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游学活动的特点和影响

东汉后期的游学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游学动机的变化、游学目的地的转移和师生关系的转变上。东汉后期的游学活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游学活动促进了学术扩散,增强了各地区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其次,形成了崇尚名节的社会风气;最后,东汉后期的游学活动助长了“清议”之风,并深刻地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文化。     

河南汉代的文化格局及成因

河南是汉代的文化中心。然而,河南汉代诸郡国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文化格局也在不断的变迁。西汉文化发达的河南、河内、梁国等,到东汉就转移到了南阳、汝南、颍川、陈留等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区域。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各郡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地位和文化传统等因素所决定的。     

汉代的秦岭文化

汉代秦岭的范围主要是指以国都长安为圆心的关中盆地以南的山系,相当于今天狭义秦岭的范围。汉朝定都长安,依托秦岭的地脉和文脉,建立起了以秦岭为圆点的西汉文化核心圈层,成为大汉雄风的战略高地;汉代以秦岭为核心的一山（秦巴山地）两盆（关中盆地、四川盆地）,形成了华夏最早最富庶的“天府之国”和“帝王之州”;这里是当时世界的文明高地,是中国文化第一次大整合的核心地带,是华夏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前进基地,是汉赋文学吟咏歌唱的对象,是中国道教诞生的摇篮。总之,汉代秦岭奠定了二千余年秦岭文化的基础,影响深远。     

汉代河西文化述论

随着汉朝封建统治在河西的确立和屯田事业的发展，河西文化也有了明显进步。汉代河西本土涌现出许多“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博通经学、长于文史的政治军事和学术人才及“有名于世”的书法家，就是当地文化迅速发展的集中体现。所有这些，都与政令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和内地人口的大量移入密不可分。汉代开启了河西文化发展的先河，汉代河西文化的发展，为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

外戚集团擅政专权主要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而以汉代为甚。尤其是东汉王朝，几乎成为外成天下。清代史学家赵翼云：“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则受其捐”①。当代史学家何兹全亦说：“唐和明清都有宦官专权，但却没有外戚擅政，只有西汉后期和东汉，外成才成为政治上的大势力。”②由于汉代外戚专权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深，故本文拟对这一时期外威集团的形成及擅政原因作一探究，以求正于大家。汉代外戚“成为政治上的大势力”的原因甚多，笔者认为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和汉代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早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就受到…     

汉代私学的社会功用

汉代私人讲学之风兴盛,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汉代私学比官学更好地完成了文化教育的传承任务,对汉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私学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水平,推动了儒家经学的发展,影响了学风和士风、净化了社会风气,并为挽救东汉后期的社会危机做出了贡献,同时汉代私学还促进了门阀士族的形成。     

从洛阳汉墓出土乐舞俑管窥汉代民间乐舞的风貌——以洛阳苗南新村汉墓为例

汉朝是我国音乐文化艺术史上一座无法比拟和超越的高峰,汉王朝以其开阔的胸襟,兼容并蓄的文化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兄弟民族和周边国家的音乐文化交流,从而对汉代世俗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洛阳作为西汉东都,东汉国都,大量汉代墓葬安落与此,伴出丰富繁多的乐舞俑资料,这些栩栩如生的乐舞俑,见证了两朝音乐舞蹈的繁荣之景。     

道家与道教

笔者在带领学生依据《历史学习》“跟我学”复习中国古代史时,在讲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遇到了“道家非道教”这句话,便设置了一道“道家与道教的区别”的问题进行了提问,结果未有一位同学能回答上来。而教材中的介绍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笔者就查阅资料,得知道家与道教的区别大致如下:一、道家与道教产生的时代不同道家学派是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我国奴隶制崩溃和封建社会确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学派。道家学派以谈“道”见称,“道”是其学派体系的最高范畴,后来人们就称这个学派为道家。道教的初创时期是在东汉明帝的时代。东汉末年,神…     

论汉代隐逸文化对先秦隐逸文化的改造与发展

在汉代之前,隐逸文化虽然借助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源而得以成形,但在文化内涵上并未能摆脱这两种主流文化观念的笼罩而自成体系,处于儒、道对立的分裂态势中。而汉代隐逸文化则从时代政治文化环境出发,分别借鉴儒家隐逸思想中的道德化原则与道家隐逸思想中的自由理念,对先秦儒、道隐逸文化资源进行改造与重组,并促成了隐逸与政治的和解与合作,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一套新型隐逸文化体系,对此后隐逸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论汉代道家的人生观在汉赋中的表现

