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

辽代北、南分制,契丹人与汉人“因俗而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是辽代统治的一大特色。本文试就辽代北、南分制的双轨行政制度略加阐述。 一、双轨制度是历史的产物 1.汉文化对契丹的冲击和影响 正当中原处于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之际,契丹族在北方草原上日渐兴盛。公元916年(神州元年),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从此称雄北国,威震四方,形成“东至于海,西至金沙,暨于流沙,北至(?)河,南至白沟”的大辽帝国,同后来的中原北宋王朝相抗衡,历时二百余年。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对历史的借鉴与超越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有历史渊源。其中,中国历史上辽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新中国在西藏保留封建农奴制长达8年之久;世界历史上有美国南北战争之前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并存,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日本大化革新后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并存等,这些事实都为其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但同时,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与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又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是对历史上一国两制的超越。     

契丹族

古代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自有本族文字的屈指可数,契丹是其中的一个;除去“行国”不算,曾建立有固定首都的国家达二百余年的只有两个,契丹也是其中的一个。契丹名声远播,因此,尽管它早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国外和国内有些民族的语言却至今仍把中国或汉人叫做“契丹”。“契丹”这个族称,在北朝时始见于文献。那时,契丹族小势微,曾受宇文鲜卑统属,因而被视为宇文鲜卑的别部。早期的契丹生息在辽水上游迤北地区,逐水草放牧,以车帐为家。它有两个古老的     

谈辽朝的政治名人肖韩家奴

十世纪初至十二世纪我国北方的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朝代,曾与中原的五代十国、北宋并列被称为“南北朝”。在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画卷中,契丹族中出现了不少有作为的历史人物。就辽朝的官吏而言,除少数汉人及奚和渤海等人外,多数是契丹人。有人说,辽朝的     

辽代教坊研究

契丹-辽与西夏、金并称为"塞北三朝",三朝自公元10世纪开始称霸北方,相继统治中国长达四百余年.契丹-辽作为三朝中第一支建立在草原上且统治时间最长(二百余年)的一支少数民族政权,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组成与发展上,均形成了混合多元化的少数民族政权特点,表现在音乐文化方面亦具有独特色彩.契丹-辽自建国以来官分南、北两面,秉承"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的"一国两制"政策.通考《辽史》中的南面朝官系统与北面朝官系统均没有对教坊这一音乐机构的明确记载."教坊"作为古代宫廷音乐机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自唐武德年间设置以来,历经了唐中期对教坊的扩充壮大、五代时期对唐教坊的沿袭继承、北宋时期教坊隶属职权的变迁直至明清长达1100余年的传承演变.那么,契丹-辽时期是否设有教坊,其机制、职能、应用又是如何的呢?     

蒙元时期契丹人婚姻研究

辽、金时期契丹人的婚姻主要是耶律和萧氏两姓间的通婚,进人蒙元时代,契丹两姓传统婚姻模式开始受到大的冲击,契丹人的婚姻呈现多样化特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均成为契丹人联姻的对象,而与汉人间的婚姻,又是契丹人婚姻发展的主流.多元通婚的日益普遍使得契丹人渐失本民族的特征,成为日后契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的重要原因.     

论辽朝"因俗而治"与封建化进程

“困俗而治”不仅便于将原来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和部族稳定于统一政权之下,而且以此为纲,奠定了契丹政权实现封建化的主要方向。     

韩延徽与契丹政权初期北迁汉人的安置

在契丹政权建立之初,有大量中原汉人北迁。韩延徽对北迁汉人的安置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推动了契丹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辽朝殿前都点检探析

辽朝殿前都点检是穆宗时设置的,为殿前司的长官,是契丹族统治者接受汉制影响,为了加强皇权,借鉴汉制,对已不适应形势需要的宿卫旧制进行改革的结果。就其隶属机构和职能设置而言,与中原汉制的殿前都点检毫无二致。但在任选者出身的本族化、家世的显赫性,以及卸任后转迁官职的重要性等方面,又显示出契丹族所固有的游牧政权特色。因此它是契丹族统治者为适应封建化的需要,对原有行宫宿卫官职进行汉化改革的典型例子。     

试述辽朝圣宗之治

从十世纪初至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辽政权,经历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阶段。圣宗统治时(公元九八三——一○三一年),契丹社会确立了封建制度,辽朝达到全盛时期。辽圣宗之治不仅对本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祖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汉族和北方各族之间的融合。     

也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北宋王朝与中国境内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于公元一○○四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澶渊之役后订立的条约。过去史学界多认为“澶渊之盟”是北宋汉族统治者真宗对契丹族辽政权的屈辱求和。《民族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的金石同志《重评“澶渊之盟”》一文(以下简称金文),则认为“这种观点似乎过于简单,它不符合我国多民族自古以来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史实”。结论是     

“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忽必烈建立元朝 ,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 ,传统的“中国观”以此为契机出现重大变化。“中国”一词的地域意义突破九州而演变为十一行省 ,人民意义突破汉人而演变为汉、蒙、色目等众多民族 ,其文化意义突破农耕文化而演变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兼有。而其最重大的变化 ,乃是“中国”主权行使者 ,可以是汉族政权 ,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的联合政权。这样的“中国观”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全中国的统一局面的形成。     

