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B.M.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思想

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建立在对中国国情文化实际考察和作品译介研究基础之上,从而形成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特征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基于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比较文化思想,力求使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得到有机的统一。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短讯]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10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幕,170多位中外知名专家围绕“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的主题展开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致辞中认为,如果说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对东方智慧的吸纳是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层面,那么中国学界对世界汉学的反刍和回应则可能进一步推进“跨文化”的沟通。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的交流,恰恰需要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视野和胸襟。     

十八世纪俄国汉学之创立

十七世纪是俄国的前汉学时期。彼特林、巴伊科夫、斯帕法里、义杰斯等俄国早期来华使节回国后撰写的报告不能算做汉学著作 ,但应该肯定其为促进俄国认识中国以及孕育俄国汉学所发挥的作用。十八世纪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引进西方汉学、俄国“中国风”以及创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等因素共同促成了俄国汉学的诞生。早期汉学家罗索欣、列昂季耶夫、弗拉德金、阿加福诺夫翻译满汉典籍 ,尝试满汉语教学 ,谱写了俄国汉学史的第一章。     

跨文化传播中的“我是谁”——北外张西平教授访谈录

这个采访是由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引起的。这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著作。一个欧洲人把中国文学史有观点地谈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关注的是,西方汉学界是如何将原本从语言学出发而进行的汉学研究,现今已将其枝蔓延伸至“跨文化传播”的领域并铺展开来,这个生机勃勃的研究领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从《就职演讲》看理雅各的汉学思想

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汉语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标志着汉语言文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牛津大学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英国汉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演讲词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我们研究理雅各汉学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19世纪英国汉学和欧洲汉学的珍贵文献。本文以理雅各的就职演讲词为研究对象,解读演讲的主要内容,探讨理雅各的汉学思想。     

17世纪德国汉学研究——以基歇尔、米勒、门采尔、巴耶尔为中心

在欧洲东方学的历史上,17世纪的德国汉学居于领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和英国等国家都尚未有较为深入地汉学研究.本文通过17世纪德国汉学的三个代表性人物,物展现德国17世纪汉学研究的基本成就和特点.这三位汉学家在德国开启了欧洲本土的汉学研究.18世纪后欧洲汉学属于法国,但在17世纪,欧洲汉学的重镇是德国.     

多维视野中的传教士汉学研究

<正>近年来,随着汉学研究的迅速发展,欧洲早期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成为早期海外汉学确立期的一个重点,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对该期传教士的多维度研究正在积极展开之中。有籍于此,于2009年9月26日,由北京语言大学汉     

汉学家的焦虑和误解的权力

2006年底汉学家顾彬的“垃圾事件”带着反讽的意味,象征性地证明了误解的力量。早在此之前,顾彬多次撰文说明,汉学家有误解“中国”对象的权力,汉学的跨文化理解具有“误解的正面意义”,所以,并非“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汉学对“异”文化的研究,对西方而言目的是从他者的视角审视他们自己,对中国而言,汉学的(误)理解使中国人从另一个视角认识自我。顾彬的现代阐释学解释了何以汉学家有误解中国的理由及权力。     

索根求源——法国学者于连的中国研究

弗朗索瓦·于连（Frangois Jullien,1951-）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因借助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来反思欧洲哲学,而成为见地颇深的汉学家。于连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72—1977）,1978年获巴黎第七大学（七大）远东研究博士学位,曾游学于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大学（1975—1977）,担任过设于香港的法国汉学研究分会的负责人（1978-1981）。     

清代汉学流派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评析

汉学是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占据清代特别是清前中期学术的主导地位.在对清代汉学的研究中,有关不同流派的划分及其学术特色的探讨,始终是学者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汉学家本身已然注意到其学派内部学人之间风格特色的不同,一些总结性的学术著述也反映出地域、师承以及学风的差异.本文沿流溯源,从学术史的视角出发,对学术界有关汉学流派划分的诸家观点及其研究状况作历史的考察和脉络的疏理,并进行初步的评析,以期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欧美汉学视域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夏志清、顾彬比较论

欧美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叙事,打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政治/文学”的二元模式,为国内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新的启发和思路。其中夏志清和顾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最具代表性,并因两位学者不同的研究视角,延伸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夏志清服膺“新批评”方法,突出“文学性”这一要素,尽量消解政治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而顾彬则把政治当作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重要构成因素,强调文学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话语的加入使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更有“史”的意味。     

