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经》诠释视野下的《陈风》学

朱熹对<诗·陈风>的理解,在<陈风>阐释史上有若干创新:注意到<陈风>中的歌舞元素并认为是在上者(陈国首位夫人大姬)之好倡使然;大胆废除了<陈风>之毛<序>,反对<序>主旨上的刺诗说;提出<陈风>诗篇思想内容上多"男女之诗"甚至"淫诗"观点.当然,朱熹这些创新之处是与他的整个<诗经>诠释学思想相一致的,是他<诗经>诠释视野下的<陈风>学.     

论建安宴饮诗的功能——兼与《诗经》宴饮诗比较

建安宴饮诗延续了<诗经>宴饮诗承载礼乐文化的功用,并呈现了一种"雅士"文化;另外,建安宴饮诗还继承了<诗经>宴饮诗沟通上下、促进向心力生成的功能,但这种向心力的情感基础与<诗经>有别.     

论崔述《读风偶识》的史学色彩

清代学者崔述是史学名家,其史学思维方式也贯穿到了他的读<诗>笔记--<读风偶识>中,他从史学角度研究<诗经>,使<读风偶识>染上了浓重的史学色彩.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崔述对"诗可以观"的理论认识与其观<诗>知政的说<诗>实践是高度一致的.他认为"诗可以观"就是指通过<诗经>可以考察政事得失、历史变化,强调现<诗>知政的作用;在说<诗>实践中,崔述透过<诗经·国风>文本看历史兴袁、政治得失、风俗好坏.二是以史证诗,据<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考证<国风>某篇是否属诸某人,是否反映某件历史事件.     

从《诗经》中的婚恋诗看春秋时期女性在婚恋中的地位

<诗经>中有大量的婚恋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女性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的地位.<诗经>时代,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女性尚未受到过多的限制和束缚,个性和感情较少受到压抑.她们拥有比较广阔的活动空间,能够自主地选择爱情的对象,主动、大胆、自由地追求爱情,在婚姻生活中也拥有较高的地位.     

欧阳修是开拓《诗经》文学研究的第一人

欧阳修的<诗本义>最先打破唐以来<诗经>研究僵局,大胆批驳<诗序>和毛、郑说诗谬误,提出依据文本、求诸人情、考之文理以探求诗人之意;肯定"情欲心"的合理性,对"淫诗" 的解读为后人提供了范例.<诗经>研究由经学转文学欧阳修开拓之功不可没.     

也说中国意象诗的源头

中国意象诗的源头是<诗经>而非<离骚>.<诗经>中许多诗篇意象丰富,"比""兴"手法的运用,决定了<诗经>中大量意象的产生.尽管从中国意象诗的漫长发展历程看,<诗经>意象还仅仅处于原始发育期,但其中一些诗即便和现代意象诗的代表"朦胧诗"相比,也毫不逊色.正因为<诗经>意象具备了高度象征性、主观性等古典诗歌意象的诸多特征,才使<诗经>具有生动形象的图画美、蕴涵深广的意趣美、回味无穷的含蓄美,散射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弄清这一点,对疏理中国意象诗的历史流变,深刘认识<诗经>的诗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古朴纯美的风情诗——《诗经》爱情诗的审美价值

<诗经>中的爱情诗是中国古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时期,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原始风貌真实写照的风情诗.     

《诗经》中的爱情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305篇,另有6篇有目无辞,因此通常又称为"诗三百".<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其中的诗篇全部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合乐歌词,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等地.<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国风>是十五国的地方乐曲.<诗经>的内容,以题材论,我们大略可以将它们分为婚姻爱情诗、战争徭役诗、农事诗、宴饮诗、宗庙祭祀诗等.     

《诗经·周南·汉广》读札

<诗经·周南·汉广>是<诗经·周南>十一篇中的第九篇,其成诗时代大概在周文王时代,写的是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个女子,想追求而又很难得到的故事,可以说此诗是华夏恋歌之祖.传<诗>的目的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尤其是汉儒,更是认为此诗是起教化作用的.如<郑笺>"纣时淫风偏于天下,维江汉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然而今天读此诗,我们分明感到了诗中作者那种内心感情的强烈以及求之不得时所产生的压抑和苦闷,还有对未来的美好祈盼.     

从《诗经》中的"弃妇诗"看先秦女性主体意识

"弃妇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作品中的一类,通过女性作家创作的"弃妇诗"可以窥见她们的思想情感.通过将<诗经>中的四首弃妇诗与后代的同类作品比较,可以发现先秦时代的妇女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与后代的女性相比仍然拥有较强的个人主体意识和个性.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五简新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意义重大.其中第二十五简评论了<诗经>中<王风·君子阳阳>、<王风·有兔(兔爰)>、<小雅·大田>、<小雅·少(小)明>等四篇作品.孔子评"<[君子]阳阳>少(小)人",认为诗中写小人般的轻狂之态,有助于准确认识该诗本义;评论<兔爰>诗旨为"<有兔(兔爰)>不逢时",是传世和出土文献中论及<兔爰>的最早言论,认为表达了作者生不逢时的思想感情,汉代以后尤其现当代多数诗经研究专家对<兔爰>主旨的认识,都与孔子的观点不谋而合,孔子对<诗经>作品研究的贡献不可低估;论"<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抓住了<大田>末章的思想要害,透露出孔子说<诗>的礼学色彩.孔子评论<诗经>作品往往以礼学标准评判优劣,影响了其对文学作品评价的公正性.     

