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近代學術集林》總序

正前賢身困道彌亨每展新編輒眼明——馬一浮一《近代學術集林》主要匯編影印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者著作,這是中國學術隨着社會發生根本巨變的時期。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1898年,經學大師皮錫瑞爲同心會作序,即因學派不齊、議論不一而感慨系之:     

甲骨文字与敦煌文献东传纪事

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甲骨文字和敦煌文獻相繼發現,它們於中國古史(古文化)的研究方面,從觀念到方法論,都引起了重大的革新,並且逐步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超越國界的“甲骨學”和“敦煌學”,成為世界文化史上兩項偉大的工程。     

再說“脫卸”明清小說場景過渡技法的發展

近年來,中國古典小說的叙事學研究方興未艾,特別是在探討明清白話小說特有的叙事技法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其中張世君對《紅樓夢》的空間場景轉換方式、對明清小說評點中“脫卸”的空間轉換概念,都撰文進行了探討.①本文將在張文的基礎上,對明清小說場景(空間)轉換技法問題的產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作進一步討論.     

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小說《大公子》——从陈衡哲的《一日》谈起

所謂“中國新文學第一篇小說”是指由中國人執筆,捨弃文言而使用白話寫出來的有人物、有情節、有結構,在時間上是最早的小說。 有人說,“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個女作家是陳衡哲,她以白話文從事文學創作之早,整個‘五四’文壇,很少有人能相比。海外文學史家司馬長風曾寫道:‘中國現代第一個拿起筆來寫(白話)小說的作家是魯迅,第二個就是陳衡哲’。她寫的《一日》,     

得意忘言舆義疏之學——魏晋至唐代的古典解釋

魏晉以來,中國的古典解釋出現了一些新面貌,雖然在經書解釋史上,有的學者還是將這一時期總歸為漢唐階段①。這種劃分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自然有其成立的理由,但對于長時段中各個短時段的變化,學者理應予以必要的注意。概括地說,這些新面貌可以歸結為兩點,即“得意忘言”與“義疏之學”。前者是精神上的,後者是體式上的。經典解釋的這些新特徵,對于文學解釋來說,也起到了不容忽視的先導和影響作用。     

袁枚的文士品格與清中葉的學術論争

袁枚是清代中葉聲名最盛、成就最著、影響最大的文學家、詩人,同時又是頗有造詣和建樹的思想家、學者.他不僅以文人自居,以文士自任,而且從文人的獨特視角,以思想家的銳利眼光,深入地觀察當時的學術界,犀利地剖析各家學說,甚至直接與各派學者往來辯難,其持論之大膽,見解之獨到,涉及之廣泛,在18世紀的中國知識界可謂獨樹一幟,影響深遠.探討袁枚的文士品格,分析他對各家各派的辨析及其與之展開的學術論争,或許能為我們更為全面地把握清中葉學術思想界的整體面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本文着重从中印佛教思想文化交涉的視角,揭示因果報應論所包含的人本論、因果論、生死觀和來世觀等哲學内涵,强調因果報應、三世輪回說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為來改變未來生命的理論。由於這種理論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結合起來,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準則,而為廣大佛教信徒所接受,成為中國古代儒、道以外别樹一幟的人生理論,而發揮了補充儒、道思想的作用。文章通过與中國固有的報應觀念和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兩方面的比较,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所受中國本土的分命說、天命論、神話、傳說、泰山崇拜、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心性論的影響,同時又構成為對中國固有報應觀念乃至宗教觀念的重大衝擊,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是既繼承又區别於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帶有自身民族思想色彩的獨特學說。     

國人自撰中國文學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學術史啟示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林傳甲和黄人分別在京師大學堂和東吴大學同時開始了<中國文學史>的编寫工作.他們或許没有想到,這一編寫活動竟會引發百年來文學史編寫的熱潮,各種類型的文學史已多至近兩千部,[1]幾乎以每年二十部的速度高速產出,正式形成一門中國文學史學科.這一學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水平,但反過來又影響和决定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旨趣、格局和方向."我家江水初發源",研究文學史早期编著中的一些問題,當能為文學史的繼續编寫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一些經驗和啟示.     

