反映和关注唐代的科举,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举考试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     

唐代武举及第者考述

文章依据现存史料,主要是利用近年来公布的《全唐文补遗》等墓志资料,对唐代14位武贡举及第者的资料进行整理,同时对考生年龄、分布、身份,以及武举人及第时间、授职和终官、武贡举与武制举的区别等情况进行研究。     

唐代制举的形成及其特点

唐代制举是皇帝亲诏临时设置的唯策取士的制度,经历了沿袭传统的问对口试到定型为分科笔试的演变过程,于高宗显庆时完全纳入科举取士体制。《唐会要》有关制举的记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制举年代、科目和登科者三个要素,对于了解唐代制举主要科目的设置情况和考试结果,最为直观可据。唐代制举考试的方式,有别于科举取士的其他考试,突现了选拔非常人才的广泛性和特殊性。唐代制举既是整个科举取士体制的一部分,又自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皇帝亲临主考、唯令试策和举选合一,乃是三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无锡科举与科举家族

科举是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自隋至清，科举历1300年之久，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地方文化，就不能不考察科举状况。文章通过对无锡科举的简要介绍和初步分析，以期加深对无锡历史乃至江南区域文化的体认。     

唐代科举的悲欢录

唐代开科取士,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最佳途径。应试者得失之际,常赋诗抒怀,落第者羞愧、悲愤;及第者欣喜、得意。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应试者对进士的渴望及取得进士的不易。     

决科之利:科举时代专经现象述论——兼论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科举专经,是指科举考试中所出现的科举群体对特定经书的依赖现象。该现象发端于唐,积淀于两宋,至元明而蔚为大观。学界对此虽已有不少关注,但就科举专经的历史演变,其所内含的科举意义等方面尚未见专论。相较于地区文化、经济等背景因素,科举人才的成功与专经取向的关联更为直接。科举地理所呈现的人才分布与地区差异,是长期以来科举专经制度与地方科举互动的结果。     

清代陕西进士群体姓氏的时空分布研究

进士姓氏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清代陕西进士群体的姓氏为研究对象,对姓氏分布层次、区域分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寻了清朝陕西进士姓氏时空分布规律。这对于充实古代科举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唐诗“杏花”意象与举子的科场心态

杏花因其开放时节与唐代科举放榜时间及放榜后一系列庆祝活动时间重合,与科举士子有了牵扯不断的联系,及第者见到了杏花,杏花成了美好的象征,落第者见了杏花,只能平添愁绪。杏花在及第者和落第者心中遗留的情绪或情感便称之为举子的杏花情结。     

宋代科举的弊端——张九成中状元与苏洵、陆游的心酸

尽管北宋科举比唐代有了巨大的改进和发展,但封建社会的全部环境和条件,注定了宋代科举制度不可能摆脱其严重的消极性。宋代科举无论如何开放、公平,归根结蒂仍然是为有钱人家所包揽的。吕蒙正、范仲淹、欧阳修等寒士而跻身权贵者,毕竟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的确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如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     

二十世纪以来明代四川科举史研究述评

随着科举学的兴起,明代四川科举史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相关论著中,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明代四川进士总数、进士地理分布及原因等。然而,明代四川科举史研究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专题性论著数量极少、基本史实不清、已有研究领域缺乏系统性、科举文献研究薄弱、研究领域狭窄等方面。加强明代四川科举史研究对于填补区域科举史研究的空白有重要意义。     

《唐摭言校注》订误偶拾

《唐摭言》是研究唐代科举文化的珍贵文献,姜汉椿先生的《唐摭言校注》百密一疏,留有一些明显的疏漏。有些属于史实考释在辨析上的错误,其中王起知贡举的时间应是较为典型的一例。有些则是对《唐摭言》原文中的讹误没有给予深入辨析所致,"王起会昌六年知贡举""顾非熊及第归庆见父亲""会昌五年特放杨严""陈商前进士身份"等处均未在校勘中得到纠正。     

明代永昌地区儒学发展及其原因探析

举人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儒学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明代永昌地区举人数量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分布不均衡。地理位置、儒学建立的先后、统治者的重视程度、地方官员的执政措施、重大历史事件、生源质量、经济能力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了举人数量的空间和时间分布。然而,永昌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于洪武时期的大姓移民和谪戍移民,本身具有儒学素养,在开科以前就有一定的儒学成就,不能仅以科举人才数量来衡量儒学发展程度。     

追求与幻灭:晚唐士子科举心态的文化透视

晚唐士人科举心态表现于春诗作品之中，反过程也影响着他们的章创作。从逐贡的执着、飘泊的愁思到隐逸的情怀，从落第的凄凉到京都因守的苦痛，从及第的狂放、守选的迷惘到入仕的幻灭，晚唐人走过了和血含泪的心路历程，今以黄滔为中心研究他们的心态，有助于探讨进士科举对唐末士风与诗风气的影响。     

李鸿章与晚清科举变革

李鸿章本是科举之路的成功者,却在接触西学后批判科举弊窦,主张以经世致用为标准培养和选拔人才,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具有"抡才大典"之称的科举制度。他还极力奏请清政府设立算学一科,推动了晚清的科举变革,为之后的科举变废奠定基础。可以说,李鸿章不仅是科举时弊的批判者,也是科举制度的冲击者,还是科举之变的推动者,更是清季科举变革的先行者。     

北宋科举改革与守旧述评

北宋有关科举走向的争论，除司马光的改良方案外，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学校贡举与科举贡举两个范畴。改革派主张学校贡举，其精神实质是参考士子学历品行甄别人才；守旧派主张沿袭科举旧制，实质上是单凭借士子的科举时文录取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