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内资制造业部门溢出渠道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联系效应的视角对广东省全部内企和国有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经研究发现:FDI对内资企业的水平溢出效应呈U型的门槛效应;前向关联的溢出效应在中级及以下分位水平上的内资企业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并随着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得到改善,呈逐渐增大的趋势;内资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建立后向关联,在各个分位水平上均获得了正向的溢出效应,后向关联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与内资企业相比,FDI对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在溢出渠道和边际溢出效应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生产率进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贡献持续加大,这在带动相关产能、装备、技术和服务输出的同时,也对国内企业产生深刻影响。利用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与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其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企业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企业生产率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来年得到明显提升,随后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企业吸收能力、投资动机和东道国技术水平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相比于包含外资的企业,内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其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为中国企业更好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中,这与传统的投资理论相违背,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这条国际技术溢出渠道。面对迅速增加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中国作为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研究以2004—2013年我国行业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用DEA方法测算了9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来代表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水平,运用Eviews面板回归模型对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业差异明显,通过进一步分析造成该差异的原因,对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行业特征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分析

在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中有近2／3左右流入制造业的情况下，本文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比较区分了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溢出效应，并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如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和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水平）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当内外资企业差距较小或中等，且外资企业相应能力水平较高时，溢出效应才易于发生。     

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内技术溢出与碳排放强度——基于不同耗能产业组的比较研究

提高能源利用技术是实现我国碳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可忽视。以1999—2012年我国3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FDI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直接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并划分高耗能产业组和低耗能产业组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高耗能产业组下降幅度较为显著;FDI对碳排放强度降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低耗能产业组相比,高耗能产业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在技术溢出路径上,FDI主要是通过降低工业行业能源强度从而对碳排放强度发挥作用,但能源结构这一渠道效果并不明显。     

FDI与江苏民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本文利用2000—2007年江苏省分行业面板数据,考察了FDI技术溢出对江苏民营制造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民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率7.7%,技术变动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根本原因;行业内水平技术溢出、前向关联溢出和后向关联溢出通过促进技术变动,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技术效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后向关联溢出能显著地提升纯技术效率,而水平技术溢出则有利于规模效率的改进。     

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通常被认为是先进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重要渠道,本文运用我国各地区的1997～2003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流入对我国的知识溢出效应并非普遍认为的那样显著,FDI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原创性的科技能力无显著影响.因此加大国内研发投入,才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随着中国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FDI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成为研究热点,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有的研究FDI技术溢出的途径和机制;有的用计量的方法来测定FDI技术溢出的大小以及成立条件;有的讨论FDI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论文将围绕这三个研究方向,就近年来我国学界对FDI技术溢出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技术体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的计量分析

本文从技术体制这个新的视角,分析了影响FDI行业内溢出效应以及FDI技术扩散的因素。基于对我国28个制造行业1999年到2002年面板数据的计量统计分析,得到结论:对于FDI总的溢出效应,行业技术机会越少、知识基础越倾向于应用科学、行业的技术轨道流动性越弱,FDI溢出效应越容易发挥;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对FDI溢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创新独占性和外部知识可获得性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在本文的统计结果中并不显著。而技术体制对FDI技术扩散的作用则略有不同:技术机会、创新独占性和技术轨道流动性的反向作用在统计结果中十分显著,其他技术体制因素对FDI技术扩散的影响在本文的统计分析中没有得到体现。这一结论对我国的引资和我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追赶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差距对煤炭企业跨区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影响

本文以西部能源富集地省区为例,探讨技术差距对煤炭企业跨区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显示,与FDI技术溢出迥异,技术差距越大越有利于技术溢出,技术差距较大组得了更高的技术效率.而技术差距较小的样本容易获得企业跨区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带来的技术进步,较大组的技术效率贡献大于较小组带来的技术进步.     

