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倫明先生致陳垣先生的信件紀念陳垣先生130歲冥誕

1942年夏,我負笈京華,就讀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始列陳垣先生門墻.陳垣先生焉史學大家,時皆尊稱援庵先生.入學後,歷年得聆援庵師親授《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佛教史籍概論》及《史源學實習》諸課程,獲益漩多,為我一生從事學術工作奠定初基.援庵師著述閎富,所著《元也里可温教考》、《史諱舉例》及《滇黔佛教考》等常置案頭,而《二十史朔閏表》尤為時加翻檢之學術工具書,而援庵師則謙稱此焉"智者不為"之作,而"不焉終不能得其用",旨哉斯言!我終身服其言,亦望天下學人皆能置諸座右.     

沈兼士《廣新方言》研究

《廣新方言》是沈兼士语言文字學尤其是方言學成就的重要學術著作。由於沈兼士早年的事迹罕爲人知,平生以字行,本名反而被人遗忘;在乃師章太炎《新方言》影饗下而撰著的《廣新方言》,也焉世人遗忘至今。文章從考證沈兼士的本名着手,證明署名沈擎的《廣新方言》一書乃沈兼士的著作,進而封《廣新方言》的编纂體例和训释條例、音轉理論、語言學償值及其性質等方面進行詳細研究,以见沈兼士在近代中國學術與政治上的貢獻。《廣新方言》一書的發现,不僅爲考察沈氏早年生平與學術提供了寶貴数據,而且是探究沈氏學術與思想變遷的關鍵,爲研究中國近現代學術的傅承與中國方言學從傅統向现代的轉型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歷史文獻。     

“章門弟子”繆篆的平生交游與著述

"章門弟子"繆篆(1877-1939)係民國時期人文學者,早年留日,歸國後一度從政,後師從章太炎先生,其治學堂廡甚廣,於儒釋道三教及諸子學、語言學、文獻學、西方哲學乃至基督教神學,皆有所涉。曾任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繆篆平生著述等身,生前在海内外學界卓有影響,與蔡元培、馬相伯、魯迅、釋太虚及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有學術交誼,亦旅法宗教學者林藜光(1902-1945)之師。繆篆也是"章門弟子"這一民初重要學術群體中唯一一位純以哲學爲志業的學者,其思想自成體系,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人其著幾乎被學林淡忘,本文廣泛搜羅材料,鈎沉索隱,對繆篆平生學術交游與著述給予了盡量詳細的考證。     

《劉節日記》裹的“陳寅恪話題”

陳寅恪和其弟子劉節的交往長達43年,學術界對此之研究仍不够周全、深入。《劉節日記》儘管不完整,且不少文字極其簡略,但仍然保存了師生交往的一些原始記錄。將此日記中劉節和陳寅恪及其家人、友人、學生的往來實錄依序臚列,與相關文獻互爲印證,足以揭示出簡短文字背後的歷史信息,無疑有助於推進陳、劉關係之研究。     

賀昌群先生書信選刊

賀昌群(1903-1973)字藏雲,四川馬邊人,著名歷史學家.曾就讀於滬江大學,後任職於商務印書館,抗戰期間任浙江大學、中央大學教授,1949年之後任南京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副館長等職.先生治學範圍涉及宋元戲曲、中西交通史、敦煌學等領域,著有《元曲概論》、《漢簡釋文初稿》等. 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有賀昌群與吕叔湘、李小緣先生之間書信多封,這些書信作於1943年,為我們了解以上幾位先生之間的交往,以及先生治學等情况均有參考價值.     

南園詩社女侍張麗人傳注

古直(1885-1959),字公愚,號層冰,廣東梅縣人。生於耕讀之家,自幼即熟讀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師從羅翙雲、謝吉我兩先生,專心研讀《十三經》《資治通鑒》《昭明文選》等典籍。青年時深受民族革命思想影響,加入中國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討袁護法等政治活動。先後創辦了梅州高等小學、梅縣梅州中學、滂溪小學、龍文公學等學校,爲提升家鄉的基礎教育殫精竭力。辭任高要縣長後,獲聘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任、教授,從事中文教育十餘年。1949年後,供職於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并擔任省政協委員。一生爲家國,爲教育,爲學術,著述亦豐。撰有《陶靖節詩箋》《陶靖節年譜》《鍾記室詩品箋》《諸葛忠武侯年譜》《汪容甫文箋》《漢詩研究》《漢詩辯證》《曹子建詩箋》《曹子建年譜》《阮嗣宗詩箋》《文心雕龍箋》《人境廬詩草箋注》《客人三先生詩選》《客人駢文選》《客人對》等五十多部著作,是魏晋南北朝文學研究、客家學研究的專家。     

