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创新氛围对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分析组织创新氛围、个人—组织匹配以及创新自我效能感对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组织创新氛围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而创新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个人—组织匹配不仅正向调节组织创新氛围与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关系,还进一步调节了组织创新氛围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影响越轨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     

领导授权赋能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不确定性规避和差错管理氛围的调节作用周劲波

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因素众多。本研究基于授权赋能和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通过对高新技术新创企业员工的调研,探究领导授权赋能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领导授权赋能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创新自我效能感在领导授权赋能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不确定性规避在领导授权赋能对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差错管理氛围在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领导授权赋能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不确定性规避和差错管理氛围的调节作用

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因素众多。基于授权赋能和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通过对中国高新技术新创企业员工的调研,探究领导授权赋能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领导授权赋能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创新自我效能感在领导授权赋能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不确定性规避在领导授权赋能对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差错管理氛围在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差错能成为创新之源吗——基于差错管理文化对员工创造力影响的跨层次分析

在面临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有效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者的重要课题。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安徽省境内43家企业531名员工的有效数据,构建了组织层面的差错管理文化对个体层面员工创造力和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影响的跨层次中介效应模型,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技术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差错管理文化对员工创造力产生正向的跨层次影响,且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在组织差错管理文化和员工创造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资质过剩感对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结构紧张理论,运用层次回归分析、Bootstrap法,对专利密集型企业357位知识型员工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质过剩感、创新自我效能对越轨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正向调节资质过剩感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揭示诱发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前提与边界条件,可为专利密集型企业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提供人力资源管理的辨识与思考.     

见贤思齐：领导创造力对员工创造力的跨层次影响机制

以往研究关注领导风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而忽视了领导自身的创造力对下属创造力的重要作用。依据社会学习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阐述了领导创造力对员工创造力的跨层次影响机制,检验了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以及团队权力距离氛围与组织创造力支持感的调节作用。基于448份企业主管—下属配对样本(93个团队,448个员工),采用多层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领导创造力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领导创造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团队权力距离氛围对领导创造力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组织创造力支持感正向调节了角色宽度效能感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即组织创造力支持感越高,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关系越强。     

工作—家庭冲突与员工工作激情——基于夫妻匹配视角的研究

基于人—环境匹配理论和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考察员工与配偶工作—家庭冲突匹配对员工工作激情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通过两个时间点获取调研数据,采用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对295对夫妻匹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员工—配偶工作家庭冲突一致性匹配时,员工工作激情与工作—家庭冲突匹配负向相关;在员工—配偶工作家庭冲突互补性匹配时,互补性匹配在水平上的不断升高有助于提升员工工作激情;自我效能感在员工—配偶工作家庭冲突匹配与员工工作激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人格特质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以创新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创新氛围为调节变量,分析并验证了大五人格特质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感、开放性对员工创造力有正向影响,神经质对员工创造力有负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外倾性、开放性、神经质和员工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外倾性、开放性对创新自我效能感有正向影响,神经质对创新自我效能感有负向影响;创新氛围正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作用。     

自我效能感、工作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运用自我效能感及工作投入相关理论,构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自我效能感、工作投入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理论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和问卷调查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工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各维度对企业研发人员工作绩效有预测力,其中应激与创新能力效能感的预测力最强;工作投入在自我效能感与工作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高新技术企业应强化基于能岗匹配的研发人员配置、培养研发人员的工作自主性及反馈性、结合工作特征模型及个体特质设计培训方案以及加强组织团队建设和提高组织支持感,通过提高研发人员的自我效能感和工作投入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     

组织知识共享氛围对管理创新的影响：基于员工自我效能的调节中介模型

基于组织环境释意的演化作用过程,本文构建了一个整合模型,分析组织知识共享氛围对管理创新的影响过程,并探讨员工建言行为的中介效应及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中介效应。运用301份调查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结果发现：（1）组织知识共享氛围对员工建言行为和组织管理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员工建言行为在组织知识共享氛围与企业管理创新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3）员工自我效能感在员工促进性建言行为与企业管理创新之间具有调节效应,且正向调节促进性建言行为在组织知识共享氛围与管理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     

核心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平台构建过程机理——基于扎根理论

基于价值共创视角探索核心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平台构建过程,采用扎根理论对四组案例展开质性研究,建构开放式服务创新平台形成的前因-过程-结果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开放式服务创新平台关键要素,揭示资源整合情境引发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内向型资源整合情境下,核心企业整合上位资源更注重功能契合和资源多样性,易促进渐进式创新绩效提升;外向型资源整合情境下,核心企业整合下位资源更注重感知契合和资产专用性,易促进突破式创新绩效提升。     

平台型企业如何重塑商业生态系统？——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纵向案例研究

针对作为生态系统设计者的平台型企业如何在技术范式转移时期重塑商业生态系统以保持竞争优势的战略管理难题,以百度公司为对象,运用单案例研究法,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究平台型企业在技术范式转移下重塑商业生态系统的微观过程机制,并构建概念模型.研究发现:(1)范式内的技术演进驱动商业生态系统的迭代优化,而技术范式转移驱动商业生态系统从根本上实现重塑;(2)重塑机制表现为平台型企业在技术范式转移驱动下颠覆商业生态系统原有的价值主张,围绕新的价值主张更新平台基础、进行资源编排和价值创造,最终重构商业生态系统的资源基础和平台型企业的价值获取路径;(3)平台型企业的感知能力、创新能力与整合能力支持了商业生态系统的重塑.根据研究结论,正在进行平台化转型的企业管理者应进一步提高对平台及其商业生态系统的认知,而已经是平台型的企业则应重视资源编排能力的培育,以推动商业生态系统不断演化,实现系统成员间的价值共创.     

