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对风电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时滞和区域创新环境的考量

产业政策作用于微观企业创新绩效的传导效果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以2006—2015年我国部委及以上级别部门发布的181项风电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探讨了产业政策对风电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风电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区域创新环境在上述影响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且在不同作用路径上调节效应差异明显.引入时滞后的实证分析表明： 风电产业政策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产业政策实施的当年对风电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滞后1~2年则对两者均产生抑制作用,我国风电产业政策实施前期更多表现为政策的促进效应,政策实施的后期更多表现为“挤出”效应.最后,本文探讨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风电产业政策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提供有益的思路.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随着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重视度和关注度的提高,如何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要面对的重要挑战。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统一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团队异质性带来的认知基础、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高管团队的决策,进而对企业战略选择和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为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企业绿色创新和环境战略方面是否也具有类似作用,本文以A股92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环境战略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剖析了二者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对绿色管理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企业环境战略在上述影响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内容,验证并延伸了高管团队特征对组织产出影响的研究逻辑,并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营商环境优化对科技型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营商环境优化是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为探讨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与内在机制,对248家科技型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意愿的形成,企业感知价值在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并且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感知价值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我国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利益相关压力、环境创新与企业的成长研究

针对面临各类利益相关者压力时,企业是否会进行环境创新,而环境创新是否有利于企业的成长的问题,以及为最终揭示出"压力—行为—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选取长三角地区279家制造行业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环境创新与企业成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政府压力和行业压力对企业的环境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在大规模企业中,环境创新有利于企业的成长,而在小规模中,环境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政府压力和行业压力均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在小规模企业中,社会压力会抑制企业的成长。     

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多年来主要依赖于自主创新驱动发展。以2010-2019年的航空装备制造上市企业为样本,深入剖析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其创新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知识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在企业数字化投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中起着中介作用;政府资助正向调节数字化投入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并在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于研究调控数字化投入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任务环境与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交互影响研究

以206家中国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任务环境(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和制度环境(法制环境和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法制环境与企业创新正相关,而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法制环境对任务环境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政府干预对技术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对市场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则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分析:以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

高新区是推动建设型国家的重要载体,为探究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本文构建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机制、协同创新模式对协同创新绩效影响机理模型,并以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采用该区创新型企业、高校、政府等相关人员的问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逐层回归分析进行路径检验。实证研究发现,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机制和协同创新模式对协同创新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协同创新机制在协同创新环境和协同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协同创新模式的四个维度在协同创新环境与协同创新绩效关系中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众创空间创业环境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众创空间是支持新创企业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众创空间创业环境是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从创业生态系统视角出发,探讨众创空间创业环境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经科技部备案的已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体系的1902家众创空间作为研究样本,采用R语言工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众创空间的平台合作环境、创业培训环境和金融支持环境对新创企业资金绩效、人才绩效和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供给环境对新创企业的资金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入驻团队类型在创业环境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其中大企业高管离职创业类型显著正向调节技术供给环境对新创企业资金绩效的正向影响;科技人员创业类型显著负向调节平台合作环境对新创企业资金绩效的正向影响;留学归国创业类型显著正向调节创业培训环境对新创企业资金绩效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大学生创业类型显著负向调节金融支持环境对新创企业资金绩效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从新创企业绩效提升、创业团队选择众创空间及众创空间建设方面提供实践指导。     

中小型制造企业技术并购与创新绩效——制度环境和行业竞争互动的调节作用

知识和技术是创新活动的来源,通过技术并购获得知识和技术对于组织实现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文中以2008—2014年中小型制造企业技术并购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构建中小型制造企业技术并购与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同时首次探讨制度环境和行业竞争互动在中小型制造企业技术并购与创新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中小型制造企业技术并购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在制度环境调节作用下,中小型制造企业技术并购会增强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而在行业竞争互动的调节下,中小型制造企业技术并购会弱化其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基于双元创新视角的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

资源拼凑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也支撑着新创企业的双元创新活动。本文采用典型调查的范式,以部分典型地区的新创企业作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得到163份有效问卷,并基于双元创新视角探索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成长正向影响显著;资源拼凑对双元创新正向影响显著;双元创新与新创企业成长正向影响显著;双元创新在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成长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资源拼凑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在资源拼凑与双元创新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整体而言,此研究结果为开拓资源拼凑之于新创企业成长的权变价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积累,推动该研究场域的价值挖掘。     

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非国有资本参与对国企产生治理效应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影响政策性决策行为,那么国企“使命必然”的社会责任表现也会因此产生影响。本文从减负效应与治理效应双重视角出发探究国企混改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表明：国企混改动态股权结构变化,包括多样性、深入度、制衡度以及控制权转移均会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且机制检验发现,国企混改不仅可通过减负效应,即缓解国企承担的政策性义务从而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还可通过治理效应监督约束管理层为获隐性福利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行为。此外,基于控制层级与治理环境的视角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央企相比,地方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市场化进程较高、政府放权意愿较强地区,治理环境较好从而能够强化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最后,研究发现国企混改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体表现在员工、供应链以及环境责任,并最终有效缓解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负向价值效应,提升企业价值。研究认为国企混改应注重股权结构“量变与质变”相结合,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的治理效能,明确国企社会责任本质,促使国企提升绩效的同时,有效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榜样作用。     

