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的幸福“悖论”

长期以来,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执政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致力于实现执政党的价值期待,解释和论证执政党路线、方针、政策,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然而,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幸福“悖论”,具体表现为价值导向性与真理性、先进性与广泛性、工具性与目的性三重矛盾.这启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从内容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两方面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助力思想政治教育跳出幸福“悖论”的怪圈.     

“80后”概念界定的合理性分析

本文从“80后”概念的起源、演化入手,通过阐述“80后”这一概念的成因和界定依据,以此来分,析其合理性,并推导出“80后”概念是欠合理、欠科学的。     

论沈从文边城“古典”道德的现代合理意义

在对历史文化的古今联结及传承发展意义的深刻认知里 ,沈从文边城“古典”道德意识的美善表达渗透着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基础 ,其道德意义的“秩序和理性”在局限中显示了现代社会基本的最低与最高道德要求的联结。这种道德精神其实是成就现代社会文明的“种子”。     

论“人生的艺术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人生的艺术化”旨在高扬人生，提升人生，从而走向诗意人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力促艺术走下圣坛，归融人间，从而普及精神关照。二者虽在具体时空上各具特色，但带终极关怀色彩的人本精神使它们在宏大历史进程中均有其存在的完全合理性。我们同时思考“人生的艺术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源于我们对理想美和现实关的双重呼唤。     

试论“八荣八耻“的合理性和路径选择

胡锦涛同志在新的形势下提出“八荣八耻”,主要从现实和历史的视角论证了中国公民应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因此可见,“八荣八耻”有其历史合理性。如何从合理性入手,将“八荣八耻”贯彻到新的实践活动中去,也成为了中国人民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本文对此也提出了一些对策。     

“自古诗人皆入蜀”小考

自古诗人皆“入蜀”的说法萌于中唐韩愈,宋代渐成气候,宋人对杜青的入蜀尤为关注,明清时期对于“入蜀”现象的认识上升为规律总结,这一说法得以最终定型。作为对文学史现象的高度概括,此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其深入研究,必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的认识,更好地理解巴蜀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论“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及其意义

作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前提和分析工具的“经济人”假设，无论是从其抽象方法，还是其实质上看，都具有无可否认的合理性、科学性。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建立，也就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发展”伦理涵义的合理性质疑

当前“发展伦理”研究领域中对“发展”的伦理涵义界定的三种方法。即对经验事实的归纳表述、对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价值的反思和广义视角的综合,无法确保“发展”的伦理涵义本身的明晰性和普遍有效性,由此导致发展伦理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发展”本身涵义显示的人类学前提出发,才能界定“发展”的伦理涵义并保证其普遍合理性。     

“草根”校本培训 服务教师专业成长

近来,广大媒体、诸多人士都在探讨“还学生的‘话语权＇”的问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但深入地思考后,笔者认为,“学生的‘话语权”’这一提法本身的合理性,尚有待商榷。     

“无为而治”何以可能——儒家的治道理想及其合理性论证

“无为而治”是儒家治道的中心命题.作为对治道理想的追寻,儒家对“无为而治”展开了多重合理性论证:一是从“垂拱之治”的远古传说挖掘出“无为而治”的远古原型；二是以感应论为核心,循“内圣外王”的路径打通了“无为而治”的逻辑通路；三是在天道的层面确证了“无为而治”的形上依据；四是以任官得人的方法论原则凸显了“无为而治”的实践理性.     

直觉、理性、人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三阶段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经历了直觉、理性、人心三个阶段,他的直觉说有两层含义,一为认识的直观,二为本能的良知良能,随着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用＂直觉＂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妥,遂而提出了＂理性＂与＂人心＂的概念,而且梁漱溟对＂理性＂和＂人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通过对＂直觉＂、＂理性＂和＂人心＂（梁漱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的解读核心用语）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得与失。尤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良知良能＂的来源试图结合现代的生物科学予以新的解答,这是对＂人心＂或曰＂良知良能＂的终极性思考。     

评梁启超的宪政中国化思想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的第六章,对完政中国化的标准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其逻辑分析与哲学思考,确立了“唯适是求”这一真理标准,成为梁启超以和平立宪为道路的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并贯穿在后续所有的政治哲学的开展中。     

