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程器》中的作者"文德"批评新论

中国古代化和批评一贯强调“德”说。刘勰《程器》篇中提倡“德”是其作批评论中的重要构成内容。“德”与其“养气”说，“神思”说、“才、气、学、习”说，构成作创作的综合素质。“德”是作创作素质构成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因素。刘勰的“德”说不仅强调“”与“德”的关系并突出了“德”的作用，而且“德”说弘扬了作批评中的人意识、个性意识和主体意识。     

近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皇权的禁锢、军阀的专横、敌寇的入侵，一批批民营报人从逆境中成长起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精神，坚守着争取民主自由、变革社会的报业传统。任何报人办报，总以一定的办报思想为指导。近代“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浓。他们大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比较注意民众的呼声，提出报纸应当反映民众的活动，应当成为民众的喉舌。他们这些优良的政治素质，对于他们当时的政治作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后世的报人，也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     

"新文人画"论

“新文人画”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一个画家群体或一两个人的突发灵感而产生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积淀,经过近代社会上百年的积累而进发的一种意识潮流,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后后现代的“新”主义。     

文人与行－驳梁实秋之“文人有行”

梁实秋先生从普遍人性论的观点出发,鼓吹学应当诉诸普遍的、共同的人性,提倡“人有行”,其最给终目的在于提倡贵族学。通过生活实例,批判了梁先生的这一观点,提出人之有行或无行与学作品本身并无必然联系这一命题。     

古诗歌中"一"字的妙用

中国古代文人在作诗的时候常常将数字运用到诗中。最常见的入诗的数字是“一”。“一”虽说是个数字概念,其实,把“一”字恰当地运用到诗文中,会产生美的艺术效果。先看元朝无名氏的小令《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失题》:一年老一年,一日没一日,一秋又一秋,一辈催一辈,一聚一离别,一喜一伤悲。一榻一身卧,一生一梦里。寻一伙相识,他一会咱一会,都一般相知,吹一回,唱一回。通过22个“一”字不断重复,反映出人生虚幻的凄苦。其写法奇特,而以通俗的口头词语取胜。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曾为宫廷画家卫贤所作《春江钓叟图》题词二首:“浪花有意千…     

浅论"文人画"

文人画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是有独立文人存在的农耕时代,在当今商品社会里,作为"文人画"精髓的诗意文心正在逐步丧失,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正在走向没落。     

隋唐文人"佣书"考论

佣书是古代贫苦文人获取生计的一种手段,这一现象在隋唐时代尤为突出。此文将从文人佣书这一现象入手,窥探文人佣书的条件,阐释隋唐时期贫苦文人的遭遇。既而从文人佣书这一角度,探讨隋唐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谈到文人佣书的影响以及佣书者的消失,简略说明了文人佣书只是漫漫长史的一隅。     

略论"金谷之会"的重要意义

“金谷之会”曾是影响极大的盛事。但在历史尘埃中已尘封千余年之久。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个案。考察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可以发现,与邺下集团的西园之会相比,金谷之会可说是我国第一次真正的文人聚会与集体创作活动。与建安年间曹氏的文学观念相较,石崇的文学思想首次体现了文人意识与纯文学创作观念的觉醒,突破了传统的三不朽藩篱。再从“二十四友”的创作实绩看,它对西晋文学的繁荣功不可设,对后代文人创作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颜真卿湖州联句与中唐"吴中诗派"

以颜真卿及其周围皎然、陆羽等一批文士、诗人组成的“吴中诗派”（或日“湖州文人集团”），成为开启和发展闲恬、淡泊的中唐大历诗风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的诗歌创作以唱和联句为主。促成其形成的是湖州“山水清远”的地理环境和“簪冠之盛”的人文环境。湖州联句在唐诗由盛唐向中唐的发展演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人画"逸"之图式

中国画自宋代以后，文人画就一直占统治位置。文人画作为一种绘画风格，就必须有它品评的标准。“逸品”一方面是文人画家在人格上的逸，反映到艺术作品中．就是一种图式的逸，图式也就是相应地要求题材，造型，章法，构图，形神，笔墨等具有一定的特点。     