道家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许多文人的人生观。这一点,在汉赋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可以说汉赋是汉代道家人生态度的折光,而且,随着社会环境的不同,汉代道家的人生观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具体地说,就是由批判现实的愤激进而转向了“明哲保身”式的淡泊。     

汉初儒、道融合与互黜新探

关于儒、道两家在汉初的融合与互黜,前人虽已多次论及,但传统的观点往往过分强调后者而忽略前者,甚至把两者之间的关系视为水火不相融,这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混淆了学术论争与政治斗争的界限。事实上,作为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儒、道两家在汉初更多地是处于一种相互融合渗透状态,这既是时代推动的结果,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需求。而两者之间虽然也有排斥和斗争,但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已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的范畴。     

试论汉代道家的养生思想

在继承和发展先秦道家养生理论的基础上,汉代道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重视现世今生、注重适度平衡、兼顾精气神和强调自我作用的养生思想,深入挖掘这些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略论中国古代儒法道佛的廉洁文化思想

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求清廉、清白做人的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儒、墨、道、法等各家学者就对廉洁的道德规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从西汉末年引入我国的佛家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等学派的思想,亦对廉洁思想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些学派的思想为我国古代廉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廉洁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     

文化冲突与权力博弈中的元代少数民族教育政策

文化冲突与权力博弈是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特征。元代对治国策略的寻求与正统问题及推行汉法的讨论密不可分,并对元代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元代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具有了自身的特殊性。     

秦末楚汉之际的文化与观念——两汉思想史的“极早期状态”

先秦思想文化的灿烂代表一种理想与源头,两汉社会政治生活的饱胀代表理想与源头的实际伸展过程,先秦思想文化的灿烂有待于秦汉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伸展方才达到圆满。在此中间,秦末楚汉之际的九年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春秋战国开放环境的短暂再现,它造就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政治新局面的产生．也造就了秦汉之际人文精神的一次较小规模的勃发。秦末楚汉之际的文化与观念是两汉思想史的一个“极早期状态”,在先秦与两汉之间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

西晋末年南渡的徐兖籍士族,如琅邪王氏、琅邪诸葛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陈留阮氏等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士族彼此之间相互联姻、相互提携,与皇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徐兖籍士族入主中枢,把持朝政,控制着朝廷禁卫军权以及地方上重要方镇的军权,左右着东晋前期政局,影响着东晋政权的发展和稳固,成为东晋前期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辽朝汉族文人心态透视

辽朝的汉族文人是辽境内高水平文化的负载者，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本朝文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对他们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辽朝汉族文人的政治态度在前期呈离心趋势，至中期则表现为向心趋势，辽亡前后则以灵活性、变通性为主要特征。民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汉族文人心态的最基本的因素。     

试论商代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

商代是华夏民族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商灭夏建立商朝以后，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完全继承了夏朝的成果，在民族特征上也是相同的。商朝有许多方国，与商族和商朝有着复杂的关系。商朝和方国之间在保持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经常发生战争。考古文化表明，各方国及商的周边各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商族在同化夏族的同时，大量吸收夏族文化因素。但是终殷一代，仍有一部分夏族保持一定的民族特性。     

汉代的社会谣言和谣言控制

我国古代广泛存在的以民歌、民谣、童谣、讹言和流言为代表的社会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公众舆论,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汉代统治者重视这类社会谣言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并对之作出积极的政治回应或政策调整。但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汉代统治者也会对社会谣言加以疏导、利用或限制、打击,以维护其统治权威和社会政治秩序。     

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陈、钟三家为中心

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前身，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姓名士都能成为士族。比较汉末颍川地区的荀、陈、钟三家的三代代表人物，分析他们朋友、师生、婚姻等不同层面的关系，并从家风、家学、政治权力等的演变来看，三家士族形成的道路及特点：早期服膺儒学，反对外戚宦官专政的政治态度相同；其后，师生、婚姻等关系沟通加强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合，文化的传承，学术的熏陶，权力的把握及政治制度的保障，共同促成了汉末名士向魏晋士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