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指示交付适用善于取得

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方式分为现实交付和观念交付.我国《物权法》确立了指示交付这种观念交付的形态.指示交付在发挥物的效用和节约交易成本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由于指示交付是一种非现实交付,公示性较弱,对由此而造成的物权处分问题,善意的第三人能否依据善意取得原则而取得动产的物权,不免产生疑问,但基于善意取得价值取向,亦认为指示交付适用善意取得.     

现行不动产登记效力的反思

现行中国不动产登记采登记要件主义，且将登记作为部分债权合同的生效要件，加之登记机关的分散和登记信息资料的保密使不动产登记效力的价值目标无法实现。笔者主张区分物权变动的原因，对因市场交易引起的物权变动，采登记对抗主义辅之善意取得制度；对因非市场交易引起的物权变动则纳^适用除外，并建议统一登记机关和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我国机动车交易中的物权变动规则分析

我国机动车交易物权的变动,在《物权法》出台之前,主要依据是《民法通则》第72条和《合同法》第133条。2007年出台《物权法》之后,主要依据就是《物权法》第23条和第24条。但我国《物权法》第24条对于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进行了登记对抗的特殊规定,这使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机动车交易的物权变动是交付生效还是登记生效认识模糊且争议不断。事实上,自《民法通则》到《合同法》再到《物权法》,我国法律关于机动车交易的物权变动一直认可的是交付生效主义,主张登记生效主义的观点纯属对法条的误解。而所谓登记对抗主义的模式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和理论基础。     

论交付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地位——兼对《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检视

《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忽略了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既不符合现实不动产交易的需求,也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矛盾与冲突,给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带来困扰。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属性完全不同;交付占有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方式符合安全、效率、公平的价值;从相关立法规范考察,我国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外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立法都赋予了交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物权法应明确交付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效果,交付要件主义加登记对抗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应是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理想选择。     

论物权变动中的第三人保护

保护物权变动中第三人的利益,是物权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从有效保护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在比较分析了善意取得制度和客观善意主义保护制度基础之上,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本身具有很大弊端,然而客观善意主义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基础之上,把保护第三人的善意标准客观化,更加符合物权法理也利于司法实践。所以,笔者倡议我国物权立法应当采用以物权行为理论为基础的客观善意主义保护制度为原则,辅以善意取得制度为补充的立法体例,从而达到对第三人的有效保护。     

从“无处分权”角度谈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

由于对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不同理解,传统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大多已遭质疑,因从“出让人无处分权为处分行为”这一唯一尚为定论的要件入手,用处分权理论分析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问题,认为,不动产物权由于登记的公示效力,对善意第三人构成有权处分,不宜适用善意取得．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制度基本涵盖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所有功能,且更具操作性,因而特别规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实为立法之重复．     

无“处分行为”,何来“善意取得”？——从“无处分权”角度谈留置权的善意取得

由于对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不同理解,传统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大多已遭质疑,因此本文从“出让人无处分权为处分行为”这一唯一尚未定论的要件入手,用处分行为和处分权理论分析不动产物权和留置权的善意取得问题,认为,不动产物权由于登记的公示效力,对善意第三人构成有权处分,而留置权本身则完全建立在负担行为的框架之上,因而均不宜适用善意取得。     

试论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方式及其效力——兼论我国《物权法草案》第四条之完善

通过对古今中外关于不动产物权公示制度的历史及内容分析,通过对物权公示的对象及功能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物权法草案》第九条规定不符合我国国情,应当修改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可以以登记、交付不动产、交付不动产证书以及公证等可以证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事实的方式为之;但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样的立法既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也符合民法中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基本理论,还足以保护善意第三人。     

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

交付（占有）和登记是物权变动的基本公示方法,登记适用于不动产,交付（占有）适用于动产。但是针对特殊动产,法律采纳了交付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的模式,从而使得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及其效力问题变得复杂。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分析我国学者观点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所确立的＂交付优先于登记＂规则可以看出,登记也可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且善意登记的效力应优于交付。     

