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绿色创新视角下“环保督政”的价值创造效应——基于环保约谈的准实验研究

环保约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拉开了中国“环保督政”的序幕,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政策的颁布作为研究契机,结合准实验研究与倍差法,重点探讨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创新这一“能动式”环境战略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环保约谈为地方政府引致的生态治理压力,能够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进而产生价值创造作用;从制度供给的路径效应来看,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普惠型制度显著促进了辖区内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然而选择型制度的路径效应不显著,但两类制度形成的政策组合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制度形式;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来看,政府被约谈后,辖区内的民营企业能够通过绿色创新战略积极响应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并且对普惠型制度供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相比之下,具有“政策响应刚性”的国有企业未能利用绿色创新战略响应政府的号召,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对被动性的末端治理战略的偏好性有关。本文不仅能够在绿色创新视角下完善中国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还有利于厘清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机理,能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地方政府的雾霾治理政策作用机制——政策工具、空间关联和门槛效应

雾霾治理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治霾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差异、空间关联和门槛效应的3个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降低雾霾污染的3个理论假说,并基于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市、区）和2007—2016年217个城市数据,利用动态空间面板和动态面板门槛计量方法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政策工具方面,多数类型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对雾霾污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具体来看,地方政府的环保立法和环保投资降低雾霾污染的效果更显著,而地方政府环保执法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甚显著。②空间关联方面,周边地区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对本地雾霾污染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邻近地区环保立法通过环保政策的协调成本上升加剧了本地雾霾污染;邻近地区的环保执法虽能降低本地雾霾污染,但效果却不显著;而邻近地区的环保投资通过雾霾治理的空间外溢能显著降低本地雾霾污染。③门槛效应方面,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比较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地区科技水平或城镇化水平较高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地降低雾霾污染,反之则加剧雾霾污染。本文将政府环境治理细分为环保立法、执法与投资3种政策工具,细化了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为政府更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路径与效应

公众作为环境资源的利益相关者,与政府和企业一道,成为推动环境治理的三股力量。本文基于公众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完善社会舆论监督方面的优势,论述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参与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2011—2015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并将公众参与划分为侧重于后端治理的投诉上访和侧重于前端治理的建言献策两类,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①在“政府-企业-公众”三元环境治理体系中,公众参与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环境执法迫使企业污染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地参与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其本身对污染企业的震慑作用也会产生与政府环境执法类似的效果,进而直接地参与环境治理。②两种细分类型的公众参与,其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即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主要体现在以投诉上访为主要形式的后端治理层面,以建言献策为主要形式的前端治理效应不显著。③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效应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同时发现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显著地扩大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水平。据此,本文对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

随着环境规制联合治理体系的构建,政府规制工具的变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现状,厘清两者间的互动反馈机制,有助于政府选择合适的规制手段推动绿色经济螺旋式上升。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和经济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构造绿色经济绩效指标,运用面板VAR模型测度环境规制体系互动视角下的绿色经济发展与各主体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在此基础上,将绿色经济增长率分解为“追赶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分别探究东、中、西部地区3种效应与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影响。结果表明：①全国层面,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偏好下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呈互动正相关关系,形成“绿色经济发展—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螺旋上升机制,而与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负相关,同时虽然公众环保行为未有效助力绿色经济发展,但绿色经济仍对其存在拉动作用。②分地区考察发现,政府环保工具的选择存在显著的地区依赖特征。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致使东部地区致力于自主型环境规制的开发,但现阶段绿色经济发展仍依赖于市场型环境规制,中部地区政府环保更依赖于命令型环境规制,而西部地区现阶段并没有环保的意愿。③由于绿色技术的区别,地方政府的规制手段受到不同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各地区应综合考虑自身特征,因地制宜完善环境规制体系,设定阶段性技术创新目标。     

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北上广三地的调查数据

明确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提高水环境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2051份公众问卷,运用双栏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考察了公众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探究了公众参与意愿的内在发生机制。结果表明：①北上广三地74.3%的公众有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愿意,平均意愿支付水平为12.29元/年;②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意愿和程度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中公众月均可支配收入、前往城市水环境的频率与在城市水环境内停留时间、城市水环境景观和娱乐价值认知以及城市水环境整体生态状况感知对公众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③公众参与意愿的内在发生机制是深层根源因素（公众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居住地距最近的城市水环境距离）,通过影响中层间接因素（城市水环境整体生态状况感知以及城市水环境生态价值认知）,进而影响直接驱动因素公众环境责任意识,最终影响公众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提出了加大水环境治理宣传力度,制定公众参与治理奖励政策以及完善公众与政府信息交流机制等建议。     

