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融资约束与税收激励2个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主要依赖于债务融资,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取决于股权融资;税收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税收激励效应有效缓解了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较增值税更能促进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     

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影响机理及效应——时间趋势、效力边界与创新产出

通过构建企业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代理模型发现，企业税收激励降低了R&D投资的必要收益率或融资成本，有助于提高R&D投资和创新产出，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具有价值引导和共同激励的双重效应。针对在2007~2015年披露研发信息的上市公司数据，面板回归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呈现下降趋势，R&D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作用是有效力边界的，在低税率和高研发强度的区域激励效应显著，在高税率或低研发强度的区域影响效应较弱；企业税收激励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实现的。研究结论对厘清政策机制效应、促进企业R&D投资以及激发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研发税收激励效应究竟有多大——基于税率式和税基式减免税优惠政策的考察

15%企业所得税税率激励(税率式)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税基式)是我国科技创新税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两种政策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是我国学者必须关注和回答的重大研究议题。在考虑历史研发存量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上述两种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模型,并基于2008—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数据,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比较了两种研发优惠政策对微观企业的异质性激励效应。理论模型表明两种政策均有效,且盈利水平是影响政策效应的关键因素。最后建议充分发挥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互补性功能,共同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税收优惠与企业自主创新：融资约束的视角

企业自主创新同时受到融资约束和税收优惠的影响,以融资约束为视角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变动对企业自主创新激励效应的影响,对于重新审视和完善创新领域中的税收优惠政策,缓解企业融资压力进而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潜能具有重要价值。以双重差分法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变动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困境,且存在明显的地区、所有制性质以及行业差异。双重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存在抑制作用,融资约束的负效应会抵消甚至超过税收优惠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最终使得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难以产生预期的积极创新效应。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解决措施。     

税收征管、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已成为企业创新范式的共识,税收作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核心要素,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通常认为,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会增加企业税负,从而抑制创新投入。然而,税收征管增加企业避税成本,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以获取研发创新相关的税收优惠;税收征管作为企业外部治理因素还能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缓解企业创新投入的融资约束。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利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考察了税收征管力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税收征管力度越大,越倾向于增加研发创新投入以及其他创新活动。进一步地,从政府廉洁程度、政府效率和法治水平测度企业所在城市的制度环境,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税收征管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当前减税降费背景下,规范税收征管的同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     

融资约束、加计扣除优惠强度与研发投入实证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

融资约束、加计扣除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13—2016年创业板14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为依据,结合中国经济区域的分类,利用回归分析分别对总样本和分区域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阐述融资约束、加计扣除优惠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反映融资约束的内源融资能力、债务融资能力与研发投入正相关,反映融资约束的股权融资能力与研发投入负相关;第二,加计扣除优惠强度和研发投入正相关;第三,分区域样本的融资能力和加计扣除优惠强度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尽相同,东部地区样本与总样本分析结果一致,中部、西部地区样本在债务融资能力、加计扣除优惠强度方面与总样本一致,但在内源融资能力、股权融资能力方面没有呈现显著相关性。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建议。     

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CEO通用能力的调节作用

税收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然而，关于管理者整体职业经验对于税收激励影响创新效果的研究尚未涉及。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负二项回归，实证检验CEO通用能力对税收激励促进企业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显著提升了获得资格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研发产出专利申请数量及质量；在熵值法下以CEO职业经历的工种数、省份数和行业数为指标测算的CEO通用能力显著正向调节该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CEO通用能力显著正向调节了处于成熟期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税收激励与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申请量之间关系，也显著正向调节了成长期企业税收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系。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税收激励提升企业创新的作用。本文基于CEO通用能力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拓展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文献，也为高新技术企业如何提升创新绩效提供理论借鉴。     

空间计量视角下不同政府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视角,选取我国部分省区2011—2015年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不同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企业研发投入及政府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主要表现为内生交互效应。政府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均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间接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最好,直接税收优惠激励效果次之,直接补贴资助效果相对最弱。政府对大规模企业的研发投入激励效果要优于小规模企业;国有产权比重越高越不利于激发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绩效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竞争会显著地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水平。     

创新补贴对企业技术并购后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研究

技术并购后,企业需要通过研发活动促进技术的吸收和整合,但研发资金却常常受到由于并购导致的未来现金流不确定性的制约。这时,创新补贴可能成为企业弥补资金不足的必要补充。论文以主并企业为A股上市公司的技术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究了创新补贴对并购后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并购后的研发投入强度有显著的直接激励效应;财政补贴则是通过降低金融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间接地发挥激励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吸收能力理论,为政府的创新补贴制度安排以及企业的技术并购决策提供参考。     