实现不动产登记规则的“一元主义”——登记生效主义

我国《物权法》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采取了登记生效和登记对抗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在不动产物权变动公示效力上,采取了登记生效主义为原则、登记对抗主义为例外的折中模式。本文通过对登记生效主义及登记对抗主义的制度价值及其效力方面的评析,指出了登记对抗主义制度的不严谨性,提出了目前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公示效力的不足之处,并结合两份著名学者立法建议稿的相关规定,提出将来我国物权法中不动产物权变动应统一采取登记生效主义的建议。     

动产抵押第三人范围研究

我国《担保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未明确动产抵押未办理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为善意抑或恶意，未对第三人的范围作出限制，也未明确当事人如已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得否对抗任何第三人。     

浅论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的选择模式——以效率与安全为视角

不动产物权变动是物权法的重大问题,当今世界各国存在三种立法模式,它们各有利弊.我国理论界对不动产物权变动存在采取登记对抗主义与登记要件主义的争论.不动产物权变动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物权变动既安全又效率地进行,而对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采取登记要件主义为原则、登记对抗主义为例外的模式,符合物权变动安全与效率的要求.     

动产抵押第三人范围研究

我国<担保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未明确动产抵押未办理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为善意抑或恶意,未对第三人的范围作出限制,也未明确当事人如已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得否对抗任何第三人.     

论准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登记对抗主义

针对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优先性和交付优先性日益激烈的争议,通过对登记对抗主义建立的立法目的、实现机制的分析,肯定登记对抗的否认权性质,进而对登记对抗主义在准不动产物权变动中遇到的焦点问题进行探讨,批驳登记说和交付说的弊端,提出我国对准不动产物权变动应采取意思主义的立场.     

不动产冒名处分的善意取得

不动产冒名处分的善意取得符合公示公信原则,是政府公信力及保护第三人利益信赖的要求,满足无权处分、第三人善意、第三人支付合理对价、登记完成等要件,不动处产冒名处分即可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发生相应法律效力.     

论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物权变动是物权法的核心问题，其中，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应如何选择更是讨论的焦点。因为这一选择的过程，是以一系列理论难题的解决为前提的，即我国要不要承认物权行为，是否应当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登记和交付这样的公示行为是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还是成立要件等。通过对现有的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对以上理论难点逐一分析得出适合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     

物权行为成立要件之分类比较

本文在对物权行为的研究中,着重讨论物权行为是公示要件是成立要件还是生效要件。对物权行为的概念、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时公示要件的性质应当类型化之建议。公示要件本身就可类型化分为动产交付和不动产登记。两者性质上有重大不同。     

略论物权变动区分原则的实践价值

区分原则．就是把因合同所生的债权变动的法律效力与因物权独立意思表示加以确定并以登记交付为标志所生的物权变动的效力区分开来的原则，该原则彻底理清了物权变动的原因(债权的变动)与结果(物权的变动)之间的关系。在民法实践上，区分原则不仅在合同生效但物权变动未能成就的情况下，充分肯定有效成立的合同的效力，保证合同当事人债权请求权的行使。从而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而且在第三人取得物权而合同当事人只享有债权的情况下。更利于保护第三人的正当利益，从而维护社会整体的正常交易秩序。     

关于我国不动产登记行为性质之探讨

基于保障意志自由、完善民法体系、更大范围解释物权变动现象等理由,应该承认我国立法上采取了独立的物权行为。在这一背景下,登记不仅仅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且是包含物权合意的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是一事实行为。     

论未经登记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不动产物权登记为物权公示原则的体现，而合同的效力则属合同法合同效力的问题，两者既有严格的区别，但又有密切的联系，物权变动只是物权公示和物权公信问题，而非决定不动产物权的合同效力，合同效力则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履行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则采用不动产交付和转移效力认定的登记生效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