渾沌與太極

一 前言 早期論述中國文化或比較中西文化的學者,時常列舉的一項中國文化之特色,乃是中國没有創世神話.這個命題配合着"中國文化缺乏宗教精神"、"黄河文明質樸說"或所謂的"儒家是人文主義"等諸種的命題,它們構成了一種强而有力的論述,這種論述强調中國文明缺乏形上的思考與宗教的情懷,它基本上是現世的導向.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中国美术中之外来因素

(一)從龍鳳談起以龍鳳為主題的藝術,是在中國土地上發生發展的。在原始社會裏,有兩個民族集團,一個以龍為圖騰(Totem),一個以鳳為圖騰,做為他們氏族集團的標識。古史記載說:“以龍紀官,龍師而龍名;以鳥紀官,鳥師而鳥名。”鳥就是鳳鳥。“鳳鳥     

编后

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術的研究如何深入一步,發為文章不人云亦云,時有創闢勝解,並進而解開困擾人們靈智的一個個學術網羅,是關心中國學問的人文學者當前亟待解决的問題。去年九月本刊在滬召集座談會,許多學界前輩曾提出這方面的建議,本期“文化學術動態”欄約略有所報導。     

諸子的黄昏:中國中古時代的子書

在上古中國,"作者"的概念和"聖人"的概念息息相關.這不是說聖人必然要"作"--創作和寫作,而是說只有聖人才有"作"的特權.中國上古思想史學者普鳴在他題為<成聖的誘惑:上古中國聖人寫作之興衰>的文章裹,指出自公元二世紀以來,隨着紙的逐漸普及,書寫變得曰益常見,聖人的地位也就慢慢不再是建立文本權威的前提了.[1]技術的進步導致寫作以及聖人地位在文化結構中的意義發生改變,結果是各種各樣的文本大批量地問世.但在本文中,我將專門探討一種具體的書寫形式,也就是所謂的"子書".     

論中國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結”

自古“屈宋”并稱,但人們總覺得宋玉有忝列名號之嫌。筆者認為,“屈宋”并稱絕非偶然,宋玉的意義主要不在其“楚辭體”的《九辯》,而在于其最早大量創作“賦體”文學(宋王與荀子同時而略早),特別是源于其《高唐》《神女》二賦的“巫山神女情結”(筆者仿造語),可謂揭示了中國文人及至全人類心靈共有的隱密和騷動,開創了中國文學中以人神性戀為基礎的情慼叙述原型和性戀結構模式,成為中國文人一代代反復吟唱的文學母題,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了非正統的卻是排山倒海式的滾滾洪流——“巫山神女情結現象”。由此可以窺見宋玉的深遠意義和影響。     

論朝鮮時代女性文學典範之建立

一 引言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關於"文學典範"或"文學經典"的問題,在歐美理論界成為討論的熱點.從九十年代開始,這一問題也受到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雖然將風騷傳統的代表分别冠以"詩經"和"離騷經"①,但此後的文學典範就難以用"經典"命名.在談到"經典"或"典範"的規範意義時,通常以格、式、條、例來表達,在推崇某一作家、作品的崇高偉大時,往往使用上品、第一、正宗、大家等語彙.這些術語和語彙也同樣貫通於漢文化圈諸國,流行在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的傳統文學批評中.如果忽略其表述上的差異,而注重其實質上的涵義,它們與今人使用的"經典"或"典範"一詞是可以大致通約的.     

解構國劇:戲曲與民族文化史的重建

1913年,辛亥革命後的兩年,王國維(1877-1927)完成了現代戲劇史的開山之作《宋元戲曲史》.從那時起,中國戲劇史就成為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之對象.王國維的興趣主要是在宋元兩代的戲曲,他的書却采用了主導着西方近代學術傳統的進化史學和精英史觀,以宋元戲曲為最高成就描畫了一條中國戲劇發展的軌迹,追溯其起源,整理其發展之脉絡,從中探尋獨特的中華美學傳統.     

中國古代造紙術與永續發展

正引言"造紙術"是中國古代對世界文明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的四大發明之一。在二十一世紀各種電訊功能發達之前,人類文化中的學術、思想、文藝、史迹與典章制度等多賴文、圖載錄,并籍"紙"以保存、發展、傳播和交流。一般的了解,"紙"乃蔡倫在東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所創製,因他於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受封爲龍亭侯,之後以他的方法所做之紙曾稱爲"蔡侯紙"。中國製紙行業的"行神"即是蔡倫。~1"蔡倫造紙"的最早記載見於由當代史官所     

编后记

回眸17年前,1989年盛夏,《中國文化》創刊之時,在首期編後記中,我們申說期刊創辦之旨趣:“着眼點在學術,目的是弘揚文化。”此言的源出,就是“我們抱定的宗旨不變,仍如撰於去年年底的創刊詞所說”——在該篇創刊詞中,主編提出:“深入的學術研究不需要熱,甚至需要冷;學者的創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僅需要獨立而且常常以孤獨為伴侶。”兩年之後,《中國文化》第5期編後,又引用錢鍾書先生的話,重提“冷”、“熱”問題:“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湘西方块苗文

過去一般認為二十世紀以前苗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但在民間傳說和文獻記載中部說苗族曾經有過文字。歷史上消亡了的苗文已經很難考證,但是我們在湘西確實見到類似廣西方塊壯文和越南喃字的苗文。儘管它們流傳的時間不很長,範圍也有限,但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着的文字現象,我們認為很有必要對之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