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测度及影响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整体水平待提高、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从效益提升、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3个维度构建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以熵值法作为衡量方法进行测度,并进一步从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分析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但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总体处于"东高西低、梯度分布"格局;全国层面,人力资本和经济环境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明显,资金投入和外贸环境则起负向作用;区域层面,因区位优势不同,各因素的影响作用也发生改变,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影响作用最大,制度环境对中部地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贸环境对东部地区的影响作用被冲淡。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从优化产业布局、合理分配资金、平衡政策使用、加快经济发展、加大教育投资、优化外贸结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7个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 节能减排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明晰绿色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机制及效应差异,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绿色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结构优化、要素效益、品质品牌、速度效益、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八个维度综合测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30个省级层面样本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节能减排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效应及机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9年间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在不同的区域间差异性较大,“东高西低”的特征较为明显。（2）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节能效应、减排效应和价值链提升效应是绿色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3）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     

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与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1990²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控制劳动、资本、对外开放等因素后,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积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不同区域的影响效果存在异质性,其中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最后是东部地区,表明人力资本的跨区域转移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助于缩小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区域信息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中国区域信息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而区域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又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逐步实现经济"趋同",就要求各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加快信息化建设,实施以信息化促进区城经济快速发展战略:加快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强政府的宏观引导和政策支持,积极推进区域信息化建设;加快信息人才培养,完善用人机制.     

工资增长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80-200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近期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工资增长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政策制定者们担心涨工资可能会导致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使大量的FDI转向其他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本文运用1980-2008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工资增长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工资增长会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即当前适当提高劳动者工资有利于而不是降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影响在短期内很显著,长期则保持在均衡的水平。基于这一研究结论,我们认为,适当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不但有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强国内消费需求,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梯度转移并深化区域间的产业分工。     

环渤海地区信息化水平的比较研究

本文结合1995—2001年国家信息化水平评价总指数指标体系中总指数和分类指数的数据，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了环渤海地区信息化发展情况和区域内各省市（区）信息化水平的差异，从数量上揭示环渤海地区信息化水平存在的数字鸿沟——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和不同发展时期的差异。并对环渤海地区信息化发展提出建议，旨在为进一步的理论和政策分析创造基础条件，为环渤海地区制定切实可行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依据。     

中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科研差异及态势

为有针对性地推动中国高校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以41所中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应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Malmquist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角度测度其2013—2017年间的科研效率。研究发现：静态上,这些高校整体科研水平较高,区域间科研效率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的差异,不同高校属性分类中综合类科研效率最高、理工类次之;动态上,研究期限内这些高校的科研全要素生产率受技术进步指标影响,总体呈现小幅上升趋势,东部与中部和西部的科研效率区域差距拉大、与东北部的缩小,农林类高校科研效率稳步提升。总之,中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内部科研差距继续存在,但整体上差异将不断缩小。     

跨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绩效测度与优化研究

现有研究较少从跨区域维度考察协同创新,且在进行协同创新绩效测度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参与各方的协同联系。本研究在明晰跨区域协同创新绩效内涵的基础上,构建跨区域协同创新复合系统,测算区域间协同投入和协同产出,进而采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对2013年-2016年间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的跨区域协同创新绩效及其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长三角内部各区域间协同创新绩效水平呈阶梯状多元化分布,其中江浙沪各自与皖的协同创新绩效水平高于江浙沪彼此间的协同创新绩效水平,并因地理邻近性表现出一定的差异;（2）京津冀内部各区域间协同创新绩效水平呈极端化分布,京津和京冀协同创新绩效达到很高的水平,而津冀协同创新绩效水平则较低;（3）长三角地区整体协同创新绩效水平高于京津冀地区,无论是技术效率还是和规模效率,京津冀地区相比长三角地区均有较大差距;（4）区域间协同度对于跨区域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地理邻近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跨区域协同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而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则对跨区域协同创新绩效影响较小。最后提出了提升绩效的优化建议。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从6个维度构建了城乡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和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06—2019年我国31省的城乡协调发展水平,采用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方法考察了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贡献,使用变异系数法和双向固定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σ收敛和空间β收敛性。研究发现：(1)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的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均稳步上升,三大区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梯度效应和极化趋势。(2)全国总体和区域间差异有所下降,区域内差异小幅上升,区域间差异始终为总体差异的最主要来源,但其与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差不断缩小。(3)全国层面呈微弱的收敛,三大区域则呈现不同程度的发散。(4)全国及中、西部区域均存在绝对β收敛,东部区域发散,收敛速度西部>全国>中部。引入差异化特征后,全国及三大区域均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收敛速度中部>西部>东部>全国,财政支农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

信息化可有效支撑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为信息化提供需求空间和要素供给。基于熵权法计算的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基于协同度模型得出中国区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度存在自东向西的梯度差异。城镇化率提高、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优化、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与两者协同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为加快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应进一步加强区域统筹,加大农业和农村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标准化水平,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由交易向生产和消费环节的延伸等。     

制造业转移、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空间演进

基于2001-2014年中国省域创新数据，对区域创新时空演进特征进行测度，并对制造业转移、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空间演进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以2007年为分界，东部地区创新产出份额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变动特征，相应的中西部地区的创新产出份额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U”型变动特征，而此期间我国制造业则呈现以2004年为分界先向东部地区转移，后再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转移的时空特征。由制造业区域转移所引起的地区制造业份额的相对变动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创新产出方面的巨大差距。地区制造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研发资本投入、地区发展水平、技术市场活跃度对区域创新的影响较为显著。政策启示：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转移；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知识吸收能力，以充分利用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中的知识溢出。     

智能化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并实证检验了智能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Malmquist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研究期内年均增长8.2%,且技术进步贡献了主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增长最快,其次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实证结果表明：智能化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智能化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增长的方式实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智能化对制造业技术效率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智能化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更大,但对东部地区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创新要素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空间视角下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

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社宾模型研究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创新人员集聚和创新资本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探讨金融发展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创新人员集聚和创新资本集聚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正向直接效应,但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抑制作用;金融发展能够正向调节创新人员集聚、创新资本集聚与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对创新要素集聚和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无明显调节作用;劳动力供给、城镇化水平和信息化程度均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干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抑制效应.     

