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境遇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的科学主义的盛行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步进行的。由于两者同时迎合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现实价值需求而在五四前后充当了文化权威,并在“唯物史观”那里实现了结盟。两者的内在关联显示了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起到的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科技法产生和发展的两大文化基石

本文论述了科技立法得以产生、发展和完善的两大文化基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正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文化的渊源、冲突、融合及演化,构成了科技法产生、发展的文化条件,这是许多学者很少或根本没有关注的。作为回应,科技法从它产生之初,就承担起承载两大文化价值追求即真、善、美的历史重任,并以此获得了科技立法的最高价值取向。     

谁是中国的科学主义者?

从江晓原教授主持的“科学文化研讨会”发布宣言,到2003年6月27日江教授发表的《“社会科学”与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和科学主义者是被集中指责的对象。(反科学主义者对科学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区别并未能说清楚,故概以科学主义名之。)     

文化的视域和结构——关于西方的哲学-科学理性的历史反思

理性与人类史是不可分割的.西方的哲学史就是各种理性时而和谐共存、时而相互冲突的历史.在与宗教理性对抗时.人文理性阵营本身就是人本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世俗联盟;然而,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运动使得哲学成为了科学主义者所鄙夷的"小人",人文主义者沦落为科学主义者的"奴隶".当代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冲突的消解,根本在于各种文化理性之间的理解与沟通,从而达成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局面.哲学就应当在基于文化形态多样性的基础上,承认文化系统在具体存在形态上的复杂性,在人类文化系统整体理念上来重新建构.     

海德格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

海德格尔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理解——立足于“此在”即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理解和认识自然科学,有助于沟通与弥合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在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科学与人文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与此同时也提供了迥然不同于长期流行的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对自然科学的一种新的诠释,开启了“另一种科学哲学”——科学诠释学的新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式创新道路的思考(下)

三、创新的“求真”与“求善”方面：从科学主义转向科技与人文相结合，使真与善有机整合 重科技，轻人文，人文缺失是西方创新文化的痼疾。为此，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要尊重科学,但不能有科学主义思想

近日见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的学术宣言:“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一文(刊于《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5日,以下简称“宣言”),颇有感触。宣言的第二节“如何看待科学主义”对科学主义的内涵作了简略介绍,重点论     

科学主义与社会科学

从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和内部争论来考察“科学主义”,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关于“科学主义”的论争承担了独特的举证责任。这种举证责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科学主义怎样在社会科学中流行;2、有没有社会科学主义;3、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前景。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决定着“科学主义”的命运。     

紧密结合课程特点，有效开展思政教育——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思政教育为例

作为文学类专业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思政教育只有确立正确的课程理解思路,解决“美学文本”与“政治文本”的冲突与融合,才能达成思政教育的目标。教师应以文学的审美特性为基础,让学生经历从沉浸体验、移情审美、理性观照到价值建构的完整过程,以发挥最佳育人效果。教师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经过了现代转型后的中华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建立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在多元价值观中辨别、判断和选择正确的价值观,最终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科学体制化的文化诉求与文化冲突——论科学的功利性与自主性

近代科学的体制化是“实验型”科学知识生产制度及其意义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也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不断被重新发现的过程。要深刻理解近代以来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必须从这个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出发。“求真知”的科研文化和“致实用”的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共同构成了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必要条件。但在这两个文化要素之间存在着冲突,具体表现为科学的“功利性”和“自主性”之间的摩擦与对抗。     

超越“生产力科学技术观”

1949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科学技术观是以"科学是生产力"观点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观,本质上属于功利主义科学观的范畴。其主要缺陷是:以技术代科学或重技术轻科学的倾向普遍;科学技术的文化、政治等社会功能未受重视;科学自主性的意识淡薄;科学主义思想影响广泛等。塑造中国主流科学技术观的基本方向是:坚持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合理性、适当吸收理想主义科学观的优长之处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的思想资源,在思想观念上真正实现科学与技术的统一、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的统一,以及科学的生产力属性和科学的文化、政治等社会属性的统一等,努力超越"生产力科学技术观",走向一种新的、更高级的主流科学技术观。当前,重塑中国主流科学技术观至少应强化以下基本观念:(1)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技术源于并支撑科学;(3)科学技术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4)科学的自主性不容漠视;(5)科学并非完美无缺。     

科学主义语境下原始创新的困境

科学的语境性表明,语境规制着科学的意义与实在,界定着科学与非科学,吸引了社会对主流学科和理论的支持,使科学研究力量得以凝聚.中国近年科研论文数量的增长并没有提升其科研实力,表明中国科学研究的原创性仍然很低.造成科研原创性低的原因在于对现有科学理论的盲目崇拜,其结果是只能在“常规科学”下拾遗补缺,暴露出了科学主义语境下原始创新的困境.     

