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意识流来剖析人物的感情——读《西洲曲》

掌握南朝民歌的艺术特色和我国古代有关的文化常识,是用意识流理论来剖析《西洲曲》的女主人公感情活动及其变化的前提;诗作者进入人物的内心,以女子四季相思、昼夜相思的“意识流”的“红线”贯穿起经过精选的、能代表“意识之流”各阶段、层次的片断的“珍珠”;诗作结构的三个作用;     

浅谈《木兰诗》的美学价值

《木兰诗》这首问世于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至今千古流传而不朽,世世代代吟唱而不衰,且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究其魅力何在?笔者认为,《木兰诗》的美学价值赋予了诗的魅力所在是其根本。因此,笔者试从审美观点出发,对《木兰诗》的美学价值作粗略探讨,以供商榷。《木兰诗》的美学价值,不仅表现在人物形象———木兰是一个“心灵”与“外貌”俱佳的巾帼英雄形象,而且还体现在诗中运用了生动形象的语言和众多的修辞格,从而艺术地塑造了木兰这一“完美”的形象。一、《木兰诗》的人物形象“美”《木兰诗》的美学价值,体现在诗中主人公———木兰…     

试谈《汉将王陵变》的艺术特色

敦煌变文是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在汉魏六朝乐府、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新兴文体。通过变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说唱文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还可以回答文学史上曾长期不能解决的宋、元、明、清民间文学的渊源问题。１９２９年郑振振铎《敦煌俗文学》一文首先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他说：“这种俗文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地名之曰‘变文”’后来郑振铎编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又用相当多的篇幅对“变文”加以…     

从《中兴歌》十首管窥鲍照乐府诗的雅俗兼具

鲍照以丰富的文化视野,自觉向被当时文士视为“委巷中歌谣”的南朝民歌学习,成为乐府史上学习民歌的第一人,《中兴歌》十首便是其代表作品,采用民歌体式来书写一定的政治内容及自己的理想抱负,从而表现出雅俗兼具的特点.     

《史记》与“一代之文学”汉赋

汉赋是大汉“一代之文学”,也是汉代文学一大宝藏。它对汉代散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史记》也有它的投影。司马迁偏爱辞赋,尤关注大赋的成就。《史记》与汉大赋都是西汉盛世社会思潮——“宣汉”的鸿篇巨制,是大气磅礴的时代回声,同时,均表现了文学自觉意识的艺术特征。一文一赋,两支奇葩。汉赋以显“物”为己任,《史记》则“以人物为中心”昭示了文学自觉意识的突进。     

乐府官署的变革与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诗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诗继汉乐府之后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府诗（包括民歌）既因乐府而得名,就必然与音乐机构、乐官制度密切相关。梳理魏晋南北朝主要朝代乐府官署的设置情况和分析乐府文学发展趋势后可以发现：完备齐全的乐府机构是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诗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前提条件;乐府歌诗的发展趋势也会影响魏晋南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甚至改变乐府机构的格局;乐府机构是实现乐府歌诗雅俗交融的催化剂;乐府机构是促进南北朝乐府文学交流的桥梁。     

论《诗经·采薇》的艺术表现手法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样式,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代文学有着很大的影响。《诗经·采薇》之所以成为305篇中的名篇之一,是因为它采取了多种表现手法来反映生活,其手法主要有:它采用了四言句式和民歌重章叠唱语言形式,音节和谐,达到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融情入景,情景交融,用生动的形象写出了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它还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真实地反映了周代社会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秦汉乐府考略——由秦始皇陵出土的秦乐府编钟谈起

一九七七年,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秦代编钟一枚,上镌秦篆“乐府”二字。这一秦乐府编钟的发现,为秦代乐府官署的存在提供了物证,从而解决了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乐府是否始立于汉武帝的问题。关于乐府的较为详细的记载,要数班固的《汉书》。《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唐代颜师古在“乃立乐府”句下注道:“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一千年来,颜师古的汉武始立乐府的断语便成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的传统说法。但是,史书在武帝以前,已有乐府这一名目的记载。《史记·乐书》说:“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午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司常肄旧而已。”《汉书·礼乐志》也说:“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武帝以前已有乐府和乐府令的记载,那末武帝始立乐府之说,不是很难成立吗?尤其是《汉书·礼乐志》,前面说,惠帝时已有     

“扬植抑丕”论质疑

从诗歌、文学主张、对七子评价及艺术风格等四个方面,否定历史上“扬植抑丕”之论。认为曹丕诗歌同样关心民病、催人向上,在某些领域有开创性贡献;曹植轻视文学,以为“辞赋小道”,而曹丕重视文学,以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评论“七子”,先扬后抑,有“文人相轻”气息,而曹丕则客观、公允、中肯;曹植文风绮丽,讲究藻饰骈偶,曹丕继承乐府民歌的风格,诗歌语言质朴口语化,散文语言清丽隽永。     

忧患意识与涅槃意识——鲁迅郭沫若主体意识研究之一

当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泰纳:《英国文学史》任何一种新文学、新艺术的产生都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的。从清朝末年黄遵宪、梁启超诸人倡导“诗界革命”、“小说革命”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抨击时弊、揭露社会黑暗、鼓吹反清革命的所谓新诗歌、新小说的出现,这在我国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上无疑是重要的一环;但在那个过渡时期,既未产生过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全新意义的新文学、新艺术,也未产生过能够把变革期中的“社会思想完全表现出来”     

浅析琵琶曲霸王卸甲

琵琶曲的分类上有文曲和武曲、大曲和小曲之分,《霸王卸甲》一曲在琵琶曲中属于武曲。但《霸王卸甲》一曲不仅表现了战争场面,更表现了乐曲主人翁项羽“悲”的情感色彩。全曲感人至深的音乐情感,令人难忘。文章是通过对琵琶曲《霸王卸甲》中段落结构、创作手法和演奏技巧的浅析,根据在乐曲发展过程中,音乐的发展和故事发展相对应的发展方式,探寻这首乐曲对故事悲情色彩的音乐情感的表达方法。     