国内大循环下公众监督对污染产业区际转移的抑制效应

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社会公众越来越积极地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公众监督已成为弥补固有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有效手段;国内大循环下区际产业转移更加活跃与频繁,如何引导公众监督、如何有效抑制污染产业区际转移成为更加迫切的现实课题。本文从防范污染产业区际转移的视角出发,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测度中国省级层面污染产业转移规模,构建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模型检验公众监督是否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抑制污染产业区际转移,并与命令控制、市场激励型等传统环境政策工具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论显示：①人大政协环境提案与公众环境问题投诉两种形式的公众监督,均可直接有效抑制污染产业区际转移。②公众监督提升了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在提升综合环境规制效能方面,公众环境问题投诉的作用效果是人大政协环境提案的4倍,两种类型公众监督之间还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③两种类型公众监督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均能显著抑制污染产业转移,公众环境问题投诉在欠发达地区效果更显著,并且其抑制效应是人大政协环境提案的2倍。鉴于此,应积极发挥社会公众环境监督作用,畅通公众监督的常态化与制度化渠道,强化地方政府产业承接转移与环境治理的问责机制,规避地方政府间“逐底竞争”,同时构建环境多元治理体系,合理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与转型升级。     

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绿色治理——基于城市百度指数的研究

在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中,公众作为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发挥着利益诉讼表达、舆论信息传播以及政策执行监督等重要作用。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百度搜索指数测度地级市公众环境关注度,应用机器学习方法和文本分析方法全面刻画企业绿色治理水平,实证考察了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众环境关注显著提升了辖区内企业绿色治理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公众环境关注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能够通过提高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加大环境治理财政投入,发挥环境治理作用,促进企业绿色治理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的直接影响在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层面存在着异质性,在融资约束弱、政治关联强、企业规模大以及地区法制环境好、空气质量差的分样本中,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治理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为互联网背景下公众环境关注的积极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我国企业更好实现绿色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异质型责任主体的环境协同治理效果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方联动”中国特色环境治理体系是增强环境主体履行责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异质型环境责任主体的内外部协同视角出发,基于2011—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宏观数据及A股1423家工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探析“多方联动”的环境责任主体“提质”“减排”“增效”的协同治理效果;在环保督查力度持续攀升、环境污染治理行政规制适时调整的背景下,考察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环境责任主体协同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政府规制责任与公众监督责任的内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提质”效果,倒逼企业积极履行环境治理责任,提升环境责任意识,提高发展质量。②政府规制责任、企业环境责任、公众监督责任“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减排”与“增效”作用,不仅降低地区污染排放水平,提高环境治理效率,而且显著提升地区绿色贡献水平,有效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③环境政策不确定性释放了因时、因地、因事精准施策、适时调整、高效匹配的信号,有效提升了“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效果。本文对于加快完善多方协同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推动经济与环境激励相容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跨域环境治理——以小清河流域为例

跨域水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得依靠单个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无法妥善解决。小清河流域治理在地方政府价值理念、资源和权力分配结构、政策制定和执行三方面表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这是由于压力型行政体制的影响、分割型管理体制的限制、制度性保障机制的缺乏、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不健全等所导致。应通过培育协同认知理念、建立多元协同主体、深化协同运行机制三方面构建整体性跨域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检验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本文使用2007—2018年全国流域重点断面水质监测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及其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显著改善了黄河流域水环境治理效果,且黄河流域生态补偿呈现出显著的长期治污效应,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发挥了显著的制度激励效应,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降低工业废水排放,改善了黄河流域水污染状况。③从空间角度而言,与黄河流域中上游城市相比,生态补偿政策对下游城市水环境治理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据此,从健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重视中上游地区生态转移支付、建立多元主体联防联治水污染治理体系等角度提出改善黄河流域水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建议。     

国家治理中的角色调适:以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

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广泛的社会动员、精准的贫困识别,以及“第一书记”扶贫分别具有运动式治理、技术性治理与嵌入式治理的特点。运动式治理能够在一定的时间限度内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国家引导注意力分配,为政策执行“造势”;技术性治理通过目标管理和数字生产向基层让渡发展空间,政策执行借助精准识别中的数字化信息“乘势”而动;嵌入式治理以关系嵌入和价值嵌入整合正式制度与社会规约,政策执行“顺势”而为。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场域,在治理实践的“组合”形态背后是国家角色的积极调整与主动回应,转型期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为国家角色的动态调适提供了弹性空间。国家角色调适的逻辑动因是宏观层面上国家与社会频繁地互动,中观层面上贫困治理的现实需求以及微观层面上政策的渐进执行。     

青海立法保护三江源 规范政府实施生态保护行为

<正>2015年9月底,青海首部针对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的地方政府法规《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已完成起草工作,该办法将有望今年年底正式颁布。专家称立法保护三江源将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有效改进目前我国环境治理模式以政府直控型为主,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渠道等弊端。     

政策工具视域下我国省级数字经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基于LDA的主题社会网络分析

[研究目的]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各地方政府纷纷颁布数字经济发展的地方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开展省级层面数字经济政策的研究,力图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采用效词分析法,运用LDA主题模型,对截至2022年12月现行有效的24个省份综合性政策文本进行无监督的机器学习分析,以厘清各政策文本隐含关系。同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计算主题特征词的关联程度,从可视化层面佐证LDA模型结果。[研究结论]现有数字经济政策辐射社会各领域,既包括常规性发展重点,也关注新兴社会问题和现行制度漏洞,但存在对供给型政策工具依赖过多,导致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失衡和“强制性”治理理念主导。为此,优化配置政策工具、避免政府为中心的公共政策范式、促进政策目标、执行与体系的良性耦合和转变政策监管态度成为我国省级层面数字经济政策的未来发展路径。     