国际企业组织惰性、竞合行为与创新绩效

   随着经济全球化,愈来愈多的企业在国际范围内建立竞合关系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多样化。然而,仍有企业不愿改变组织内部原有的行为模式,导致创新绩效降低。为此,本文采用竞合视角以103家国际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层次回归分析着重探讨竞合行为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及其对组织惰性与创新绩效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国际企业的组织惰性（洞察力、行为、心理惰性）对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其中心理惰性的影响最大。（2）竞合行为负向调节组织惰性、洞察力惰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3）国际企业的竞合行为对创新绩效（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有正向影响。     

金融错配影响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效应分析——基于企业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

    基于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本文首先理论分析金融错配对国有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及其模式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以及政府补贴在缓解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时的政策效应;然后再以我国A股市场2012—2019年期间上市企业为样本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金融错配有助于增加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但它在降低民营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同时,会严重阻碍国有与民营企业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补贴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与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不利影响,并对其研发投入产生正向“挤入效应”,但它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政策效果均不显著。     

冗余资源、资源拼凑与创业机会识别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创业机会的本质是了解企业家如何运作并形成机会,发现或识别作为创业机会发展的开端尤为重要。资源作为维持企业内部稳定、建立竞争优势的资本,企业必须有效地拼凑资源,以实现资源价值。本文主要研究冗余资源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并探索冗余资源与资源拼凑的倒U型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已沉淀冗余与未沉淀冗余均可有利于企业识别创业机会;随着未沉淀冗余的增加,其对资源拼凑具有正向影响,当超过一定的节点,未沉淀冗余负向影响资源拼凑。本文为企业合理利用冗余资源,培养资源拼凑能力,以识别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提供指导。     

技术型企业家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作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创新的驱动因素及其机制问题备受关注,既有文献多从政策和企业财务等角度展开研究,鲜有文献分析技术型企业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本文创新性地将董事长的研究与开发工作经历作为技术型企业家的表征,基于我国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技术型企业家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技术型企业家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补贴强度和R&D投入强度促进了创新产出。进一步考察所有制因素,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的技术型企业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也无益于增加创新补贴,但提高了R&D投入强度;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型企业家通过提高创新补贴和R&D投入强度进而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本文拓展了高阶理论和企业家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基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开创性探索了制度因素作用于企业家个人特征对创新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影响机理。这些发现对完善企业创新支持政策和发挥技术型企业家创新引领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海外研发中心促进母公司创新绩效了吗？

   本文围绕“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与母公司创新绩效”的关系展开理论研究,认为海外研发中心的设立,是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国际化战略中追赶发达国家企业的重要方式,并对于母公司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选取汽车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证明：海外研发中心能够更好地将获取的国际资源转化为专利数量为代表的母公司创新绩效,但对专利质量为代表的母公司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国有控股企业因国内政策支持反而会受到东道国的某些限制,从而抑制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当企业自身能力较弱,无法独立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时,企业可以采用并购海外技术先进型企业并在并购企业所在地建立研发中心的方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我国汽车制造业进一步创新发展的路径。     

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能促进绿色创新吗？——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资源型企业因其高污染、高能耗特征而面临来自内外部环境的压力,绿色创新则是资源型企业响应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从源头上助力企业节能减排,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良方。研究利用423家资源型企业调研数据,采用层级回归法探讨了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有积极影响,组织环境文化在二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绿色组织认同正向调节组织环境文化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正向调节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通过组织环境文化影响绿色创新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也为推进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视角。     

离职创业企业商业模式设计——基于华为公司的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

随着互联网+、全球化等的深化,商业模式设计成为企业形成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本文运用组态思维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华为离职江湖系列”中的25个案例为研究对象,探究组织层面与离职创业员工个体层面的4个前因条件对离职创业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共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实现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的组态有4种,而实现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组态仅存在1种,其中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组态可归纳为先前经验和企业家精神缺乏引致型与企业家精神驱动型两类;相较于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对离职创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缺乏先前经验且企业家精神相对较弱的离职创业者更倾向于选择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知识惯性在商业模式设计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风险投资、国际化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

    运用2010—2016年在我国深市创业板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将国际化战略进行深度与广度的二维细分,实证考察了风险投资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能否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以及风险投资如何影响国际化战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均具有积极作用。（2）企业实施国际化深度发展战略能够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提升效应,而国际化广度发展战略却未能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风险投资介入增强了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创新增值作用,提高了国际化深度与广度战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3）风险投资对国际化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会由于企业上市后风险投资机构是否继续持有股份以及风险投资机构背景特征和投资契约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