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凡之隔：船山诗学视域中的二曹诗歌

关于曹丕、曹植二人诗歌高下的问题,自钟嵘《诗品》以来,论者大都认为曹植诗歌胜于曹丕。船山先生却认为二人诗歌有着＂仙凡之隔＂,曹丕有着＂独至之清＂,所以他的诗歌属于＂仙＂品,他本人则被推许为＂诗圣＂;而曹植诗歌＂建立门庭＂,因而属于＂凡＂品,其本人也被贬为＂驵才＂。船山先生立论的内在逻辑在于：首先,他以《诗三百》作为后世诗歌趋赴的理想,追求一种天然本真的诗歌境界;其次,他采取正反相形的方式评诗,其肯定性评述常有精微之论,但否定性评述有时则失于偏颇。二曹诗歌的个案体证了船山诗学的这种内在逻辑。     

试论大历诗人李嘉祐对吴均何逊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唐代诗人李嘉祐是大历诗人之一,唐人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并选录了其八首诗歌,王夫之也称其为＂中唐第一佳手＂。可见,李嘉祐的诗作是很受推崇的。然而,这位诗人并不为大多数人所重视,当前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也不是很多,因此,李嘉祐的诗歌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高仲武认为李嘉祐诗歌＂涉于齐梁,绮靡婉丽＂,但高仲武的评价,有以偏概全之嫌。其次,高仲武认为李嘉祐＂盖吴均、何逊之敌也＂,因为吴、何二人是齐梁山水诗的杰出代表,对此,将李嘉祐诗歌与吴、何二人诗歌进行对比研究,来探究齐梁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对大历诗人的影响,以及李嘉祐诗歌之新变。     

论穆木天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

穆木天对象征派艺术技巧和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诗歌形式美和音乐美的追求上。他认为,＂诗是流动的律的先验的东西,决不容别个东西打搅＂。为强调诗的＂持续性＂,保证诗成为＂一切动的持续的波的交响乐＂,他主张诗歌应少用句读甚至废除句读。为了能从外形上显示诗情之律的持续性,他常用长句长行,甚至把几句话合并一行,中间不加任何句读。     

论《随园诗话》与清代主潮诗学

袁枚论诗标举＂性灵＂,注重抒写个性情感,强调独创,反对传统教条,他的诗话著作《随园诗话》以＂性灵＂为论诗内核,对诗分唐宋、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清代主潮诗学均进行了批评,主张诗歌抒写＂性灵＂,诗歌形式应不拘一格,＂兼综条贯＂,为＂诗写性情＂服务。袁枚的这些诗学思想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走出唐宋诗窠臼、走出复古摹拟做出了努力,也为中国古典诗歌向近代转型指明了方向。     

“诗的孟浩然”与“孟浩然的诗”——简论盛唐人对孟浩然的认知及其意义

闻一多先生在讨论孟浩然诗歌之时提出＂诗的孟浩然＂与＂孟浩然的诗＂,强调了孟浩然其人其诗的统一性。关于孟浩然,盛唐人多拈出＂清＂一语对其进行评价。＂清＂大致包含了人格的独立高洁与诗歌的清新自然两方面内涵,这与闻一多的评价呈现出一致之处。孟浩然其人其诗,突出地体现了盛唐人的精神风貌与艺术追求,盛唐气象的内涵也由此得到体现。     

“岭南儒宗”崔与之蜀中诗论

崔与之曾＂七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是南宋后期有名的贤臣。而他同时也作为一位文学家名世,有＂岭南儒宗＂之称,并开创了＂菊坡学派＂。嘉定十三年（1220）他奉旨入蜀,在蜀五年,政绩颇多。而他在这期间也间有诗作,惜现存不多。从仅存的蜀中诗来看,崔与之在蜀中交际颇广,时常与丁黼、李曾伯、洪咨夔等人唱和,而这也成为他蜀中诗歌的一大特点。     

走出诗歌教学的怪圈——2014年高考安徽卷诗歌鉴赏题引发的思考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国人的心灵宗教。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媒体时代,读诗依然是陶冶性灵的最佳途径。这也就是为什么朱光潜将＂诗＂作为其美学的中心,且一生都在强调＂读诗与趣味的培养＂,并认为＂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基于此,理想中的诗歌教学应该是引领学生走进诗歌,欣赏作品蕴含的简朴而隽永的情趣,以及将这种情趣用一种恰如其分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本领。     

陈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论

所谓＂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即＂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是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著名诗论家陈衍的重要诗学观点,也被认为是同光体在诗学理论方面的标志性创见。但是,过去学者对此解读多有分歧。通过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内涵进行深入细微的分析,可以明晰陈衍提出此诗学观点的真实意图。同时,同光体作为近代重要的诗歌流派,在学宋的大纛之下,其重要诗人诗学的具体路径,也各有差异,反映在＂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上,其不相合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论宋代晁氏家族诗歌“尚奇求奇”的创作倾向

宋代晁氏家族＂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对文化的重视使其逐渐形成了＂博＂与＂异＂的整体特质。在诗歌特色方面则表现出＂尚奇求奇＂的创作倾向,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好用奇字僻词,好作奇诗,诗中有奇气,多奇思妙想。     