戊戌时期"自上而下"变法道路的历史合理性

史学界对戊戌变法“自上而下”的变法道路颇多微词，认为正是由于走了“自上而下”的变法道路才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该文并非是探讨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是旨在说明康梁等维新派走“自上而下”变法道路的历史合理性。他们之所以走这条道路，不仅仅是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已经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都有一些成功的范例，更是由康梁等维新派在戊戌之前所承继的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论古希腊悲剧的理性观及其现代意义

古希腊悲剧平衡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悲剧冲突与和解的一方———神,或者说超越于人的理性之上的力量消失之后,作为宇宙的外部世界丧失了与神的关联,就变成无生命的纯粹质料世界,这样的世界根本无法构成对人的理性的平衡与挑战。因为它一方面与同样作为工具的人具有＂物化＂的同质性,而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冲突的结果,在现实中必然演化为人依靠理性对世界的彻底征服,以致最后人性自身毁灭。西方现代悲剧的主要根源在于市场经济与消费关系创造的丰厚实利收买了现代人,使现代人心甘情愿地把作为人类理性之一部分的工具理性泛化为人类理性本身,成为现代社会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     

理性发现人，教育造就人

正是理性发现了人,也正是理性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人在此岸世界即感觉世界．而人的根性——理性——却在彼岸世界即理念世界之中。因为人的灵魂从彼岸世界来,教育就是人重新回到彼岸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理性是先验的,是彼岸世界里的道理,也是彼岸世界对人的预设。这样一来,人就横跨在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之上,人依靠理性成为人世间的巨人或者神。然而,人的理性一直被社会和人的作为作践着,社会权力、社会暴力、天启、逻辑．都是对人的理性的猖狂遮蔽,以致教育中充斥着反真理的认识,甚至,教育本身都被人为地扭曲着。理性应该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根据,回到理性就是回到人本身。     

从范式视角看哈贝马斯传统理性观批判的成就与问题

在哈贝马斯的理性类型学中传统理性观是一种追求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的理性,它的范式缺陷是远离生活世界,脱离人的言行和具体的社会生活,属于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哈贝马斯对此理性观的批判建立在他的回归生活世界的范式转换之上。回归生活世界是他的哲学范式的"源头活水"和对传统理性观批判的范式尺度。然而,若与马克思的回归社会现实相比较,哈贝马斯的回归却是一种普遍语用学的回归,他的交往理性的根须并没有扎进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土壤之中。他的"范式自觉"帮助他在语言哲学主体间性的范式轨道上推进了理性,但他的范式的形式主义停留使他的理性重建仍然属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观念革命。     

论西方“工具理性”与新儒学“价值理性”的互补

儒学强调“价值理性”,西方现代性注重“工具理性”.两者均因发展失衡而存在弊端和生存危机.新儒家试图从儒学中开出科学和民主,但在实践上却行不通.西方的后现代性也难以弥补现代社会的弊端.如果双方能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本着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学习态度,二者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优势互补的趋势,并有可能获得新的发展.     

超越技术理性：文化哲学视界下的远程社区教育

在远程教育大发展的“众神狂欢”的时代里,电大教育的日益边缘化,既是一个社会情境问题,更是一个文化情境问题。技术理性的僭越,使教育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作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认为电大教育必须从技术回归到人文,特别是社区教育,应从“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背景中展开,还教育以“荒野性”,发挥教育者的主体意识,让教育回归到它自己和人的精神家园中,返回到“人是目的”之中。     

论王襞的格物正己与修身立本

王襞继承和发展了王艮的“淮南格物”思想,认为格物的本质在于正己,正己的核心在于修身,修身的关键在于诚意正心,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榕物学说体系。     

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及其价值

"意欲"是梁漱溟文化观的根源,由此出发,梁漱溟既坚守东方文化,也认同西方文化自身的合理性,其文化观是多元的、进步的,是站在"当下"去观望"未来"。梁漱溟希冀用"未来"去修正"当下",从更深远的未来前景来规划和重整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