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范式转变之维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范式既是一种科学研究的范式,又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所特有的人文性与实践性。本文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分析框架,梳理了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传统工具理性指导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范式的不足,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交往理性指导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范式的优势,阐释了当下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范式的积极探索,旨在呈现20世纪至今,国内外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范式发展的清晰脉络。     

新制度理论与教育研究

20世纪初,制度理论曾兴盛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随着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和行为理论的发展,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出发,以抽象概括的方式解剖社会现象、探求研究对象之间确定性影响关系的研究范式一度在社会科学中居于主导地位。这种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社会的变化,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对研究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整体性重视不够,忽视了     

20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与教育学研究范式变化发展轨迹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总结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三个变化发展阶段过程的基础上,对比研究了西方20世纪教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演绎过程,表达了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经历了排斥与模仿、并存与融合、创新与超越的变化发展轨迹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对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作了基本预测。     

对教育管理研究中实证范式认识及运用的思考

一、教育管理研究中实证研究范式的发展过程在教育管理研究中影响深远的实证研究范式发端于自然科学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由三个先验的预设作为研究基础,即自然一致性、实体性和因果性,它们暗含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确定性。在确定性基础上形成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阈限,并规定了严格的方法论原则。作为对确定性的研究,科学思维则成为基本的逻辑形式,人们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能得到宇宙和人类的真实知识,由此科学理性便成为认识和探索世界的极其重要的思想武器。20世纪初,孔德将实证主义引入到社会学研究领域,随之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一…     

20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与教育学研究范式变化发展轨迹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总结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三个变化发展阶段过程的基础上，对比研究了西方20世纪教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演绎过程，表达了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经历了排斥与模仿、并存与融合、创新与超越的变化发展轨迹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对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作了基本预测。     

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研究范式转变带来的挑战

社会科学是西方近代工业化过程带来社会关系复杂化的必然产物,作为社会科学一个分支的教育学当然也是如此。19世纪初,赫尔巴特为教育现象的解释找到了心理学的基础,对延用几千年的文学叙事和哲学思辨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使教育学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20世纪初,杜威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教育实验和哲学探索,提出"教育即成长"、"学校即社会"的全新教育理论体系,使教育学超越了心理学框架,回归到产生它的社会实践、甚至大自然中去。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及其自然主义教育理论从知识论到教学论都与西方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科学思想传统和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逻辑一致,由此推动了教育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学生、教材和     

理论的位置——以《史学概论》课程建设为中心

20世纪中国＂史学概论＂著述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初、20世纪20-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三次高潮,而每次高潮的形成都和中国史学所面临的理论和范式的转型需求密切相关。它集中反映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对理论的追求,也有力地证明了理论在史学发展中的指导性地位。为更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史学概论＂课程在内容设计上应当突出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三方面的内容。     

以结构方程模型为例——解析定量和定性研究的融合

混合研究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定性和定量方法的论战中产生,被看作是继定性和定量方法之后的"第三次方法论运动"。混合研究方法的中心假设是,在理解和解决研究问题时把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混合使用。这种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以研究问题为核心的多元化交叉研究方法,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新的研究取向和发展趋势,本文抛开哲学层面的范式之争和多年来定性、定量在操作上如何结合的学术争议,仅从定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角度,探讨在以扎根理论为指导的理论生成过程中,定量分析思想和技术在定性研究中的作用。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史学理论与研究范式研究”成果公报

一、内容与方法 20世纪是西方教育史研究形成、发展、和演变的重要时期。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是20世纪西方国家教育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变迁,主要从国别、人物、专题、比较四种视角来全方位地分析和揭示西方教育史学理论与范式变迁的轨迹。     

大学组织研究的理论范式及其实践价值

实证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三种重要的理论范式,影响着当代大学的组织研究与管理实践。三种范式在哲学基础与理论假设上的差异不仅为人们理解大学组织提供了不同的认知模式,也为大学领导与管理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理论分析与对实践运用的探讨表明,今后的大学组织分析需要加强不同范式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     

科学精神与梁启超的本土化诠释

梁启超视科学精神为社会进步、新民强国的内在动力。1904年至1922年间，梁启超多次论述科学精神，积极实践在中国培育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方法、为科学营造社会文化氛围的理念与行动，构成其关于科学精神的思想体系。     

浅析中国近代不能诞生科学技术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但在近代落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需要论以及儒家思想与科举制度的紧密结合出发,把中国近代不能诞生科学技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国不具备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动力与原创力这两个方面。     

中世纪理性论纲

欧洲中世纪并不只是“信仰的时代”,同时也是“理性的时代”。中世纪精神的理性方面集中体现在基督教神学在其神学论辩中对理性方法、自然事物和感觉经验的依赖与利用 ,以及由此确立起来的可认识的自然秩序观。中世纪基督教及其神学没有扼杀哲学反而促进了哲学发展 ,最终促成近代自然哲学和作为近代科学根基的科学理念 ,由此为中世纪开辟了通向近代的道路。神本论而非人本论在根本上更契合科学精神 ,科学与基督教有极大程度的相容性。     

从法国摆脱小农式发展的实践谈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对策

法国主要从采取激励性的、调控性的农地规模化流转措施、实行装备现代化的农地投入模式、建立公司化运作的生产组织、实施科教兴农的战略策略等方面摆脱小农式经营,发展现代化农业生产.其中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应该借鉴法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从近代西方思维方式谈近代科学产生的原因

思维方式是科学理论创新的内在根据,规定了科学理论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科学家集团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孕育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是西方近代思维方式,是那种以人的理性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是那种分析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和综合方法等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致使西方近代科学遥遥领先。我们只有借鉴西方近代思维方式,进行一场思维方式革命,来提高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才能创造中国科学发展的辉煌。     

近代华北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综述

有关近代华北农村发展问题的争论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近年来随着海外学者的相关著作的发表，这一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向来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现就近几年来这一问题的讨论进行探索，以推动此间学术交流与探索。     

气体的发现在近代化学革命中的作用

考察从古希腊元素论到近代化学革命，近两千年来化学从萌芽到形成独立学科，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气体的发现在化学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类每一次对气体新的认识都会引发化学思想、化学理论和化学方法的新突破。     

破解“李约瑟难题”——从科学体制化角度进行剖析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一个国家科学良性发展的前提。与西方相比,近代中国在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专业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交流社团的产生、科学会议的召开、科学刊物的创办、科学奖励机制的形成、科学教育的专门化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科学体制落后是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之一。     

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研究综述

８０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多视角地审视了近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观念的接纳、吸收、理解的步步深入过程;二是对唯科学主义倾向和科学救国论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三是对戊戌科学思潮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评价;四是对五四科学思潮的主要内容、五四科学精神以及该思潮与民主思潮的关系、该思潮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研究。     

易经与近代中国科学关系的论争及其文化意义

《易经》是否阻碍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问题,近年来在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必须清楚《易经》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异同,历史上《易经》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否有过阻碍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事实等问题。这场争论的本质是百年文化论战在新时期的继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知识界仍然有太浓厚的文化情结和唯科学主义思想在中国几乎成为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意义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