对我国制造业FDI溢出途径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9-2006年我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同时进行了检验。为了避免外资测度变量选择的偶然性,本文分别选择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数比重作为外资测度变量,以考察外资溢出效应发生的不同途径。检验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水平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和前向溢出效应,而且水平溢出效应和前向溢出效应是非线性的。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分析

基于2009-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年度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FDI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和空间集群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存在负效应,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大气环境质量.我国可采用跨区域合作的形式治理大气污染,国内投资部分更应该注意采取措施环保措施.     

FDI促进内资技术创新产生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实证分析FDI于1996—2008年在我国信息通信行业的溢出效应,证明FDI促进了内资的技术创新,而FDI和内资的技术创新都提高了内资的生产效率。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内资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即FDI对内资效率的溢出效应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内资技术创新实现的。FDI不同参与形态对内资技术创新和内资效率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 --来自各地区的经验证据

是否获得溢出效应是评价东道国引进外资实绩、调整东道国外资政策的重要依据.利用1991-2002年的省际资料,本文测度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外溢效应,分析了影响外溢效应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通过提高国内科技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率,外资对我国的科技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资对我国科技创新的边际溢出效应不断提高.但外溢效应存在着地区差异,这主要源于各地区在宏观和微观吸收环境上的差异.     

异质性视角下FDI溢出技术的吸收主体探讨与最优区间设计

本文从内资经济“异质性”视角出发,利用2000-2007年江苏省分行业面板数据,动态考察了FDI对江苏内资企业的行业内与行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的进入,对江苏省内民营企业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却不显著,FDI通过后向关联溢出促进了民营企业产出的增长,但对国有企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却为负.其原因在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的产业选择与产品定位.后向关联溢出是比水平溢出更重要的溢出途径,民营企业是比国有企业更重要的技术溢出的吸收主体.     

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对北京市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吸收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吸收外资最多的城市之一。本文利用北京市制造业2001—2004年产业面板数据，对制造业外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进入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但外资对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可能能够促进外资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利用外资对于本地产业发展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地方政府既要看到外资积极的一面，也要注意防范风险。     

FDI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分布差异与投资区位选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本文以挖掘FDI区域分布绩效的差异性为目标，引入评价要素的时滞效应，构建动态Malmquist模型，以中国省域为例，从能源、人力、物力、开放度四个方面，深入剖析FDI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分布差异。继而，基于多维尺度可视化分析，将绩效结果解析为代表纯技术、规模效应兼顾的硬实力和代表创新效应的软实力，分阶段评析FDI区位选择的侧重维度。研究发现，FDI区域分布的差异性通过各分解效率指标得以清晰反映；中国FDI投资区位选择的侧重维度逐渐向多指数共同提升的FDI巧实力转型。此外，注重“一带一路”等政策红利的长效发力，结合本地要素因地制宜，是增强FDI投资区位选择优势的关键。     

研发投入、FDI的R&D溢出与自主创新效率的研究——基于重庆制造业的面板数据(2000-2007)

运用重庆制造业2000-2007年12个行业面板数据,定量评估FDI的R&D溢出及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对该行业自主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就行业整体而言,FDI、企业自身R&D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对其自主创新效率的提高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FDI和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对行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效率提高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研发资本投入对其没有明显影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FDI对行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企业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却起到了重要作用.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Croatian busines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The most advanced and new technologies are created by leading firm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Global expansion, strategic outsourcing or off-shoring in leading companies has been growing to enrich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while technology transfer of leading firms has been of more interest to emerging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catching up and following the trajectory of economic growth prov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mong various channels to acquire new technologies from leading firm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echnology can be transferred to subsidiaries in emerging markets. However,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ol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feedback loop from FDI remains still scarce. Thu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FDI on businesses in partial or complete foreign ownership,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foreign companies on domestic firm performance through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foreign companies. This paper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investment climate for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intensifying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innovations in the Croatian economy. 145 firms responded to the survey we conducted for foreig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in Croati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hypotheses with respect to effects of FDI on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domestic Croatian firms. This study identified critical factors affect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Croatian firms. The result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subsidiaries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toward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