《诗经》的乐歌性质

<诗经>在周代是入乐演唱的乐歌,从<风>、<雅>、<颂>的分类到<诗经>的存在形式都说明了这一点."诗"和"乐"相结合,成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儒家用诗传统的影响,以及周代雅乐的消亡,<诗经>的音乐特色逐渐消失,歌词内容的政治道德伦理意义日渐突出,<诗经>成为了一部政治道德的寓言.     

《诗经》与汉乐府中的女性

通过分析《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的女性诗的不同,认为《诗经》中的情诗恋歌质朴自然、率真热烈,歌颂了女性本身的美,而且笔法拙朴;汉乐府民歌中只有少数反抗礼教的诗歌,赞颂女性多囿于道德美,艺术上更为成熟。     

《诗经》婚恋诗创作的文化背景

由于<诗经>婚恋诗多用比、兴,诗义隐晦不明,古代学者又多刻意求深,比附经义,故历代学者对<诗经>婚恋诗的解释分歧最大最多.欲准确读解<诗经>婚恋诗,首先要论世知人,了解<诗经>婚恋诗创作的文化背景,以便了解诗人的创作动机,以便正确地解读作品.<诗经>婚恋诗的创作时间长、地域广,存在多种婚姻形态与婚俗,而婚礼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婚姻形态的影响是不同的;<诗经>婚恋诗中多用比、兴,存在许多性爱隐语.读解、评价<诗经>婚恋诗要考虑这些因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望文生义,以偏概全,也不能刻意求深,过度解释.     

《诗经·卫风·氓》中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观

在<诗经·国风>中,<氓>是一首反映我们祖先男女婚恋、家庭生活的优秀诗篇,诗中叙述了女主人公在经历恋爱、结婚、婚变、决绝的过程中,对待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正确人生态度,以及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抗争精神.可见,在<诗经)所产生的时代,由于远古遗风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女子婚恋比较自由,有别于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成熟时期严格礼教约束下的女子.她们有着更加接近现代女性的爱情婚姻观和对自由平等幸福爱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序》的批评及影响

欧阳修以敏锐的眼光和大胆的疑古精神,发现了<诗序>本身存在的自相抵牾等问题,否定了传统的子夏序<诗>的说法,发宋人疑<序>之端,打破了汉代以来<诗经>研究的日趋僵化局面,对后世的<诗经>研究影响深远.但由于自身和时代局限,欧阳修对<诗序>又颇多回护之辞,这一矛盾也是造成<诗本义>在后世名声不彰显的原因之一.     

《诗经》别诗诗旨探骊

<诗经>是中国题材诗的源头,其中亦不乏中国最早的送别诗,但由于历代经解的影响,<诗经>别诗经常被附会本事,强作他解.结合古今<诗经>笺解注译,考辨<击鼓>、<渭阳>等诗歌意旨,发现<击鼓>是一首征夫别妻之作,<渭阳>是赠物惜别之制,<崧高>、<烝民>、<韩奕>是祖饯仪式上的别诗,<有客>是最早的留别诗歌.还原这些诗歌送别诗的本来面貌,不难演绎出中国早期送别诗嬗变的特点.     

《诗经》中战争诗的两种基调——兼与《荷马史诗》比较

战争文学大多蕴含两种情感基调--激昂和忧伤,<诗经>中的战争诗也蕴含着这两种基调;但与几乎同时期的西方战争诗<荷马史诗>相比,<诗经>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这恰好折射出中国农耕文化背景下敬德重礼的文化特征.     

论《诗经》婚恋诗的女性心理

<诗经>婚恋诗中的女性心理是丰富细腻的,既有对丈夫和情人的自然怡情,相思之苦心理,也有畏惧人言的矛盾踌躇,情理冲突;既有担心青春易逝,渴望婚姻的心理,也有遭受遗弃后的痛苦哀怨心理.那个时代的妇女把全部热情和精力都倾注于爱情、婚姻和家庭,这表现了她们对爱情、婚姻、家庭的至爱和至真.     

李商隐《无题》诗的寓意与风格

李商隐是我国晚唐时期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成就远远超出同期那些创作天地狭小或格调偏于绮靡的一般诗人,自成大家.他的诗传承了<诗经>赋、比、兴的优良传统,具有较强的艺术力量和含蕴婉转、寄托深远的特点,为后人所推崇.尤其是李商隐的<无题>诗,看似为情诗,其实包含了诗人对自己人生遭遇的诸多反思,排遣了诗人在晚唐时期仕途上屡遭打击的心中块垒.加之用典精切巧妙,语言"清词丽句"(鲁迅语),实为晚唐诗坛上难得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