培养科学精神，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缺乏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包含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种人文精神力量,注重科学理性是西方科学的突出特点,注重价值理性是中国科学的传统优势。我们既要学习西方科学理性精神,也要发扬中国科学传统中的价值理性优势,增强理论自信,培养科学精神,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晚清科学小说：急进的启蒙

科学小说在时代焦虑的驱动下,文学上的准备尚不成熟,就已经承载了过多的启蒙功能,两相矛盾之下,造成了这一文类的硬伤。晚清文人少有人经历过专业的科学训练,过分强调启蒙的急进心态驱使下,科学小说如同一个被撑大变形的口袋,扭曲着呈现在读者面前。而通过对种种扭曲的文本现象进行深入挖掘,我们得以对科学的真正处境有更深了解。晚清科学小说反映出后世唯科学主义的源头实际在科学文化传入的晚清即已显出端倪,这一系列文化心态的错位并未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消失,而是在日益汹涌的科技大潮中越发明显,通过对晚清科学小说诸多倾向的细致追溯,能够使我们对当下的科学文化心态有更深刻的反思。     

首届双清论坛综述——关于“基础科学宏观发展战略”问题

制定我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特别是基础科学规划， 必须深入分析基础研究的特点，遵循基础研究的发展规律；深刻理解科学的文化传统，培育 和弘扬科学精神，大力推进学科综合、交叉与融合，对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提升基础科 学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实验室管理文化冲突及消解——以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为例

国家实验室建设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性举措,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抓手。国家实验室管理中的文化冲突一是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二是学术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冲突;冲突的内部根源是不同的文化特征,外部根源在于领导者特征因素、员工行为因素和外部促进因素。实践表明,文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实验室管理绩效,但其消解是困难的。国家实验室成熟的标志在于其管理文化的作用机制建立和完善,各利益相关者要遵循文化冲突、融合的规律,采取恰当的文化整合策略,使之成为提高国家实验室管理运营价值倍增的动力之源。     

传统工艺、多元社会模式与高等教育

2017年3月12日国务院同意并发布了由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制定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确定了"振兴传统工艺"的重大任务。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立足国情,增强现代科学意识,建立研究中国传统工艺的国学价值、多元社会模式技术文化一体结构和对外交流的宏观框架,提取其独有的生命力要素,包括有国家制度的技术、有价值体系的技术、有社会结构的技术、有中国故事的技术、有丰富历史文献的技术和有专业知识的技术等,提升自我阐释能力和未来传承能力,增加文化自信,积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掌握现代世界知识体系,做到中西互视,拿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制定世界对话与合作的有效对策,增加国际话语权。此外,还应将那些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兼具跨文化视野和具体操作个案的,以及中西学界共享优秀学术成果延伸到我国高等教育中去,加速学科建设,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使振兴传统工艺的系列工作成为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丰富世界文明对话内涵的高端事业。     

中国古代有科学吗?——兼论广义与狭义两种科学观

针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论述广义与狭义两种科学观对“科学”的不同理解及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对科学事业和人类理性的影响。从积极挖掘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促进科学新发展的角度,指出宜倡导广义科学观,并肯定中国古代科学的实际学术地位。     

科学、技术能混同立法吗?——对我国当代科技立法的思考

科学与技术,作为人类不同性质的理性活动,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但我国1993年颁布实施的《科技进步法》却将两者混同加以规范,这种混同立法方式很难有效地调整、促进我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因此,本文从科技法的最基本问题,如科学与技术、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区别入手,深入分析了科学与技术的不同本质,指出科学与技术不应混同立法,并通过分析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时代特点,指出正是技术价值理性的缺失引起技术理性危机,需要相关法律进行引导和控制,标志着以鼓励和保护科技发展角色的混同立法模式的时代终结。最后,对我国科技立法的重新构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于科学普及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

科学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伟大事业,科学普及（以下简称“科普”）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纵观科学发展历程,人类通过科普实现知识体系的开放与共享、生产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科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明理性的启蒙与教育。文章分析了科普的作用和价值,指出科普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升科技治理水平效能,有利于提升公民科学素养、保障公民行使科学文化权力,有利于加强创新系统和创新文化建设。进而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背景,指出科普在人才培养、创新发展、社会治理、对外开放等方面大有作为。最后,从坚持科技为民的科普理念、筑牢科普传播阵地、立足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推动开放科学的大力发展、促进科普国际交流与协作等方面指明了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责任与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