易象與時間 關於易象學的論綱

本文首先基於相論視角,區分了人類知識體系中幾種對現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從熊十力、海德格爾兩條綫索追問出德性易象學的基本思維方式。進而通過《周易》卦序的詮解揭示出易象學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學對傳統中國學術的奠基意義。論文最後從易象學角度初步探封了時間的意義以及歷史本身的先天結構,并對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歷史學説中的相關問題意識作出了新的詮釋。     

補記容庚先生的一封書信

九十三年前的1922年,一個28歲的青年由廣東東莞携其研究金文所得編纂而成的l 200餘頁《金文編》北上求學,得到羅雪堂、馬叔平的贊許賞識,被破格録取爲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從此奠定了一生從事考古學和古文學的基礎。這位有爲的青年即是容庚(字希白,1894年9月5日-1983年3月6日)。日後成爲著名的古文字學、金文、青銅器學     

自述治學之經過

湯炳正是章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八十三歲時所撰的此文,回顧自己少年時代如何"狠讀",而在鄉鄰前輩的啓迪下,萌從事學術研究之志;說明其"求學北京"時"最喜歡跟前輩的名流學者相往還",然負笈蘇州師事太炎先生後,才真正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治學與行誼兩方面均受其深刻的影響。如"没有堅實證據,决不立說;没有獨特見解,决不行文",成爲他终身謹守不渝的戒律。并"經常對學生强調說:‘一個學者,要能在本學科中解决幾個歷史性的難題,才算是對學術的貢獻;否則陳說連篇,即使留下幾十本皇皇巨著,也是没有意義的’"。其一生學術經歷坎坷不平;而治學之多變,乃缘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前進的道路"。其治學特色可概括爲:"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现象中探規律。"另外,其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期間,在學術問題上,從不把個人的主張强加於人,而是努力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提倡百花齊放。     

陳寅恪以史明詩的虚實分際

陳寅恪"詩史互證"法之説值得省思,他的主要任務是"以詩證史","以史明詩"作爲文學研究法只是歷史研究存而不論的"附屬創獲",需要系統闡發。以《元白詩箋證稿》爲中心加以考察發現,從思維方式上看,以史明詩暗含了文史"虚""實"的學科分野和"實"的詩史辨正;從方法特徵上看,此法注重考證,指向於先"實"而後虚,主"實"而略"虚";從釋詩效果來看,指呈了詩和歷史文化水乳交融的有機關係,使讀者在切實可信的基礎上獲得了一種"通解",從而擴大了詩的審美意境。陳寅恪"以史明詩"的釋詩法所具有的理論缺陷,正是通過和錢鐘書辭章談藝的釋詩法形成鮮明的對照而彰顯出來的,這類於思想史上"朱陸之異"和詩歌風格學上"唐宋之别"各自内部的理論映照,正體現了自身獨特的學術價值。從這點上講,"錢陳之争"應當闡釋爲一個學術思想史概念,它是傳統釋詩知人論世法和語源注疏法的新發展,具有現代學術品格,建立起了詩學史上兩大釋詩模型;二者之間有對立而能補充、求分野而可融合,此起彼伏而交互發展。這對今天的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啓示。     

正本清源論《壇經》

胡適對《壇經》的考證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引發的争議也較大。學界糾正胡適考證之偏的努力一直都有,《壇經》研究應該走出"唯敦煌本謬誤"的歷史性迷失。本文致力於正本清源地討論當代《壇經》研究及其問題,從認真反思《壇經》研究方法論入手,强調要走出圍繞敦煌本的真僞之争,用更加包容和更有國際視野的研究視角重新審視《壇經》研究的相關問題。今天,我們要擺脱《壇經》研究當中的歷史主義偏差,不要繼續徘徊在東方的"東方主義"窠臼當中。要强調對《壇經》研究的哲學方法,站在理性主義角度闡發《壇經》的哲學意義,從而在《壇經》研究方向上走出一條新路。     

安定書院與泰州學派:尊崇胡瑗的泰州儒學傳统及其與心學的離合

本文從《泰州志》的文獻着手,發現紀念胡瑗的安定書院與王艮的異時空交會,分别對於明末泰州學派的誕生與宋代以來泰州儒學典範中的胡瑗,提供了新的解析與觀點。先從地方史、書院史的角度剖析地方儒學,再分别從三次并祀現象説明胡瑗與王艮的事迹,最後從後現代史學的觀點討論了歷史上兩種泰州學派若即若離的關係與各自的發展。     

