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歆

若历史地看待刘歆一生的政治、学术活动,会得出历代封建史家截然相反的结论。作者认为,刘歆争立古文经是为了厘正西汉末今文经学空疏与妖安的积弊,建立致用的学术,他并非一概排斥今文经。刘歆依附王莽的目的,是试图通过王莽的地位和影响对社会现实进行改革,镇定、维护即将衰亡的西汉政权,这与他争立古文经是一脉相承的,是理论到实践的一大转变。     

桓谭的学术立场与政治个性

桓谭从古文经的学术立场出发,引申出对谶纬符命之学的思想批判,并以此选择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从他与王莽的合作到分裂,以至利用《新论》对王莽进行批判,他在东汉前期对光武帝"天下事以图谶决之"的公然反对,都可以看出他是从古文经立场和对谶纬符命之学的否定出发的,学术立场决定了他的政治个性。在和同时代其他经学大家刘歆、贾逵等人的比较中,桓谭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和持守,显得特别突出。在皇权专制时代,能不屈服于专制君主的淫威,始终如一地坚守学术立场,是桓谭最可宝贵的品格。     

谈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编目对后世的启发

刘向刘歆父子所进行的校书编目工作是我国古文献整理的巨大成就。他们的成功并非仅仅是由于他们的职业因素和个人因素,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汉王朝统一后,为了尽快恢复统治秩序,大力提倡文化典籍的收集整理。刘向、刘歆父子作为刘汉王朝的宗室和贵族,又十分乐意为维护刘汉王朝的统治效力。这两条原因才是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编目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对后世也有重要启发。     

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看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兼论刘歆的“孔子观”

汉代今文经师们守着家法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经典的微言大义进行阐释。然而随着古文经的逐步增多,尤其当刘歆在校对秘府藏书之时对古文经本《左传》的发现,并提倡将古文经立为官学。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更是拉开了汉代今古文经学斗争的序幕。刘歆既反对今文经学的烦琐学风,又反对今文经学家将孔子神化为"素王"、"神主",以及谶纬神学把孔子奉为"黑帝之子"的主张。他在校订、梳理六经的基础上,将孔子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古代文史资料的整理者和编纂者。     

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背景及动机

西汉哀帝之世,刘歆与太常博士争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由此掀起了一场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历来争讼纷纭,了解其性质的关键是对其兴起的背景和动机的深入理解。     

汉哀帝改制考论

汉成帝委政于外家王氏,导致其专擅朝政,皇权衰微;加之长期积聚、日益激化的社会危机,已严重威胁西汉政权的生存.汉哀帝即位后,推行了若干改制措施,其具体内容有:罢弃乐府、倡导三年丧礼、改正祖母、父、母名号、推行皇帝宗庙制度改革的礼乐改革;大致遵照若干儒家经典有关记载和现实需要,改革相关职官制度;限制贵族富豪疯狂兼并土地和大规模占有劳动者;支持刘歆争立古文经学于学官等.但由于缺乏系统、全面、合乎实际的改制方案,改制过程中哀帝又因人废法,息事宁人,宠幸奸佞小人,又因侵犯权贵利益而遭抵制,汉哀帝推行的旨在挽救西汉统治的改制最终以失败告终.     

古文经学

古文是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古文经是指躲过秦火焚书大劫的私藏或秘藏的典籍。一说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王刘德在民间搜集古籍，得到“古文先秦旧书”；另一说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从鲁壁得到《古文尚书》、《论语》等数十篇，“皆古字也”。刘歆（约前46年-23年）校理秘籍，发现古文经传，建议朝廷设置《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第一段]     

论庄存与的治经特征及传承

庄存与是常州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董氏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完善了何休公羊传注的＂三科九旨＂,创建了清代公羊学的体系。庄存与在治经解经过程中体现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又兼采古文今文经,建立清代公羊学研究体系。他的两位再传弟子刘逢禄和孔广森也很好地发展了这一特征。     

经今古文学之争的解释学解读

从表面看来，两汉经今古文学之争是对“经”的解释权之争，实际上这场争斗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学观念的交锋。在解释学视域下对经今古文学之争进行观照，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解释学思想发展和变化的整体脉络。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在解释学思想上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对“五经”是作“经学”的解读还是作“史学”的解读。这种对立体现了在经典解释实践中的“彻底的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化”，亦即所谓“认识论断裂”。“认识论断裂”是普遍存在的解释学现象，它是解释活动中不可分割的有机成分。经古文学派的出现就证明了这种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经常发生的断裂。随着经今文学派在汉初取得了统治地位，今文学家垄断了对“五经”的解释权。由于历代的解说陈陈相因，“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经今文学确实到了面临崩溃的地步。这时，经古文学派应运而生。它并不是对经今文学派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取代了“旧逻辑的位置”，体现了在经典解释上的“彻底的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化”。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断裂恰恰是经学历史——这是一个解释学历史——的重要成分，每一个“断裂”都构成了对“五经”所进行的解释活动中的重大事件。     