德国汉学史的分期问题及文献举隅

本文考察了德国汉学史的分期及其相关的文献。文章除了对欧洲汉学与德国汉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之外,还着重从欧洲汉学的历史出发分析概括出了德国汉学史的分期和特征。在对有关德国汉学史的新旧德文文献进行了爬梳之后,本文还举例说明了对德国汉学史认识的批判视角的重要性。     

高罗佩与中国古琴文化

高罗佩作为荷兰知名汉学家,涉猎中国古代文化多个领域,他曾经对中国古琴音乐艺术美学和文化内涵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为中国古琴文化的传播做出很大贡献。高罗佩对以古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雅文化的研究跨越国界、透彻深入,远远超出音乐学范畴,而成为文化研究领域典范。本文对高罗佩在研习中国古琴和撰写相关专著时的文化选择、论述方法、得失贡献等内容进行了探讨,以期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向外推广交流寻求一些借鉴。     

汉学之辨——汉学及其研究五题

本文讲了五个问题:一、"汉学研究需要有个家"。汉学浩荡了几百年,其研究直到今天才在我国才呈现出繁荣景象;但是,它像"流浪汉",需要有个家。二、汉学释义:"汉学"和"中国学"属"异名共体",内涵相同,都可用"Sinology"表述。汉学和汉学家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外国学者名称的最恰当的词语表达。三、汉学的传统与现代:由于时代的演变,无论是"汉学"还是"中国学",都包含传统汉学的内容和现代以降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四、汉学之辨:阐释汉学(Sinology)与国学同根而不同。五、阐述对于华裔汉学及华裔汉学家的界定。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的汉学与国学对话

正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中基本上是在中国自身的文化范围内展开的,但从晚明后中国的知识和思想已经传播到西方,同时,西人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开始使中国的古代思想和知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一个形态:中国学术和思想展开的空间大大扩大了,开始以一种世界性的学问在全球展开,走出了以前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从事中国学术和思想的研究者大大扩展了,汉学家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专业的汉学家。     

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

汉学是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派别.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及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先后相承,既渊源有自,又各具特色,代表了汉学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反映了一代学术变化乃至终结的过程.     

论李渔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特点

十九世纪初以来,英语世界对李渔小说的翻译与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几经沉浮,李渔小说如今在西方汉学领域已确立经典的地位.本文以全面而详实的资料系统回顾了这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对重要的译本、翻译家及其成果进行了客观的梳理与分析,总结归纳了李渔小说英译的特征,并指出了英语语境中李渔译介存在的问题.思考海外汉学界对李渔的翻译与接受,无疑有助于理解李渔及其对东西方读者的影响,继续推动李渔作品在海外的翻译与研究,促进中外学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合作与交流.     

托马斯·海贝勒：致力于促进中德了解

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德国著名政治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任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东亚研究所所长。海贝勒曾在德国法兰克福、哥廷根和海德堡学习人类学、汉学和政治学专业。1977年获得不莱梅大学博士学位后,他来到中国,在北京周报社德文编辑部工作。     

试论十九世纪后期欧洲汉学界的结构与特征

十九世纪欧洲学院派汉学的发展既借鉴了传教士汉学的传统资源,又顺应了欧洲主流学术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理性化思潮。十九世纪末,以沙畹为代表的以语史学方法研治汉学的近代范式逐渐形成。此时"汉学"和"中国研究"大体是同义词,大概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二者的区分开始逐渐明晰。对十九世纪欧洲汉学界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该研究场域的中心是在巴黎,这是由于巴黎学派不仅自身实力强大,同时还承担高水平汉学刊物《通报》的编辑,可以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汉学研究成果。中国的"侨居地汉学"构成了场域的边缘。然而中心和边缘之间互相倚赖,前者需要后者所提供的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后者则服从前者的话语主导权并寻求前者的学术认可。场域中不同身份的汉学家之间有着密切的人际交往,并且有力地带动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十九世纪欧洲汉学发展的重要形态。     

剑桥汉学管窥

欧洲开世界汉学研究之先河。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对欧洲造成很大震撼。十六至十八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后,对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能维持大一统,对儒学所代表的价值理念印象深刻而又敬佩不已。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学者,对汉学已有敬慕风从之势。时至今日,在欧洲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已有五百多人从事汉学研究,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比重。英国汉学崛起于十九世纪,当时多在实务范围发展,中国通的先驱是殖民官和传教士。随着在华势力的逐渐增强,英国汉学后来居上,于二十世纪初已在欧洲汉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剑桥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