政府环保支出、绿色技术创新与雾霾污染

雾霾治理作为污染治理攻坚战的“重中之重”,通过加大政府环保支出、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有效进行雾霾污染治理,是当前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对政府环保支出、绿色技术创新和雾霾污染作用机制进行系统梳理,提出相应研究假说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6年中国216个或104个城市的研究数据,采用面板空间联立方程、动态面板门槛等估计方法,本文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地方政府环保支出、绿色技术创新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本地和邻地政府环保支出均能直接减轻本地雾霾污染,本地政府环保支出还能通过刺激绿色技术创新而间接减轻本地雾霾污染,但邻地政府环保支出的间接治霾效果不显著。此外,政府环保支出对雾霾的治理效果存在门槛效应：当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时,政府环保支出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十分显著;反之则反是。时段比较发现,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政府环保支出的治霾效果显著提升;地区比较发现,除了当地政府环保支出治霾效果面临技术约束外,重点区域政府环保支出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基于特征分析的中国河长制政策量化评价

建立政策比较框架对32份河长制政策文本进行内容特征分析及量化评价。研究表明：(1)近年来,河长制政策呈现出统领文件效力强、政策扩散效应强和立法薄弱的发文特征。(2)东中西三地在“政策目标-工具-执行者”三维框架上呈现出一致性及异质性。总体存在缺乏对政策目标长期规划、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高,混合型及自愿型工具使用频次低,环保公益组织、志愿者、第三方机构参与程度低等问题。(3)江苏省河长制政策为完美级,全国、河南和甘肃为优秀级。各地政策内容完备,质量良好,但河南和甘肃的政策在发布层级、执行客体、激励保障和工具使用等方面存在明显凹陷。最后,从重视目标设定、谨慎选择工具、加强公众参与、优化响应有效性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我国政府与公众双重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当前在“双碳”目标实现路径方面,仍缺乏系统探究政府与公众联合减碳效应以及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因此,从政府与公众联合碳减排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观察政府、公众以及政府与公众协同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基于联合减排空间视角检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众参与对碳排放的联合管控与治理效应,以促进我国构建减排区域协调机制和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减排联合治理格局。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减碳的政府治理手段存在显著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公众单独治理行为作用有限,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可降低本地区碳排放强度,但主要在东部地区作用效应显著;中央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与公众的联合减排效应。由此,提出强化政府主导作用、疏通公众参与渠道、加强中央政府监管力度和完善多元低碳治理政策等促进碳减排的治理措施。     

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抑制性关系问题探讨

本文立足于对北京民间环保组织的田野考察,从人类学整体观的视角出发,建立起非政府组织、政府、企业、公众的立体空间构象,并通过分析抑制该组织发展的主客观因素,论证民间环保组织要想获得自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必须在注重政府“让渡”的基础上,更加珍视公众自我的“信任”空间并正确处理好立体空间中的角色关系才能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而从二元的解释维度中跳脱出来,实现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展从“机械的环境治理”到“文化治理”的理念转换。     

农村环保治理工作刻不容缓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普遍严峻,受“重发展,轻环保;重生产,轻生态”的思想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受工农业生产及生活等的复合污染,农村环境治理已经迫在眉睫．针对农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潜在的矛盾冲突,提出了环境规制的一般框架,并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农业发展的环境规制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距离效应——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明确农村居民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距离效应,是提升生态治理效益评估精度及充分理解公众诉求的重要前提。本文基于石羊河流域390户农村居民实地调研数据,借助选择实验法获取流域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运用MNL模型分析了距离对不同流域区段农村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以往研究得出的“距离衰减”规律不同,石羊河流域中游农村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随着距河流和水库距离的增加而增强,以及下游农村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随着距水库距离的增加而增强,呈现出“距离强化”规律。据此建议：①将距离效应纳入到生态治理效益核算的方法体系,以提高核算精度;②生态治理政策设计应更多地考虑公众诉求的差异性,以获取公众支持;③生态治理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可结合距离效应进一步细分宣传对象。研究旨在为内陆河流域生态治理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依据。     

增加供给,拉动需求还是完善环境?地方政府发展大数据产业的政策工具选择

[目的/意义]大数据战略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国的基石之一。随着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所蕴含的战略价值已经引起许多地方政府的重视,我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文件,如何精准掌握相关政策精神,是推动大数据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方法/过程]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依据罗斯威尔.罗伊(Rothwell.Roy)和沃尔特(Walter Zegveld)的政策工具理论以及政策制定机构两个维度进行编码、计量与分析,从地方政府视角对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使用三类政策工具比例不均衡且内部结构不甚合理,不同的政策制定主体在此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三个“优化”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