王莽的性格与其改制的失败

王莽改制的失败是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王莽的个人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统治者的心理性格对其统治政策的制定往往起着决定作用,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本文试从王莽复杂的心理性格入手,分析其在改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谷梁春秋》归属管窥

《谷粱春秋》一向被认为是今文学派的经典。自近人崔适先生的《春秋复始》问世,提出“《谷粱》亦古文”说之后,《谷粱》归属的问题便产生了歧义,继崔先生之后,钱玄同、张西堂等亦撰文考证《谷粱》为刘歆伪造,实当归属古文。关于刘歆是否伪造一事,本文且置勿论,而仅就《谷梁》的归属问题谈一谈个人的一管之见以乞诸专家批评赐教。     

东汉天文学和中医学的发展

西汉王朝第十五代刘婴5岁当皇帝,不久就被王莽赶下了台。王莽结束了西汉215年统治,建立“新朝”。王莽是位儒学大家,他想缔造一个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体制,于是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     

六书简论

“六书”这个名称，始见于《周礼·保氏》，而“六书”的细目，则始见于刘歆《七略》。由此可知，用“六书”分析汉字，是从汉代古文家开端的。     

《经今古文学》汉代今古文经学两派说考辨

作为论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权威之作,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所胪列的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种种对立,或与历史事实不符,或形成于后世,与汉代经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重新爬梳相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争论,其核心在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古文经与今文经孰优孰劣,另一个是是否应该立古文经于学官.<经今古文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与此著作成熟的学术环境与著者的学术立场密切相关.     

中国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吕母

吕母（？-公元18年），女，琅琊海曲（今日照）人，是一个财产俱丰的富户。她是西汉末年最早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女领袖。西汉末年，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榨农民，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被迫流离失所，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王莽掌权后，“托古改制”，朝令夕改，     

左传与两汉经学

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西汉，占据经学圣坛的是今文经学。作为古文经学的《左传》，汉初并未受到重视。从西汉末到东汉，汉代经学围绕着《左传》进行了四次大论争。包括刘歆与太常博士、韩歆与范升、贾逵与李育以及郑玄与何休的论争。两汉经学经过几次激烈的斗争，古文经学终于取代了今文经学。《左传》以其本身内容与价值上的优势，奠定了自己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略论《尚书》的整理与研究

《尚书》这部最为古老的典籍，其文本的流传、文字的训释均存在极难解决的问题。研究解决问题，必须审慎从事。本文认为对于《尚书》特别是《古文尚书》，由于可以据为信史的资料十分缺乏，在整理和研究中必须信守“阙疑”的。从文献资料和《 店楚墓竹简》的研究中，本文作者认为《古文尚书》不伪于两汉之际的刘歆，也不伪东晋的梅赜。其文本在战国中期以前。 对于《尚书》文字的释义，应该充分吸取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但决不能     

论王莽

“假若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是评王莽的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意思是说如果王莽在未“篡位”前死了,他的奸作虚伪面目是不会暴露的。这虽对王莽是否定的,但还肯定其有“真”的一面,即他在辅政时是享有贤名的。班固《汉书.王莽传》、司马光《资治通鉴》则认为王莽是乱臣贼子,连他做的好事,也说是出于奸诈用心。尽管王莽的新王朝与秦王朝统治的时间一样长——都是十五年,班固写的《汉书》将《王莽传》附在     

浅探王莽改制原因

近年来，王莽问题研究正进一步深入，但对王莽改制的原因缺乏全面深刻地研究，至于王莽个人的素质与改革的关系则更少有人研究。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探讨。我们认为王莽改制有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其间接原因，是汉元帝统治以前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在弊端和各种社会矛盾造成的。西汉政权建立后，统治者调整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出现“都鄙凛庆答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祭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不可食”①的景象。在此基础上，公元前一世纪，主…     

王莽代汉的实力积聚过程及其手段的多样化

外戚势力影响着整个西汉历史,到了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加,外戚势力空前膨胀,威胁到汉室政权的存在。王莽势力在这种形势中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取代汉室统治,本文拟从王莽如何发展实力,又采取了哪些手段,来探讨王莽最终代汉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