中国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性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Malmqulist-Luenberger指数法

本文将能源和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纳入生产率分析框架中,基于序列DEA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almqul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1999年-2010年我国28个省、市、区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动态变化及其分解变量。实证结果表明:不考虑碳排放约束下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被高估,而考虑碳排放约束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调整,呈现出规模效率的提升。从区域差异来看,1999年-2010年间我国三大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其中西部区域其收敛速度要高于中部、及东部区域,各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趋同的趋势。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可知:我国2000年后经济发展与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呈现"U"型趋势;技术效应对中部,西部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中、西部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外开放度、产权所有制结构、政府支持力度对全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中、西部的贡献比例较大。     

制造业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及其区域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3年中国制造业数据,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和距离协同模型对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程度进行了总体、东中西分区域以及分省域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程度呈现持续提升态势,但产品和工艺创新的发展程度要小于其协同程度;东中西部的区域制造业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程度差异显著：东部地区领先,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各省域制造业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且不均衡。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促进中国制造业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制造业集聚对创新生产率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2003-2015年我国省级制造业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本文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创新生产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区域比较。理论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主要通过创新投入不断减少和创新产出有效增加,从而推动技术进步或技术效率的提高等作用机制来促进创新生产率提升。实证结果显示,（1）制造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其创新生产率提升,并且技术效率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是制造业集聚促进创新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途径;（2）分区域比较来看,制造业集聚对创新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作用在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东中西部区域制造业集聚均有利于显著促进其创新生产率提升和技术效率改善,但作用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虽为正,却不显著;（3）无论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还是分时间段进行回归估计,抑或对制造业集聚对创新生产率影响的作用途径进行检验,上述结果均成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推进我国制造业创新生产率提升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及其演变趋势

 采用Ellison和Glaeser设计的产业内集聚水平系数对1986-2006年中国制造业两位数20个分行业的集聚水平进行动态测算,并分别从制造业整体、分行业及其地域分布三个层面对计算结果统计,分析演变趋势。研究结论更进一步表明：中国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呈显著的U型变化趋势,且正处于中度向高度集聚水平迈进阶段;集聚的主导行业已由资源密集型行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变;在地域分布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集聚行业亦有明显差异,技术密集型行业有向东部地区而资源密集型行业则向中西部地区集聚的趋势。     

高技术产业专业集聚、人力资本错配与创新绩效——以医药制造业为例

以医药制造业为例,在运用变系数模型（LSDV）测度各地区医药制造业人力资本错配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以人力资本错配为门限的产业集聚驱动创新绩效的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研究专业集聚对创新绩效的门限特征及地区异质性。结果显示：医药制造业专业集聚与创新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专业集聚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受限于人力资本错配呈现显著的区间效应;研究将28个地区划分为人力资本高度错配地区、人力资本中度错配地区和人力资本低错配地区三种类型;研发人员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机构数量显著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外资依存度对创新绩效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     

FDI的空间集聚是否影响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空间面板分析

    本文采用GML指数测算了2003—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ETFP）,检验了FDI和ETFP的空间相关性,探讨了不同空间集聚类型的FDI对ETFP的空间影响。研究发现：（1）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均显示城市FDI和ETFP呈现出较强的空间聚集特征,且FDI和ETFP同种集聚类型的城市有重叠,表明城市ETFP在经济地理上的高低跟一个地区FDI的空间集聚密切相关。（2）回归结果中正向显著的空间滞后系数表明一个城市的ETFP及其分解成分受到邻近城市的影响,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特征,分解成分回归结果显示,FDI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城市ETFP的提高。（3）High-High和High-Low集聚类型城市的FDI对ETFP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高值集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于分散的FDI更为显著,促进了自身和周边城市ETFP的提升和集聚。Low-High和Low-Low集聚类型城市的FDI效果不显著。为此,中国需要打破行政区域的束缚,发挥High-High集聚型城市的“领头”作用,加强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考虑空间协调性,发挥空间关联的积极作用。     

中国“互联网+”水平时空分异及收敛机制

“互联网+”发展直接关乎新时代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效,科学理解“互联网+”综合水平的时空分异及演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互联网+”综合水平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互联网+”综合水平的空间差异及来源进行测度,并对其演进趋势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全国及三大地区“互联网+”综合水平均呈现逐年的稳步上升态势,且具有典型的“东高西低、两极分化”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互联网+”综合水平的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距,地区内差距的作用次之,而不同地区间交叉重叠的影响极小;解决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地区“互联网+”综合水平的地区间差距是当前我国“互联网+”发展的重中之重;全国及三大地区“互联网+”综合水平并没有呈现显著的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也仅出现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这预示着缩小“互联网+”的空间差距单纯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是不可行的,尤为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研究框架和结果为更加精确和理性地解决“互联网+”差距问题、统筹实施“互联网+”战略和网络强国战略提供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