对“酒神式精神”的极力召唤——论影片《红高粱》的文化主题

《红高粱》是当代电影史上的一个“事件”.对《红高粱》的讨论,无疑比对新时期其它任何一部影片来得广泛、热烈而深刻:它是全国性的、全民性的、主要在文化层面上展开的.换一种说法,人们普遍思索了一个问题:影片到底展示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精神?那种认为《红高粱》“集中国人愚昧、贫困、落后、性心理变态之大成”、展览中国人的丑、丢中国人的脸的说法,被普遍唾弃.与之截然相反,有人提出,该影片的“总立意是在寻找一种民族精神,一种对于生命的思考”,“《红高粱》画出了民族之魂,奏响了一曲民族的生生不息的生命颂歌”,认为《红高粱》表现的“无遮无拦,随     

浅谈《野草》的象征手法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在我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独树一帜,是一份瑰奇的珍宝,它以其特有的璀灿的艺术光华,炫耀于文坛,并长期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野草》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艺术独创性。鲁迅一贯认为.文学作品“以独创为贵”。《野草》中的散文诗,无论是体裁格式,艺术构思或写作手法,所显示的新颖或独特。都是异常罕见的,它充分表现了作者艺术上惊人的独创精神。同时,鲁迅这种艺术独到性,又是他善于广泛借鉴和吸取各种艺术经验的结果。他曾说:“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独立。”     

“17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审美探索

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来考察,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的17年时期,是《人民文学》最具权威和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它寻求政治与文学平衡点最有效、同时推出文学新人、塑造文学经典最辉煌的时期。由于《人民文学》所担当的历史重任,它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反映社会生活,其审美气质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同当代文学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一样,现实主义在《人民文学》上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演化过程,它所期待的批判现实主义或者是干预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实践仅是昙花一现。它不仅见证了17年时期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在实践着自己确立的文学观念、文学范式,引导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潮流。而它在审美气质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对艺术的坚守为其审美带来的影响,仍能给我们很多的启迪,仍然值得加以研究和总结。     

汉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及文学成就赏析

在中国历史上,汉王朝处于当时历史的上升和发展期,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太平盛世。这也就使得汉代文学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自强不息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作品充满了激扬高昂的格调。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着深刻的渊源,使得汉代文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了浓郁的浪漫色彩。纵观整个汉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另外,汉代之初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的发展方面,同时汉代也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如乐府民歌、赋及五言诗等是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的,并且日益呈现兴旺的景象,也逐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汉代文学景观。     

相看指杨柳 别恨转依依——对中国古典诗词中杨柳惜别意识的审美透视

恒大司马《枯树赋》云:“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杨柳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感伤离别的艺术符号,在文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轨迹,翻开唐诗宋词,可谓动人心魄,触目皆是。杨柳为什么成为表现感伤惜别的艺术载体?有哪些表现方式?其审美价值如何?这又是人们常常忽略的问题。对它的理解,不仅关系到如     

试析吴梅村的《圆圆曲》

《圆圆曲》不仅思想内容极为复杂，而且艺术特色也非常鲜明，因此，各家各派的学者均对它有所评论。本文试图从分析其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思想内容及奇特的构思和匠心独运的艺术技巧两方面入手来评析此诗。并提出了《圆圆曲》在表露“女人是祸水”陈腐偏见的同时也对陈圆圆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的观点。这一观点由于在以往的评论文章中很少有人提出，因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谈《圆圆曲》的委婉

吴梅村的《圆圆曲》,以它特有的题材,高超的笔触,流传千古.《圆圆曲》风格艳丽,辞采清逸,用繁丽的语言形式,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委婉,是《圆圆曲》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圆圆曲》通过对陈圆圆曲折经历的描写,记述了明清之交的重大变故.诗的开首,“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几句,记述了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史实.当时,明宁远总兵吴三桂打着“复君父仇”的幌子,开山海关降清.清军入关,大顺军向西北退却,吴三桂占领北京.在诗里,作者没有一字明提吴三桂降清这件重大事件.但后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却委婉点出了吴三桂降清的原因是为了一个女子.与下文“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灭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联系起来看,作者对这个伪君子的谴责,控苦,尽渲泄于笔下.对于吴三桂的降清行为,历来有众多的评议.吴梅村对吴三桂的批评,是在诗的内蕴之中,在“诗句之外”,有些评论者认为《圆圆曲》没有痛斥吴三桂的汉奸罪行,是作者骨头软的表现.从“诗史”的角度说,这真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85年3期《吴伟业论》).但吴梅村,自有他自己的表达方式.《圆圆曲》正因为它对吴三桂的品评是委婉表现出来     

莎士比亚的“商籁体”论略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诗歌史上占有显赫的位置,它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研究莎士比亚生平思想的珍贵材料。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写爱情表现出深刻的哲理性,写友情,抨击了社会的不公平。联系《李尔王》与《哈姆莱特》可看出它丰富的思想性。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表现技巧、艺术形式方面也有丰富的创造。     

论《死魂灵》的现实主义

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是果戈里的代表作。这部巨著以其卓越的现实主义成就,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它既定的位置。研究它在形象塑造、艺术技巧等方面的现实主义成就,对我们的文艺创作肯定是有益的。一果戈里《死魂灵》中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首先在于它深刻地解剖和分析了当时封建农奴制度社会里“生活的主人”,从而刻划了地主阶级中不同的典型人物,描写了这些人物生动、独特的艺术个性,反映了沙俄社会现实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