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编《开明英文文法》

林语堂先生长于英语。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了他用英文写作的小品文集,我收藏有第二册,至少还出版过第一册。美国作家赛珍珠正是读了他的英文小品,才邀他到美国定居,从事教学和写作的。他的大多数长篇作品,     

从梁晓声“不出文集”说起

初夏的一天,到梁晓声家约稿。宾主交谈气氛甚佳,在座的几位出版界友人也畅所欲言,谈锋颇健。主人梁晓声显然受这种气氛的感染,便谈起前不久的一件事情。一个边远地区的出版社编辑,盛情向梁晓声约稿,要给他出一文集。梁晓声却婉言谢绝了。问他理由,他说,我现在出文集还早了点,我才中年,以后还能写很多,现在不急。于是,他向这位编辑引荐了另外两位在京作家出文集。这件小事,使在座的朋友对梁晓声的人品更加敬重。我是出版界人,由此却联想到了文艺出版的许多许多。毫无疑     

终成眷属——歌德和妻子克里斯典娜的故事

同济大学袁志英教授曾受聘任教德国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四年有余,其间收集了大量有关歌德和他妻子的中德文资料,1998年回国后便开始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1999年上半年完成了《歌德的感情世界——歌德和妻子克里斯典娜》一书。为写该书袁教授还亲自沿着歌德的足迹进行了考察,仔细参观了歌德在法兰克福的故居和威玛的歌德博物馆。袁教授将该书定位于学术性的传记,一切让材料和事实说话。然而读来全无沉闷之感,甚至不忍释卷。卫茂平教授曾评价说:“纵观我国歌德研究的成果,介绍作品内容为多,涉及其感情生活较少。而正是这些对理解和评价歌德的创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袁志英教授的这部专著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歌德的感情世界》,共10章,30余万字,云南人民出版社将于今年10月出版。这里我们选发其中的第10章,以飨读者。——编者     

断代的感喟——从《走近歌德》说起

杨武能教授这样蜚声中外的歌德学者出一本《走近歌德》这样的赏析歌德文学作品的集子似乎并不值得我们欢呼,我甚至对杨先生经常做这样的普及工作略有訾意,希望他这样的大学者像新近的中青年学人一样挥舞起诸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批评”     

我国较早的名记者——黄远生

编辑同志:听说黄远生是我国一个以记者为职业而享有盛名的人,曾写过一部我国较早的新闻通讯文集,是个很有才气的人,曾受过邹韬奋等许多著名报人和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天才记者。但我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很少,非常想知道他的详细情况,请能介绍介绍,以满足我对我国新闻前辈的了解。宋继文宋继文同志:黄远生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确是负有盛名的记     

写在《冯牧文集》编后的话

<冯牧文集>即将出版,身为子女,也作为编辑,我参加了文集的编校工作.此时此刻,我的面前摆放着冯牧文集编委会送给我留做纪念的文集校样,面对厚高一尺多的文稿,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1994年的春天,父亲过七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就在那一天,来访的友人提出了为他出版文集的建议.当时,尽管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仍被父亲婉拒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的话,父亲说:"现在出文集,无论从数量还是分量而言,我的文章都不够.我还有一些该写而没写的东西,尤其是关于云南的散文,等我把想写的东西写完后,再考虑出文集的事情吧."     

音乐文化修养与欣赏方法

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爱音乐,不配做人。虽然爱音乐,也只配算半个人。只有对音乐倾倒的人,才可完全称作人＂看到这段话,也许有人认为他的话过于偏颇,我们不清楚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说这一番话,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音乐在哥德心中的崇高地位。笔者认为歌德所指的＂完全的人＂,就是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人。     

陈景润其人与《陈景润文集》

陈景润其人与《陈景润文集》潘承彪在我最不愿意回忆往事的时候,江西教育出版社于景润离开我们两周年的前夕寄来了我所盼望的他的文集。书中印有我十分熟悉的《关于哥德巴赫问题和筛法》一文手稿中一页的封面,设计古朴、典雅、凝重。我凝视良久,思绪万千,实在不愿去翻...     

继承和发扬曾三同志的档案学思想

第一次听说曾三的名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大学专业课的课堂,读新出版的《曾三档案工作文集》。1991年初曾老离开了我们,全国档案战线的广大档案工作者无不深感悲痛,深感惋惜。今天,重读《曾三档案工作文集》,进一步认识到他在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可以说他是新中国档案工作的总设计师,他在不断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对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档案战线的后生之辈们,在曾老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时,深切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学习、研究他的档案学理论和思想,沿着开拓者的…     

报刊集萃

智慧幽默《毒药》一次,邱吉尔的政治对手阿斯特夫人对他说: “如果你是我丈夫,我会把毒药放进你的咖啡里。”邱吉尔笑着说“夫人,如果我是你的丈夫, 我就会把那杯咖啡喝下去。”《让路》德国诗人歌德在公园散步,在一条仅能一个人通过的小道上,他遇到了一位曾经尖锐批评过他的批评家,两人越走越近。“我是从来不给蠢货让路的!”批评家傲慢地先开口道。“我却正好相反!”歌德说完,笑着退到路旁。     

重读斯诺

很小的时候,我心目中有一个记者的形象,他就是斯诺。 1984年,刚刚开始学写新闻作品的时候,《斯诺文集》首次在中国出版。这之前,《斯诺文集》中的作品只有《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曾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我国出版过,其他作品均为首次在我国公开发行。     