女真与奴隶制——“从少数民族史看初始阶级社会的非奴隶制性质”专题研究之九

女真世居“白山黑水”间(《金史·世纪》),其源颇为古远,先奏之“肃慎”,两汉之“挹娄”,南北朝之“勿吉”,随唐之“靺鞨”,都是这个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号。 靺鞨分部本多,唐初,惟粟末靺鞨、黑水靺鞨见诸史册,其余诸部则湮没无闻。五代时,粟末靺鞨所建立之渤海国为契丹所灭,黑水靺鞨亦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金史·世纪》)也就是说,只是到了十世纪前期黑水靺鞨为契丹人所役属时,这个族才以“女真”之名(后避辽兴宗宗真讳,改称“女直”)见称于世。     

古代北方民族的同化、汉化及汉人的北方民族化

本文第一节论述古代北方民族中,先秦时期的及秦汉以后的各族,如“戎”、“狄”、匈奴、铁勒、突厥、回纥、蒙古等,均曾普遍存在同化与被同化现象。第二节论述古代北方民族间同化与被同化的几种类型:一是没有入主中原的;二是入主中原的;三是辽、金、元王朝的契丹、女真、蒙古。第三节论述汉人被北方少数民族同化的事例:一是因投奔北方民族地区而被同化;二是因被俘掠而被同化;三是因在北方民族地区居官,世代相传,“因习其俗”而被同化。     

辽代绿釉鸡冠壶

辽朝,是十世纪初由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在我国北方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辖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的地域,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契丹族是古代北方鲜卑族的后裔,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随着政权的建立,契丹人也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了以农业、畜牧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同时,各种手工业也不断地兴起和发展,促进了辽王朝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     

北宋时期中国各族在东京的经济文化交流

(一)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二世纪初,我国境内形成几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主要有北宋、契丹(辽)、西夏、大理等。另外,还有回鹘、吐蕃等族在西北、西南地方建立的一些小王国或地方割据政权;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保持着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组织形式,而分别隶属于宋、辽等大的封建王朝。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当时虽没有形成汉、唐那样统一的封建国家,但它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五族共和”的口号是民国元年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在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表明：“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以实现“民族之统一”。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曾经对孙中山首倡“五族共和”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论述立宪派巨头张謇在南北和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既同意片冈的论点，又提出新的看法：即“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1907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一直到辛亥年武昌起义后，经过南北谈判，逐渐变奏为新国家的民族统一理论，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都对满蒙回各族怀有否定性的形象，使得他们对“外中国（藩部）”的民族整合问题漠不关心，相反，居住北方和内陆中国的满蒙王公以及旗人集团为了保持他们的既有利益，积极响应“五族共和”的口号，要求“与汉人平等”，导致南北妥协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来，辛亥革命既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又是一段内外、大小“中国”交错的历史过程。     

契丹人与渤海人关系探微

公元926年,契丹人一举攻破渤海国都,渤海国灭,从此渤海人成为契丹统治之下的臣民。渤海与契丹两族长期接壤,二者之间的接触一直伴随着两族的成长与发展。提及渤海人与契丹人的关系,学界的观点集中在两族之间的"世仇说"上。有关的研究者便以此为线索,致力于探索两族所谓"世仇"的缘起,寻找导致两族之间结下近百年仇怨的事件及发生时间。通过对十世纪之前渤海与契丹两族之间互动与交流的考察,系统地梳理了两个民族间的恩怨。认为阿保机灭渤海其根本并非仅仅因为"世仇"之说,而是契丹国家发展壮大、经略辽东、稳定后方,向南发展重要战略部署中的一项,并由此一窥渤海与契丹人的早期历史。     

十六国匈奴政权特色再探

十六国时期,匈奴族在北方建立的四个政权,既不同于以往的匈奴政权性质,也不同于同一时期其它少数民族政权,它们具有自身特点.该期匈奴政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质;除汉人之外唯我独尊的民族心理;吸收汉民族表层东西多,重封建礼法制度、文化建设而轻经济建设,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其国祚短暂.     

唐代诗人论“和蕃”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封建大帝国,处理好中央政权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唐朝与吐谷浑、突厥、契丹、回纥、吐蕃等族实行了“和亲”政策.据柏杨的统计,几乎有21人成为和亲公主(其中有几位只议未婚).唐代诗人对“和蕃”作了精彩的描述,抒发了种种浓烈的情怀.唐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首领的和亲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其统治政策的一部分.唐中宗在《金城公主降吐蕃制》中说“为国大计”,“遂割深慈”,达到“更敦和好,则边方宁晏,兵役休息”的目的.杜审言诗曰:“圣朝尚边策,诏谕兵戈偃.”韦元旦诗云:“柔远安夷俗,和亲重汉年.”张籍颂道:“塞上如今无战尘,汉家公主出和亲.”唐朝统治者和亲的目的在于同少数民族和平相处,避免他们对中国地区的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