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基于政策扭曲与金融摩擦研究

本文在Matsuyama与 G-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金融错配等变量,系统考察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予以模型刻画,进而提出核心命题。利用2003—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在测算金融错配指数的基础上,从政策扭曲与金融摩擦双重视角对上述核心命题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发现：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尤其是对企业“创新质量较高的发明专利”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揭示,金融错配会通过政策扭曲和金融摩擦这两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本文研究意义在于不仅从微观层面揭示金融错配抑制创新的内在逻辑,同时从双视角进一步剖析金融错配的影响渠道,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本文以企业创新的环境效益为切入点,选取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成本的影响,考察了技术创新的环境导向性,并分析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成本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成本的下降,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且技术创新呈现“环境导向”,与自愿性环境成本相比,技术创新或通过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等,更有利于强制性环境成本的下降;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重污染企业及环境规制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环境经济后果检验,验证了创新的环境增益效应,还为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社会责任履行和政府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政企关系与民营企业创新决策研究

为什么我国多数企业醉心于创新数量的累积而普遍缺乏高质量的创新产出?本文基于政治嵌入视角,考察民营企业如何在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间进行选择决策。采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民营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拥有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策略性创新而排斥高质量的实质性创新,表明与政府“过度亲密”(亲而不清)的政企关系是企业创新的“诅咒”;拥有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对两类创新都有偏好,但更倾向于选择实质性创新,表明与政府“适度亲密”(即亲又清)的政企关系是企业创新的“福音”。民营企业的上述选择决策会受到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发展水平、企业与中央的行政层级距离的影响。本文从政企关系视角阐释了我国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不匹配问题,揭示了构建“亲”“清”新型政企关系对激发高质量创新成果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指导民营企业进行正确的创新战略选择决策。     

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创新投资,本文使用2009—2017年企业微观数据,基于B-样条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探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非线性异质影响,发现:（1）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存在“倒U型”非线性特征,存在适度金融化水平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最大化;（2）金融化在不同分位点存在显著异质效应,表明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不同影响模式;（3）非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在高分位点对金融化的敏感程度更高,随分位点提高最优金融化水平不断提高。在低分位点的企业更多表现为抑制作用,表明缺乏创新投入的企业利用金融资产进行套利的动机更为强烈。本文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不应盲目追求金融化程度,应与自身创新能力相适应,为通过选择合理的金融化水平达到提升创新投资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政策效应是否等同?——基于所有制的比较分析

政府资助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政府资助下的绩效是否表现出差异性？本文建立回归函数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两种资助方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直接资助对我国内陆企业的创新产出未表现出明显促进作用；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与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的关系不显著；私营企业等的创新产出对税收优惠表现出更大的响应。     

技术型企业家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作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创新的驱动因素及其机制问题备受关注,既有文献多从政策和企业财务等角度展开研究,鲜有文献分析技术型企业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本文创新性地将董事长的研究与开发工作经历作为技术型企业家的表征,基于我国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技术型企业家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技术型企业家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补贴强度和R&D投入强度促进了创新产出。进一步考察所有制因素,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的技术型企业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也无益于增加创新补贴,但提高了R&D投入强度;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型企业家通过提高创新补贴和R&D投入强度进而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本文拓展了高阶理论和企业家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基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开创性探索了制度因素作用于企业家个人特征对创新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影响机理。这些发现对完善企业创新支持政策和发挥技术型企业家创新引领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金融错配影响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效应分析——基于企业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

    基于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本文首先理论分析金融错配对国有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及其模式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以及政府补贴在缓解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时的政策效应;然后再以我国A股市场2012—2019年期间上市企业为样本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金融错配有助于增加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但它在降低民营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同时,会严重阻碍国有与民营企业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补贴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与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不利影响,并对其研发投入产生正向“挤入效应”,但它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政策效果均不显著。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本文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利用2008-2017年国有企业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改变并未对创新绩效产生明显影响,而非国有股东委派董监高明显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2）基于现金持有视角,非国有股东参股和委派代表均能提高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意愿;（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影响。最后,本文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及政府价格型规制的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同环境污染尽早“脱钩”的有效措施,也是全面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动力。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并非完全独立,处于不断升级的过程。本文借助642家工业企业调研数据对政府价格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试图回答清楚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态演进过程中,政府价格型规制的作用节点和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路径是显著存在的,绿色工艺创新是中介变量,且间接路径所占的比重要大于直接路径。政府价格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但是调节的作用节点仅存在于绿色工艺创新向绿色产品升级的过程中,且政府价格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具有边界性。上述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如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具有指导意义,也为提升环境治理能力贡献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