"政治审美化"的"纯粹"与"艰难"--关于"十七年"文学思潮内在机制和理念走向

“十七年”文学思潮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为鲜明的“统一化”和“一元化”状态。它一方面通过对1942年以后“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全面继承体现了政治与文学关系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于那些在“战争语境”中产生的审美理念。进行不断的修正与完善。“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首先体现在一系列的“文艺运动”的交替更移中——“文艺运动”的过程,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实际步骤,也是确立“文学新秩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运动”不仅是文学思潮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形式,而且从“文艺运动”之间的“间歇”中,还可以了解到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节奏和主导趋向。在文学创作实践领域里。文艺思潮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提倡“写什么”、“怎么写”和反对“写什么”、“怎么写”的两个方面及其两个方面的张力与冲突。     

文学的回归--关于"十七年"文学归属的思考

人们一直认为，1949年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了现代文学的终结，从而把本应归属现代文学的建国初“十七年”文学，硬生生地划归为当代文学。本文作者试图从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文学的延续性、现代文学的结构等方面说明建国初的“十七年”文学应回归现代文学，以保证其完整性。     

论“五四”前公共舆论空间中的“文学革命”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文学革命是如何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由《申报》对文学革命的若干报道观之,文学革命在1918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引起世人的部分关注。提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机缘巧合地被陈独秀带入到了受舆论瞩目的、处于改革前沿的北京大学之中;并且随着《新青年》同人的身份整体性地笼罩上北京大学的光环,在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举措陆续传出谣言之时,《新青年》的社会认知度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在人际间的口耳相传与印刷媒体的正反两方面的反应以及《新青年》同人的主动出击的综合作用下,1918年末之时,文学革命声势日隆,逐渐成为公共舆论中的重要话题。     

“百花文学”浅论

“百花文学”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了“新质”。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不仅上承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的良好范式,而且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先河,具有积极影响。文章通过文本分析,从新英雄传奇、问题小说、家庭文学和讽刺文学四个维度考量“百花文学”的文学价值。     

技术理性时代的“泛文学化”回归

技术化社会的文学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文学十分相似的“泛文学”现象，这种“回归”的背后隐藏着实质性差异。通过当下“泛文学”与古代“大文学”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体认当代汉语文学的文学性问题。     

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

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杂志以商业利润为目的,推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从而出现多种文学流派、文学样式共生的现象。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并指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在三十年代现代文坛的意义。     

对文艺学"文化研究转向"论的反思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正把对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推向深入.反思之一是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的危机并非因为审美活动已经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而主要在于对中国和世界当前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疏离,并对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文艺、网上文学等新鲜的文学形态和体制研究不够.反思之二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其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文艺学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但"文化研究转向"绝非解决文艺学学科危机的良策;文艺学在引入文化的维度时,千万不能丢掉了对于文学更基本的东西--审美的维度.     

《文选》成书后“选学”的确立与文学观念的逐步深入——兼比较四部形成过程中的分类思想

选取“文选学”成立过程当中的关键文学史实作为案例切入,通过系统地分析,如实勾划出六朝隋唐时代文学观念演进的各主要阶段,特别提出中古审美视角转变的三个环节,从而反向论证《文选》和“文选学”正是中古文学观念主要特质的代表。进而将之放在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坐标上同其它专学的发展作以对比,阐明其美学思想在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过程中所起的再度深化作用。并在探讨后一子命题的同时,联系传统文献的分类思想,对之进行类型学层面的学术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 建构刍议

正本清源,在弄清和确定“学术史”、“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之上,探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的合法依据、体系分类以及建构方法。要建构一门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首先应该很好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坚持正确的学术态度。     

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

论文的写作基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从“伤痕”到“先锋”这一脉络成为文学史“共识”的当下,“50－70年代文学”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时期”有怎样的调整？既有的“一体化”的冲动是否依然存在？基于此,论文尝试从“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被“历史”所“忽视”的概念或运动入手,分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藉此重生。通过对“社会主义新人”所命名的一系列“典范文本”的细读,笔者认为这一调整的艰难以及最终的失败,既是“文学成规”之转移的必然结果,也包含着自我的瓦解——借助左翼“革命＋恋爱”的模式的结果,反而是“恋爱”压倒“革命”,从“新人”转变为“畸人”。然而,这一历史性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扩大化”的运动,如何更为平和地检讨“社会主义”的“文学遗产”,打捞“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与精神操守,这一问题对当下的文学现状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