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与朱熹及其理学关系的辨析

学界传统观点认为阎苦璩考证古《尚书》的真焦，出于羽翼朱熹，阐发程朱理学的动机。本从阎氏《尚书古疏证》所表现出的与朱熹学术思想的分歧，对宋儒图书易学的批判，对“虞廷传心”的考辨等方面，论证出阎氏的思想与理学已呈现出离心的倾向，显示了清初由理学的向汉代经学复归的思想历程。     

朱熹诠释《论语》的学术历程与学问宗旨

朱熹共有五部论语学著作传世,其中最能代表朱子论语学学术成就并借以构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著作是《论语集注》。朱熹对《论语》的诠释过程也与他理学思想的成熟过程相始终。朱熹诠释《论语》的学问宗旨是二程之说,而其最终的目的是在于发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探索圣人之道,重建儒家道统。朱熹的《论语》诠释开创了理学论语学的时代,把论语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朱熹十六字心传道统思想形成论

在对从孔子到二程等前人思想总结与发展基础上,朱熹道统思想的形成可以分成：乾道衡岳之游以前是吸收先师思想运用于时政时期：乾道衡岳之游以后是朱熹心性理学逐渐形成勾画道统体系时期;淳熙年间则是朱熹四书学思想体系成熟时期,也是朱熹十六字心传思想逐渐形成时期;绍熙年间则是朱熹全面论证《古文尚书》,阐述《大禹谟》十六字心传思想,最终确立十六字心传思想体系时期。     

谈《尚书·尧典》中的“尧舜传贤”

《尧典》是《尚书》的第一篇.《尚书》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史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散文集子.《尚书》基本上是奴隶社会的文献,其中虞夏的文献,则是周代史官根据往古素材整理而成.这些文献,向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必不可少的史料.这部书又被儒家奉为封建社会立身治国的经典,为封建士大夫所必读必遵的经书之一,可以说是封建帝王的政治教科书.它在“五经”中列于首位.     

明代隆万改革时期经筵学术的理路

经筵是文官政治与帝王教育的结合部,是学术与政治最紧密的连接点之一。明代隆万改革时期的经筵讲学著作,以张居正《四书直解》最为重要。文章选取其中的《论语直解》,将其放置于明代学术演进和隆万时期政治变革的整体背景中,与朱熹、王阳明》、高拱的著作等进行比较,探究其"立足程朱,兼通法实"的思想内涵。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朱熹证伪《古文尚书》及《序》、《传》详考

在伪《古文尚书》的辨伪史上,朱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吴棫之后,发表了不少关于伪《古文尚书》的疑辨意见。后来学者在论及朱熹考辨伪《古文尚书》之功时,却往往只看到朱熹大胆的疑古勇气。实际上朱子对伪《古文尚书》的证伪是非常全面具体的,本文撷取朱子《文集》和《语类》中的吉光片羽,将朱子对《古文尚书》及《序》、《传》的分析,整理如下。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奠、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旬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旬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论《文章正宗》的编选宗旨和文学史意义

真德秀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作为朱熹的再传弟子,他的学说沿着朱熹的门路继续开进,为理学的独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文章正宗》是真德秀编选的一部文章总集,按辞命、叙事、议论和诗赋四门编选上至《左传》《国语》下至唐末作品,以名义理、切世用的选文原则,试图寻本溯源,得文章的正宗之法。它的编选不论是对后期理学的发展,还是谢枋得的《文章轨范》、金履祥《濂洛风雅》等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论从理学到朴学转型期的清初《尚书》学

清初的学术转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学术方向的转变,朴学逐渐压倒理学;一是学术理路的转变,经学研究偏离经世致用的传统,走上了纯学术化道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清王朝把《蔡传》定为官学,实际上促进了其在学术界地位的下降.驳《蔡传》及兼采汉宋《尚书》学成为一时之风气.阎若璩所处的康熙时代,成为《尚书》学史上的宋学与清学的交接时期.     

从《汉书》看前汉帝王与《尚书》

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与汉朝统治者息息相关.在汉代尊儒思想逐渐壮大的影响下,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亦开始承继起周秦的发展传统,以《书》为教、引《书》为用的特征愈发明显.前汉诸帝引《书》用《书》,将《书》学思想融入其治政实践中,足见《尚书》在统治阶级心中的重要地位;而诸帝为《书》学发展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更是促进了前汉《尚书》学的迅速发展.条列前汉帝王与《尚书》之文献,可探帝王对前汉《尚书》学发展的影响及前汉《尚书》学发展状况.     