植根于道：张栻“学者之诗”的内涵

张栻提出＂学者之诗＂的概念,并站在鉴赏的角度,描述了＂学者之诗＂的美学效果：＂读着似质＂;＂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通过探索这些提法潜藏的诗学观念,可以发现,＂学者之诗＂根源于理学家所标举＂道＂,以将＂道＂传达给读者为旨归,极力淡化诗歌本身的审美特性。     

重读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本文主要从个人际遇角度重新解读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认为这首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不说我想他,却说他想我,加一倍凄凉＂,而是有更为深广的含义。通过重新解读这首诗可以粗略地认识王维的一生,还可以激发读者更多的阅读兴趣。     

略论王维中晚年诗歌中的儒家文化情怀

王维中晚年诗歌计约220首,一直以来,学界多从佛家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其诗歌,认为其本质是＂内佛外儒＂。本文从文本出发,认为王维中晚期的诗歌体现出其对儒家文化的发自内心的信仰,不同于借助佛家思想避难以寻求心灵的慰藉;且无论是＂隐＂还是＂仕＂,王维的思想及其诗歌始终是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     

孔子与贺拉斯诗之功能观比较

孔子在对前人文艺理论整理的基础上对诗歌作出宝贵评论,强调诗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歌服务于社会和个体的基音;古罗马时代的贺拉斯,批判地吸收古希腊诗学文化,主张诗＂寓教于乐＂,肯定诗歌对社会和人生的教化作用。文章考查两者产生的背景,从诗的教育和审美功能两方面比较其异同。     

从文化转基因角度看诗歌翻译“三美”——以许渊冲翻译《游东田》为例

文章以文化转基因为切入点,通过对许渊冲所译诗歌《游东田》进行研究,认为诗歌翻译应当从文化转基因角度采取适当策略,保证＂意美＂、＂音美＂和＂形美＂,在传递诗歌意境的基础上尽量保留源语诗歌的文化特色以飨译语读者。     

诗是存在之舌——于坚的城市诗创作

从诗意的都市日常生活书写到对都市人＂存在＂的沉思,于坚敏锐地捕捉并用独特的话语方式呈现着改革开放历史变迁中城市的物质膨胀与城市人的精神阵痛。于坚的城市诗是中国当代城市历史变迁的诗性记录。从20世纪80年代诗意的都市日常生活的书写到90年代对世俗化的都市人＂存在＂的沉思,于坚在诗人和诗歌生存日益艰难的语境下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着诗歌的＂原始承诺＂,坚信＂诗是存在之舌＂,以独特的话语方式思索着当下城市平民的生存状况,挖掘着城市的精神内核,努力实现着从＂地理＂意义上的城市诗到＂心理＂意义上的城市诗的转变。     

李贺“神鬼诗”的修辞功能阐释

为了从一个更广阔、更新颖的角度解读李贺及其＂神鬼诗＂,从修辞功能的三个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采用分点论述、逐层深入的方法,对李贺＂神鬼诗＂从话语建构到文本建构最后到精神建构进行梳理阐释。这对于深入研究李贺诗歌修辞艺术及探寻其精神世界意义重大。     

论古典诗歌中哲理的形成与发展

诗的本质在于抒情,但也不乏理趣。即便是那些情味甚浓的诗作,也或多或少地蕴涵着哲理意蕴。究其原因就在于：＂诗言志＂,作为我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是诗中言理的直接源头;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在儒家思想统治之下,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使得诗中言理得以张扬。再则,哲学的浸润使诗歌丰厚了哲理意蕴。这三者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推动古典诗歌中哲理的形成与发展。     

近二十年姚贾诗派研究综述

中晚唐之际诗人姚合与贾岛友善,且诗风亦相近,故后世将二人并称为＂姚贾＂,并将二人之诗称为＂姚贾诗派＂。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对贾岛的关注,自九十年代对＂姚贾诗派＂的研究也逐渐升温。梳理近二十年学界有关姚贾诗派研究成果,分析总结这一时期对姚贾诗派研究的角度、方法和特点,进而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叶燮诗歌发生论——以《原诗》为中心

叶燮在《原诗》中论及了诗歌发生问题。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根本学说,可以概括为＂我四物三＂说。在这一根本学说之外,先有胸襟说、触物起兴说、诗无定法说这三个具体说法值得注意。＂我四物三＂说是叶燮诗歌发生论的＂纲＂,而先有胸襟说、触物起兴说和诗无定法说这三说则是＂目＂,它们是对＂我四物三＂说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这一＂纲＂三＂目＂比较圆满地实现了叶燮的理论目的。     

意美对等视角下的诗歌翻译——以许渊冲先生的译作《春夜喜雨》为例

许渊冲先生认为译诗应力求传达原诗的＂三美＂,而＂三美＂之中,＂意美＂最为重要;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也为诗歌翻译提供一定的启示。许先生的＂三美＂理论实际上契合了奈达提出并阐明的＂功能对等＂理论,换言之,诗歌翻译要实现＂三美＂,就是要力求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在意、音、形三方面的审美效应对等,而实现＂意＂的审美效应对等乃译诗之关键。由此,本文试将许先生的＂重意美＂观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相结合衍生出＂意美对等＂这一译诗视角,并以许先生对经典唐诗《春夜喜雨》的英译作品为例,阐释这一视角在古诗英译实践中所体现的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