创新激励政策、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投入

以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8年～2011年四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研发补贴、金融支持、产权保护及人才激励五项创新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研究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及人才激励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政府的研发补贴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研发投入;金融支持政策效没有显著地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风险投资从总体上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没有非常显著影响;有风险投资的企业研发产出高于无风险投资的企业;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对企业的研发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财税政策对企业R&D的影响效应 ——基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RD活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RD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能够有效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政府补助的影响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不同区域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东、中、西部地区企业RD的激励效果依次递增,政府补助对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一定的激励效应,却难以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创新。基于此,提出建议兼顾税收优惠与政府补助的平衡性,着重依靠税收优惠扶持,结合地域特点制定有差别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政策。     

政策激励与研发投入交互作用对高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财税激励和研发投入交互作用下，企业创新绩效是否会受到影响。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选取西部地区5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此检验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所有制和行业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都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变量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享受税收优惠的民营企业，其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挤出效应。深入考察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发现：税收优惠与企业费用化研发投入交互作用更加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财政补贴与资本化研发投入相融后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也存在积极影响。最终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来优化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自由贸易试验区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吗?——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9—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自贸区试点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实现路径。结果表明：自贸区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区内制造业企业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增加,从而提升区内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研究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通过提升研发投入促进效应、增强市场竞争倒逼效应和缓解融资约束便利效应的调节作用,显著正向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大、市场竞争程度越强、融资约束程度越弱时,自贸试验区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越大。异质性分析表明：自贸区试点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对非国有和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更为明显。     

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产权性质调节与成本粘性的中介作用

政府的辅助之手,能否通过税收优惠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引导创新资源投入?本文基于新增长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以我国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产权性质为调节变量,成本粘性为中介变量,通过考察实际税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和成本粘性的影响,揭示了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有积极影响;成本粘性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对上述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产权性质通过成本粘性对这一关系起调节作用。这一结果为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效应研究提供一定理论素材与有益参考。     

融资约束背景下的企业研发投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 ——基于40万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模型分析

以往研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的不同结论。其原因之一在于未考虑融资约束等情境因素的影响。本文研究了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基于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的方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1）进一步验证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的存在;（2）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存在着非线性倒U型关系,（3）检验了融资约束存在的调节效应,内部融资约束与外部融资约束对于上述关系的影响不同。上述结果可以为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促进形成新产品研究提供理论与政策指引。     

融资约束背景下的企业研发投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模型分析

以往研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的不同结论,原因之一在于未考虑融资约束等情境因素的影响。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基于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的方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结果表明:(1)进一步验证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的存在;(2)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存在着非线性倒U型关系;(3)检验了融资约束存在的调节效应,内部融资约束与外部融资约束对于上述关系的影响不同。研究结果可以为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促进形成新产品研究提供理论与政策指引。     

企业创新激励政策加剧创新无效性吗?——来自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的经验证据

已有文献较少从创新效率的无效性角度关注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随着国家创新激励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大,强化政策实施精准性与有效性已成为提高企业创新系统整体效能的重要支点。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DEA两阶段模型从企业创新无效性的视角剖析典型创新激励政策——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政策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创新无效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分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成熟期企业所受税收优惠、企业规模和员工人数都显著高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回归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政策显著加剧处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研发投入冗余,从而加剧了企业创新的无效性,但是对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则无显著作用。进一步通过分组回归,检验创新激励政策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行业企业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所有权性质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无效性无显著作用,而对资源相对匮乏的民营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行业技术水平方面,相比高技术行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更易导致传统行业企业的创新无效性;行业类型方面,税收优惠政策显著加剧成长期的制造业企业与成熟期的非制造业企业创新无效性。     

不同政府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政府科技资助是解决企业研发活动外部性问题、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我国2009-2014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探讨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三种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分析知识产权、企业规模、产权类型、知识存量和R&D资本存量等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三种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直接税收优惠的最强,但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政府对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科技资助的激励效应比对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强。对R&D资本存量、知识存量大的企业,直接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更强,反之则直接补贴资助、间接税收优惠的更强。     

财税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广义倾向得分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14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广义倾向得分法和最新发展的非参数估计方法,测度了税收优惠和财政直接补贴在不同强度下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动态效应,并就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认为:财税政策对不同规模高新技术企业RD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且存在政策最优作用区间。大中企业的RD投入只对税收优惠的强度变化敏感,税收优惠强度增加可有效促进其RD投入,而直接补贴的边际激励效应不显著;小微企业对两种政策均较为敏感,税收优惠对其RD活动的激励作用显著,随着直接补贴的强度增加其RD投入水平缓慢提高。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机理分析与广东数据检验

在深入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两者作用机理基础上,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利用2011—2019年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计量回归和门槛检验,得出研究结论：其一,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负向影响,且存在单门槛效应,对于融资约束指数SA大于-3.352的企业,政府补贴对其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其二,政府补贴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影响有差异,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显著;其三,政府补贴不仅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直接作用效应,也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显著;其四,政府补贴并不是越多越好,存在单门槛效应,当补贴强度大于4.417%时,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效果会显著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