周文王王道政化的里巷歌谣——朱熹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二南》解释学

朱熹的《二南》学术,在从经学迈向文学后,又从文学走向理学．是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解释学。就文学的一元来说,朱熹认为《二南》诗篇是里巷歌谣,是低社会地位诗人抒情的咏叹,他还把自己认为是文学表现手法的赋、比、兴运用到解释中;就理学的一元来说,朱熹认为《二南》是文王王道政化后的诗篇。体现着文王王道新民之功的社会、人心、人外自然和谐及其三者之间的大和谐：家齐、国治、天下平、其民睥璋、庶类盛多。整体上看：作为诗歌,《二南》诗篇能指的多样性、意义的含混性,决定了朱熹关于他的文学、理学二元一体解释的合理性;二元的冲突也导致其解释上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性,如《操有梅》等表达男女情感之诗,就不是所谓的“中和”之音。     

朱熹《东归乱稿》的理学意蕴与理语情趣

朱熹的《东归乱稿》表现了理学家的旅途体验及确证自身努力。该诗集的整体综合意蕴可归纳为“归心”与“道心”。作为朱熹个性化体验的“归心”包容了道德伦理的内涵，客子的羁旅悉思表现了天伦中的深情，其以理学心性为主体的“道心”把心性体察和审美观照参融在一起，纯然是一派温润宁静的气象，朱熹诗歌语言的日常化是以理学为诗，以诗为讲学的结果，朱熹的理学诗在当时葆有着它的生命活力，它们不仅折射出朱熹的视境、朱熹的情思，显示了理学话语的形象特征，拓宽了宋诗的审美空间，强化了诗歌的致用功能，而且反映了朱熹日常生活的哲学化和哲学化的人生，朱熹在东归之行中，通过他人吟咏，为理学家的精神生活创造了一个理性思维、道德情感和人生趣味相和谐的神话。     

论从理学到朴学转型期的清初《尚书》学

清初的学术转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学术方向的转变，朴学逐渐压倒理学；一是学术理路的转变，经学研究偏离经世致用的传统，走上了纯学术化道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清王朝把《蔡传》定为官学，实际上促进了其在学术界地位的下降。驳《蔡传》及兼采汉宋《尚书》学成为一时之风气。阎若璩所处的康熙时代，成为《尚书》学史上的宋学与清学的交接时期。     

中华“史”的发端和史学思想

一、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史书。古宁“尚”通“上”,“书”本义“史”,故王充说：“尚书者,上占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     

中外教育家评价－－19朱熹

@@19.朱熹@@@@一、生平介绍@@@@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祖籍婺源（今江西婺源）。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宋代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年轻时代,学无常师,出入经传释老。19岁中进士,22岁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卸任后,专心于儒学。30岁～50岁,朱熹挂职宫观（有薪而无事的闲官）,主要进行讲学和著书工作。朱熹任地方官期间,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如整顿同安县学,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所订《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南宋以后各地方学校和书院共同遵守的学规。在漳州,首次刊刻《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名称,由此形成,并作为一套经书,流传社会。在潭州,修复岳麓书院。     

从《原君》浅析明代帝王统治腐朽的三个思想原因

《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具有近代民主思想,并以批判君主专制为理论基础的政论集.诞生于商品经济发展与思想变革的交错时期.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将人性中自私的本质扩大,恰逢明代社会正处于思想变革的时期,无论是对君主“家天下”制度的不满,还是对朱熹理学的质疑,都在这一时期萌生民主改革的幼芽.本文就其所述为帝者的职责,与《明夷待访录》所著的时代背景和明朝帝王统治相结合,从而论述其帝王专制腐朽的三个思想原因.     

章太炎《尚书》研究成果考述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著有学术价值巨大的《尚书》研究著作和文章。他的著述大多在当时就被整理出版,并刊载在各期刊上。其中,《太炎先生尚书说》为诸祖耿整理章太炎治《尚书》的文献汇编,《古文尚书拾遗定本》是章太炎探究《尚书》的代表性著作。章太炎《尚书》研究,在论述《尚书序》、解《尚书》和探析《尚书》学术史等方面做出超越前人的贡献。总结和梳理其治《尚书》的成果,既有助于我们寻绎其《尚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晚年的经学思想,又能推进中国《尚书》学和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     

朱熹与严州理学的发展

浙江的严州在地缘上与徽州相近,在血缘上与徽州相连,在风俗习惯上与徽州相似,是朱熹理学衍流深远的重要地区之一。严州地域上的优势、朱熹的人格魅力和深厚学识、学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这是严州朱熹理学盛行的主要原因。朱熹及其学说对严州理学发展的贡献,一是促成了严州地区理学学者群体的涌现,二是推动了严州"习理"之风的形成,三是影响了严州当地的礼仪制度与风俗习惯。     

时代造就的丰碑——试析三苏治史背景

在北宋史学繁荣的背景下,三苏父子挟其文学盛名之东风钻研史学,并写出了大量史论文章,这些史论有的是专论历史,有的则是在其策论及政论之中,这些构成了三苏史学的基础。宋代是理学大盛的时代,理学对三苏史学的影响体现在三苏在其史论中的说"理",以致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也评价其论为"近理"。作为疑经惑古的先锋,三苏父子同作《五经论》打破经书的神话,将圣人作经用合乎人情的方式表达出来,使其平凡化,更易使三苏的思想解放。三苏作史不落窠臼,每有新意,辄发论之,这使得其史论看来不觉乏味。三苏家乡风俗及家学重史也使得三苏史学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