前輩寫真

正憶胡厚宣先生一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師從姜亮夫先生學習中國古典文獻學,一度迷戀於古文字,不自量力地想成爲古文字專家。偶識來杭州開會的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李一氓先生秘書的中華書局編輯沈錫麟先生,他主動表示可以帶我去拜見胡厚宣先生。胡先生是舉世公認的甲骨學大師,不必算他聲譽卓著的《甲骨學商史論叢》,就憑他是《甲骨文合集》的總編輯,憑他是裘錫圭先生的導師,就足以讓人心向往之——何况在那之前,我已經從舊書店買過他的《殷墟發掘》,從新書店買過他的《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而亮夫師也跟我論及過胡先生。     

夏承燾與陳寅恪以《天風閣學詞日記》焉綫索

夏承燾(1900-1986),字瞿禪,晚號瞿髯,浙江永嘉(今温州)人.從一九二○年代後期始,夏先生專攻詞學,歷任之江大學、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杭州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勤勉敬業,著作等身,有《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論叢》、《姜白石詞編年箋校》等多種傳世,在詞人年譜、詞論、詞史、詞樂、詞律、詞譜及詞籍箋校等方面均有突破性成果,兼為傳統詞學的總結者與現代詞學的奠基人之一,誠不愧"一代詞宗"之盛譽.     

啓功先生佚稿一則考辨

啓功先生在上個世紀40年代後期曾寫過四首絶句,因是宴席上唱和的即興之作,先生没有保留手稿,故而這四首絶句没能收進北師大出版社所出的《啓功全集》、《啓功年譜》,乃至2017年出版的《啓功評傅》也不曾提及這次值得一記的"雅集",自然也就没有談到這四首絶句。啓先生這篇佚稿夾在柴德賡先生的手稿裏面,由柴念東先生保存了下來。柴老是北師大老校長陳垣先生的弟子,也是啓功先生的師兄,是一位傑出、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手稿、往來書札、日記等均由其文孫柴念東先生整理并陸續發表。啓先生這篇佚稿由三位作者對其加以考證、解讀,希冀爲研究啓功先生的書法藝術、詩歌特色和生平交誼等方面填補一空白,也從側面揭示著名戲劇家李金鴻先生的一項不爲人知的才藝。更重要的是,從中還能看到在日僞統治時期,啓功先生用自己的方式保持了民族氣節。     

黄彰健“周公受命問題”研究評析

黄彰健一生勤治經、史,著述豐富。他從1973年起參與臺灣學界"周公是否稱王"之争,相繼發表四篇重要論文,集中討論"周公受命問題",並貫串於他後半生的經學史研究。黄彰健從《尚書·金縢》篇中發掘"周公受命"之義,並會通《尚書》周初各誥,提出周公受三王之命攝政稱王的新説,試圖裁斷兩千年來的經學懸案,可惜立説過於新奇、失之穿鑿,難以令人信服。不過,他通過重新解讀《金滕》《君奭》等經文,證明《大誥》《康誥》各篇"王若曰""王曰"之王確指周公,並檢核《尚書》周初各誥次序、鈎稽周公從攝政到歸政的事迹,爲探討周初重大史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意見。     

讀《史記·太史公自序》札記

弁言 少好讀史,《史記》爲讀史第一種.中學時代,謝國捷老師命讀前四史,并告以讀《史記》當先讀《自序》,得其大要,然後讀紀、傳、書、表.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負笈京華,就讀輔仁大學,受業於新會陳援庵老師,又命讀《史記》,并告以先讀《自序》,始悟此爲前輩學者經驗之談,乃潜心讀《自序》,并隨手札錄有關問題,旁參群籍,成札記多則.     

學人寄語從根做起

從根做起入大學前,讀過一些書,但總理不清頭緒.初入輔仁大學歷史系后,仍茫茫然.那時允許跨系選課,同舍一位高年級學兄建議我選中文系的"目錄學,說是曾得益不淺.我接受建議選了這門課.授課老師余嘉錫是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著名目錄學家.他指定以《書目答問補正》爲教材,分兩年講四部.他上課時,手不持片紙,依《書目答問補正》編次,侃侃而談,如數家珍.     

鋼和泰與胡適的學誼

1918年胡適邀請鋼和泰前往北京大學任教,在胡適的幫助下,鋼和泰於1919年廣搜材料,潜心研究,1920年春講授梵文課,1921年10月至1922年5月開設印度古宗教史課,由胡適擔任譯述,前半年講授吠陀時期的歷史與文獻,後半年講授佛教與耆那教。鋼和泰爲此編著了《北京大學印度古宗教史》講義,經本系學生谷源瑞、趙健等人整理,由北大出版部印刷。該講義可與《胡適日記全集》《北京大學日刊》以及北大檔案館相關文獻進行比照,是了解鋼和泰的學術思想與方法、鋼和泰與胡適學誼的新材料。鋼和泰語言文獻學研究不僅對胡適利用敦煌文獻考證早期禪宗史有一定啓發,而且契合20世紀初佛教研究從"信仰的詮釋學"到"懷疑的詮釋學"的轉向。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