严师安德烈·伯兹

在比利时通讯社作了20多年经济记者的安德烈·伯兹,是我的导师。由于他酷爱中国,曾来中国采访近10次,平素总爱戴一顶中国人的鸭舌帽,还曾认真地学习了一阵子中文,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雅号“中国人”。伯兹个子不高,栗色头发,蓝眼睛。据说是因为夫人喜欢留胡子的男人,他结婚20多年,一直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子。他很胖,由于爱喝啤酒,显得大腹便便。他喜欢和人辩论,说话快,走路的频率也快,总是行色匆匆。我和伯兹的认识是在1985年。当时他作为     

继承曾老档案学思想,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

在曾老逝世一周年这个值得纪念和追忆的时刻,我怀着极为崇敬和缅怀的心情,再次通读了他的文章,着重学习了《曾三档案工作文集》,倍感他关于“向先进学习”、“洋为中用”的许多精辟论述,是他留给我们的一套十分丰富的档案学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继续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总形势下,深入学习和继承曾老档案学思想中这部分宝贵遗产,对于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和档案学极具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要当好档案建设的桥梁1952年10月,正值北京金秋季节,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京举行。这是建国后在我国首次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我在中共中央马克思、思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原负责人陈昌浩的领导下,任大会俄语翻译。会议即将闭幕时,编译局人事处通知我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     

向第十一个共产党员学习——学习穆青采写《十个共产党员》一书有感

当我阅读穆青同志《十个共产党员》一书时——尽管书中收录的文章在不同历史时期曾不只一次地读过,还是再次被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共产党员光辉形象所深深打动。同时我又想,为什么作者能写出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通过采访穆青同志,发现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人,也就是说有情人写出了有情文。因此,我还应当向书中没有写出而又力透纸背的第十一个共产党员——本书的作者、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记者之一穆青同志学习;不仅要学习他的采访方法和写作技巧,更要学习他     

出版界的骄傲——有感于年轻出版人龙子仲逝世悼念文集的出版

一天,我到文友何述强的办公室,才坐下来,他即递上一本厚厚的书给我。我问什么书?他说是悼念龙子仲的文集。我一惊,龙子仲去年逝世,今年就有厚厚一本悼念文集出版,那么多人为他的去世痛惜感怀,而且,广西师大出版社如此神速地将纪念文集出版,足见对龙子仲的厚爱和感念深切。就此话题,我们谈开了。再接着,我就静下心来,     

做人民的喉舌——读《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

十年前,我刚刚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时候,曾求教一位新闻老前辈:怎样才能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他回答得非常简单:"建议你多看点韬奋的东西,尤其是他关于报刊的一些论述."这之后不久,我又以同样的问题求教于一位大学新闻系的老师.出乎我的意料,他的回答几乎与那位新闻老前辈的回答如出一辙,他说:"如果你认真看看韬奋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报刊的一些著述,会受到启发."这位老师把他的一套《韬奋文集》借给了我,并为我在目录上圈出了重点,还说:"我再找些韬奋的东西给你."开始,我是抱着"随便翻翻"的心理来看《韬奋     

律师信箱

我是一位在校小学生的家长,我儿子在北京的一所小学读五年级。虽然我家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宽裕,但是为了能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去年我花费近万元给他买里一台最新型号的品牌电脑。刚买那会儿,孩子特别高兴,我也总陪着他利用学习软件温习功课,有时也上专业的儿童教育网站学习浏览,觉得效果还不锚。后来,由于我的工作较忙,我爱人又不熟悉电脑,就一直由孩子一个人用电脑学习。但最近几次,通过检查他的上网记录我发现,他经常光顾的几个网站上的有些内容有赌博、暴力、色情等不适宜青少年浏览     

蒙尘的圣地——魏玛忆旅(上)

1998年夏天,我又到了魏玛,终于到了魏玛,到了多少年令我魂牵梦萦的心中的圣地,到了歌德在那儿生活和思考了半个多世纪,在那儿完成了旷世不朽的《浮士德》和其它许多巨著杰作的德意志小城!四十多年前,在成为南京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以后,特别是二十年前,在开始跟随冯至老师从事歌德研究以后,我便期盼着,期盼着有一天能像个虔诚的教徒似的去他老人家的魏玛朝朝圣,感受感受那城里城外弥漫着     

叶至善:一个一生咬文嚼字的人

叶至善先生是叶圣陶的长子.他是1945年正式从事编辑工作的,直到晚年还在为父亲编文集,写传记,编龄长达60年之久.这在出版界当属凤毛麟角.先生还是著名的科普作家,当过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又是全国政协常委、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民主促进会名誉副主席……但他最看重的头衔还是"编辑".他曾编过一本集子,书名便叫"我是编辑",干脆,明确,坚定,从中流露出来的是职业的自豪感.     

邹韬奋和戈公振——回忆两位新闻前辈之间的深厚友谊

邹韬奋同志离开我们已是整整三十五周年了。这几天我翻阅了他主编的《生活》周刊,重读了《韬奋文集》和他写的一些有关的文章,他的亲切的形象又重新呈现在我的眼前,他的响亮的笑声又重新响在我的耳边。特别是仔细看了他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写给家叔戈公振的一些信件,更是万千往事萦回心头。记得一九二五年十月下旬,韬奋曾为《世界知识》写了一篇《悼戈公振先生》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 “记者提笔含泪写着这篇《悼戈公振先生》的时候,正在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从中国殡仪馆哀送戈先生大殓以后为中华民族,为新闻事业,为个人友谊,想起他都不胜其凄怆悲痛。回忆戈先生于十月十五日下午由海参崴乘北方号到上海,我和胡仲持先生同到码头去迎接他,握手言欢,历历犹在目前,谁能想到七天后就在他的弥留榻前,和他惨然永诀!”当读完这篇没有收进三联书店编印的《韬奋文集》的文章时,我就回想起他们两个人之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